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县风光）

明朝嘉靖年间，成都府下有个县城，名字叫做彭县。

彭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这是个县级县，由成都市代管。

彭县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北到龙门山，南隔青白江，这里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活劳作，所以您看这个地方还是很宜居的，彭县一年四季气温变化不大，雨量也很充沛，水文更加发达，大小河流将近一百条了。

彭县人喜好种植牡丹花，彭县的牡丹，有野趣之美，更兼花大盈尺，颇有富贵之姿，南宋诗人陆游更有云：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

作者很多年前还曾经偶然去过彭县一次，当地特产一种莴笋，皮薄肉厚，鲜绿质脆，味道非常不错。

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明嘉靖年间的彭县，开始说起。

当然了，这个故事最早是由马伯庸老师写在他的经典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第五章节“胥吏的盛宴”中，马老师写的十分生动，比较具体，也特别专业，篇幅更长，故事线当然更加完整，我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简略一点，就当是抛砖引玉，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原文。

嘉靖二十年整，公元1541年，一个叫做陶成的人，成功入职彭县衙门，成为了衙门里的一名书吏。

这明朝的衙门具体是什么样的，读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县衙去转一转，这是如今仅存的三座古代县衙中唯一的明代县衙建筑。

这明朝的县衙啊，里边的架构其实很简单，人手也不多。

县衙的一把手，那当然就是知县，知县往下有两个佐官，一个叫做县丞，一个叫做主簿。

这个县丞，就等于是二把手。

而主簿这个官职，隋唐以前的时候权力还比较大，东晋大司马桓温治下有个主簿叫做习凿齿，当时就堪称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什么事儿他都能管，因此时人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主簿基本上就属于文职工作了，主要负责户籍和文书，政治权利基本就没有了。

那有读者可能问了，说不对啊，我怎么记得县衙里应该还有一个叫做县尉的职务，主管刑罚和缉捕工作呢？

以前的确是有，但是明初就废除了。

（明代衙门）

所以知县，县丞，主簿，这就是明代一个县衙的领导班子。

那么领导班子下边呢？清人吴敬梓在他的著作《儒林外史》中写道：

“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过年过节了，衙门里的这些员工，肯定都要到知县这里来送礼。

而这些员工，则同属于一个叫做“三班六房”的机构。

三班六房，我们要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三班，三班里都是捕快，专门负责维护治安，六房，分为礼房，刑房，户房，工房，兵房，吏房六个部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cos中央朝廷的小型六部，中央六部管天下民生经济军事等等，而六房则主管一县之地的事务。

知县，县丞，主簿，我们称之为官，而三班六房的这些从业者，我们称之为吏。

官是朝廷命官，这都是有朝廷正式任命的，吏就不同了，他们没有官阶品级，很像是现在的合同工临时工之类的。

说像，其实也不像，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吏员，因为明朝的知县是流官，短的干个两年，长的干个三年就调走了，他们不会长久的在一个地方执政，基本上都是外乡人初来乍到，还没混熟就调任他处了，但小吏不同，小吏都是本乡人，他们的职务更多的是世代传承，家族里世世代代都是做这个的，他们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他们本人对当地的情况也更为了解。

比如你做知县，底下这帮小吏愿意配合你，你的工作还好做一点，可他们要是跟你不对付，想要使坏，那你也是防不胜防。

所以，做知县的，你既要倚仗这帮小吏为你干活，更要提防他们憋着坏对付你。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陶成，他是六房中吏房的一个书吏，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彭县一县之地各种人事上的调动，你说他权力大吧，不是很大，因为一县之地能有多少官职，又能有多少重要的职务，但是你说他权力不大吧，某些角度看也很大，因为一县之地的各种人事档案，整个衙门的升迁任免，都要经过书吏的手。

（吏房书吏陶成 形象）

打个比方，比如你是彭县人，你要在彭县做官也好，还是要到别的地方求个功名也罢，你的原始档案就都掌握在吏房书吏的手里，书吏要整你那很简单，把你的档案给改个乱七八糟，屎盆子给你一扣，基本上你前途就没有了。

所以，以书吏举例，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六房各部门的小吏，因为他们多少都能管点事儿，手里有点权柄，那么他们就可以靠着职务便利创造生财之道。

所谓生财之道，无非就是贪污腐败，以及勒索受贿。

陶成这个人，不是善吏，他到彭县衙门上班，目的就是为了捞钱赚外快，因此他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就可劲儿营私，疯狂敛财，那小日子过得是相当不错。

几年之后呢，我们的二号主人公也出场了，是一个叫做陈佐的人，他也入职到了彭县衙门，在户房担任小吏。

吏房管人事，其实说白了油水并不能算太大，但是户房可就不一样了，因为户房主管一县财政和税收工作，这是个需要大量经手钱粮的部门，想要贪污搞钱，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该说不说，彭县衙门里好人真是不多，老前辈陶成贪污，新员工陈佐比陶成贪污的还狠，到了户房之后疯狂篡改账目，几个月时间比陶成几年时间搞得钱还要多。

这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贤人和贤人之间惺惺相惜，坏人和坏人之间那也早就闻着味来了。

陶成一看陈佐，说你小子不是好人呐，陈佐一看陶成，他也是会心一笑，说哥们你也挺坏啊，俩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很快熟络起来，进而狼狈为奸，开始整天在彭县衙门里组队干坏事儿。

干坏事儿，当然是人数越少越好，因为参与的人越多，这暴露的风险就越大，而陶成和陈佐之所以要联手，是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干一票大的。

时间来到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彭县衙门发布了一条命令，要在彭县当地招募一批百姓，来为衙门做工，由吏房和户房来操办这个事情。

什么叫做工呢？说白了就是在本县招募一批百姓，让他们来衙门里做一些杂活，比如喂马啊，砍柴啊，做饭啊，打更啊，送信啊，或者衙门盖个房子修个桥，都需要招募百姓来帮忙。

衙门往百姓的身上摊派徭役，那么自然要管饭，要给人家安排住的地方，还要给人家发工资，反