张学良晚年,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起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事,他对于周恩来、叶剑英印象很深,而对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一问三不知。
张学良说周恩来,“他能成为主角,什么玩意儿都能来得好。”赵一荻补充说:“周恩来这个人值得人们敬佩。”而对于叶剑英,他说:“他是很激烈的。”而且一直都是很强硬的。
张学良言其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他的理念“攘外安内”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相左。当时他对于共产党,不是放到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高度上来看的。他说:“(对共产党)不是敬仰,那是大家感情的关系,中国人都一样,朋友关系。”应当说,他与杨虎城和共产党、红军搞的西北大联合,是出于自保目的,站位并不高远。
而对于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却说:“不知道,那是他们共产党的事情,那时共产党不是跟苏联,是所谓的第三国际。当时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对于中共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他除了知道双方打仗,互不相容之外,还知道周恩来和蒋介石共过事,“他原来是蒋先生的政治部主任。”
对于“队友”杨虎城,他说是个“小角色”。
对于原南开大学张伯龄对周恩来的评价,他说没有听说过。
对于中共和国民党蒋介石是否有提前试探性的接触,并做了一些具体的安排。张学良说:“不,不,那是中央个人的事,与我无关系。中央政治上的事情我不管,换句话说,蒋先生内圈的事情我不参与。”还说:“那不知道,不知道。”
对于宋庆龄是否帮助中共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沟通,张学良说:“那时中央反对她。”赵一荻说:“她不能影响中央。”
对于陈立夫、陈果夫与周恩来的通信来往,张学良说:“那我不知道。”
而对于蒋介石已经发现他与共产党搞西北大联合,准备把东北军调入福建去,张学良说:“没有,没有。”
如此看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是不知情的,其对政治大环境,亦知之甚少,确实有点“盲动”的感觉。好像在说,他“逼蒋抗日”,是义兄义弟个人之间的事。
看来,还是中共的态度最适合当时的国情:将来的抗日,还是蒋先生领导,共产党不能领导,你也不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