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江南大地，战火纷飞。一个看似平静的午后，殷家坝村的田野上，一位农夫正在专注地锄地。突然，白丹山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打破了这份宁静。不多时，两名＂武工队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求援，称要寻找马区长和辛书记汇报军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访客，这位看似普通的农夫只是摆摆手说：＂我就是个种田人。＂表面上，这不过是战乱年代的一个普通片段，但为何一个简单的摆手动作，却在历史的天平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分量？这个普通农夫的举动，究竟救下了多少革命同志的性命？
一、殷家坝村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殷家坝村位于无锡梅北区安镇镇东部，紧邻白丹山，这里地势开阔，田野广袤。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锡东地区重要的革命据点。1946年初，这里便成为了锡东地区武工队的重要联络点。
说起殷家坝村的革命历史，还得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说起。当时，国民党在这一带连续设立了三个据点，分别位于白丹山南麓、北麓和安镇镇上。这三个据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包围圈，企图切断革命力量的联络线。
可是国民党没料到的是，正是这样的布防，反倒给了地下党更好的活动空间。殷家坝村由于处在三个据点的包围圈中心，反而成了＂三不管＂地带。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在村内发展了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
1946年夏天，一位名叫老何的地下党员在村里开了间杂货店，这间不起眼的小店成了联络站的重要掩护。白天，进进出出的都是来买货的村民；夜晚，却是革命同志们传递情报的关键场所。
为了方便联络，地下党在村里还建立了＂农工联络组＂。表面上，这是个互助生产的农民组织，可实际上，却是一张严密的情报网。村里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就能传遍整个锡东地区的革命队伍。
殷家坝村的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白丹山。这座不算高的山冈，山上长满了茂密的灌木，是天然的隐蔽所。每当敌人来袭，武工队员们就能借助这片灌木丛快速撤离。而且山上有几处制高点，驻守在那里的哨兵能够清楚地看到方圆数里的动静。
1946年冬天，地下党在村里建立了＂群众情报站＂。这个情报站不同于一般的联络点，它将全村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专人负责搜集情报。这些情报员大多是些放牛娃、打柴人，表面上在田间地头干着农活，实则时刻注意着敌人的动向。
就这样，殷家坝村逐渐发展成为锡东地区重要的革命据点。这个看似普通的江南小村，却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背后却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革命身份。
二、国民党的＂火力侦查＂计划
1947年初，国民党在锡东地区的围剿行动接连失利。原本打算一举剿灭当地革命力量的计划，却总是扑了个空。无锡县警备司令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共发动了12次大规模围剿，却连革命队伍的影子都没摸着。
3月15日，无锡县警备司令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上，一名从上海特务训练班归来的情报员提出了＂火力侦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派出伪装成武工队的特务，通过制造假战斗来引诱当地革命力量暴露。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警备司令部从各部队中挑选了50名精干特务，组成了两个假武工队。这些特务不仅要熟悉武工队的行动方式，还要学会说当地方言。为了让伪装更加逼真，特务们甚至专门去学习了武工队常用的暗号和联络方式。
在装备上，这些假武工队也很讲究。他们统一配发了青黑色短衣、草鞋，腰间系着白毛巾作为标识。武器则是清一色的驳壳枪，这都是模仿真正武工队的装束。
3月20日晚，这个＂火力侦查＂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批假武工队25人被派往白丹山东面，他们要在第二天上午与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演一场＂遭遇战＂。战斗的地点、时间、撤退路线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第二天早上，两支部队按计划在白丹山东面展开了假战斗。枪声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假武工队就开始按照预定路线＂突围＂。他们分成了several个小组，分别向周边的村庄撤退。每个小组都携带着一份＂紧急军情＂，打算用这个借口打探各村的地下组织情况。
这些假武工队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说辞。他们会说自己是从某某地区来的武工队，正在执行重要任务时遭遇敌人伏击。然后他们会提到一些革命干部的名字，比如马区长、辛书记等，试图获取村民的信任。
在行动过程中，这些假武工队还特意表现出一副疲惫狼狈的样子，有的还故意弄脏衣服，装作是经过激战的模样。他们还会时不时回头张望，好像真的在担心敌人追击。
这个＂火力侦查＂计划看似周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真正的武工队从来不会在白天与敌人打持久战，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向村民打听地下党领导的下落。正是这些细节上的疏忽，最终让他们的诡计在殷家坝村露出了马脚。
三、胡焕忠的机智应对
胡焕忠1919年出生在殷家坝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村里最早的一批地下党员，他曾多次参与接应武工队、传递情报的任务。平日里，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村里劳作。
1947年3月21日这天，胡焕忠一大早就来到村东的田垄上。这是他常年守望的位置，从这里既能看到白丹山方向的动静，又能观察到通往村里的主要道路。表面上看，他只是在田里锄地的农民。
当两名＂武工队员＂向他跑来时，胡焕忠立即发现了几个反常的地方。首先，这两人虽然衣着打扮都很像模像样，但他们的裤脚却是干净的。按理说，如果真是从白丹山那边突围过来，裤脚不可能不沾泥水。其次，他们虽然表现得很慌张，但脸上并没有剧烈运动后的汗水。
更关键的是，这两人的举止完全不符合地下党的纪律要求。真正的武工队绝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村里打听区长和书记的下落。这是最基本的工作纪律。再者，他们的枪也握得不够专业，一看就是新手。
但胡焕忠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他继续装作一个普通农民，用地道的乡音回答：＂我就是个种田人，不认识什么区长书记。＂说着，还装模作样地挠了挠头，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这时，其中一个＂武工队员＂开始有些急躁，提高了声音说要搜查村子。胡焕忠立即接过话茬，说村里现在都在地里干活，要找人得等到天黑后。这句看似随意的话，实际上是在给对方布下一个口实，让他们无法当即搜村。
接着，胡焕忠又指着远处说，刚才好像看见有人往白丹山西面跑了。这个说法既不会暴露真实的革命力量，又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别处。果然，这两个＂武工队员＂立即朝着那个方向张望起来。
趁着这个机会，胡焕忠假装继续锄地，实际上用锄头在地上划出了一道特殊的记号。这是村里的警示暗号，告诉其他同志有敌人装扮成自己人。这个记号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田垄，但对知情人来说却是明确的警告。
最后，胡焕忠还特意提醒这两人说，村东头有国民党的哨所，建议他们从西边绕路。这番话既显示出了一个普通农民对国民党的畏惧，又进一步验证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如果是真正的武工队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明显虚构的哨所信息。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看似随意但实则经过精心设计的对话和行动，胡焕忠不仅识破了敌人的伪装，还成功保护了村里的地下组织，同时给其他同志们都发出了警告。而那两个冒充武工队的特务，直到离开时还以为只是遇到了一个胆小怕事的农民。
四、＂火力侦查＂计划的失败
胡焕忠的机智应对只是导致国民党＂火力侦查＂计划失败的开端。3月21日当天，类似的场景在锡东地区多个村庄同时上演。然而，由于地下党组织前期做过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些假扮的＂武工队＂处处碰壁。
在殷家坝村东北方向的杨木桥村，一名放牛的孩子发现了可疑的＂武工队＂后，立即用特殊的哨音通知了全村。这种哨音平时听来像是在叫牛，实际上是地下党专门设计的警报信号。当＂武工队＂进村时，整个村子都已经得到了警示。
白丹山西麓的张巷村更是上演了一出奇特的场面。当假扮的＂武工队＂到达时，发现村里几乎见不到青壮年，只有老人在田间劳作。这些老人们说话前后矛盾，指的路径也互相冲突。这实际上是地下党早就设计好的＂糊涂阵＂，专门用来应付敌人的盘查。
到了中午时分，负责接应的国民党部队发现情况不对。按照原计划，假扮的＂武工队＂应该已经打探到重要情报，引出真正的地下党员。但直到这时，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发现各村都出现了异常的平静。
下午两点，一支假扮的＂武工队＂在查探清水潭村时，遭遇了真正的武工队伏击。战斗中，这支假武工队暴露了马脚。他们不仅不熟悉地形，而且在撤退时还走了平时绝对不会走的大路。这场遭遇战让国民党损失了7名特务，其余人仓皇逃窜。
到了傍晚，各村的地下情报网已经将敌人的诡计完全摸清。通过分析各地收集的信息，地下党发现这些假扮的＂武工队＂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总是在白天行动，经常提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革命干部名字，而且对当地的地形和风俗都不够了解。
更重要的是，地下党还发现了敌人布置的后续陷阱。在几个关键路口，国民党都埋伏了便衣特务，准备跟踪那些可能与＂武工队＂接头的村民。但这些特务最终等来的只是来来往往的农民和赶集的商贩。
到3月22日凌晨，参与＂火力侦查＂计划的50名特务仅有35人返回了无锡县警备司令部。行动总指挥在报告中承认，这次行动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打草惊蛇。
这次失败的＂火力侦查＂行动也暴露出国民党情报工作的短板。他们只注重表面的伪装，却忽视了地下党在群众中的深厚基础。一个简单的摆手动作背后，是整个地下组织共同编织的严密防护网。正是这张看不见的网，让敌人的计谋最终落空。
这次行动失败后，国民党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采用更隐蔽的侦查手段。但由于地下党已经提高了警惕，后续的行动也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火力侦查＂计划的失败，成为锡东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情报工作的经验教训
＂火力侦查＂计划的失败，为锡东地区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47年4月，地下党组织专门召开会议，总结这次反侦察斗争的具体做法，并将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
首先是建立了＂三户联防＂制度。每三户村民组成一个联防小组，负责相互通报可疑情况。这种机制看似简单，却能在最短时间内传递信息。比如在后来的一次反特战斗中，仅用了15分钟就让整个村子都得知了敌人的动向。
其次是完善了联络暗号系统。地下党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赋予了特殊含义。锄地的姿势、晾晒的衣物颜色、喂鸡的时间，都成了传递信息的暗码。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外人根本无法察觉其中的玄机。
再次是改进了情报传递方式。以往都是单线联系，容易被敌人跟踪破获。新的制度采用了＂块状传递＂方法，即一条情报同时通过多个渠道传递，即使其中一条线路被破坏，其他线路仍能保证信息送达。
在人员培训方面，地下党也作出了调整。每个党员都要学会分辨敌人的伪装特征。比如观察对方的着装细节、言谈举止，甚至是走路的姿势。1947年5月，就有党员通过观察一名＂游方郎中＂的脚步节奏，识破了他是特务的身份。
群众工作也有了新的方法。地下党员不再直接向群众透露组织的机密，而是教会群众一些简单的反侦察技巧。比如如何利用农具摆放位置来示警，如何用农活动作来传递信息。这样既保护了组织机密，又让群众能够参与到反特工作中。
同时，地下党还建立了＂流动哨点＂制度。在各个村庄的关键位置都安排了观察员，他们表面上是在干农活，实际上负责监视周围的动静。这些哨点每天都要变换位置，既确保了监视的连续性，又不易被敌人发现。
在对外联络方面，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比如利用集市交易、婚丧嫁娶等正常的社会活动来传递信息。1947年夏天，地下党就通过一场普通的订亲仪式，成功将重要情报送到了指定地点。
为了防备敌人的长期潜伏，地下党还制定了＂人员甄别＂制度。对每个新接触的人都要通过多个渠道核实身份，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才能建立正式联系。这个制度虽然增加了工作难度，但有效预防了敌人的渗透。
在武装斗争方面，也总结出了新的战术。武工队改变了以往固定的行动方式，开始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战术。有时故意暴露行踪，实际上是为了调虎离山；有时看似撤退，其实是设下埋伏。
这些经验的总结和制度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地下党的工作水平，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47年底，锡东地区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发展得更加壮大。敌人派出的特务，往往还没来得及打探到有价值的情报，就已经暴露了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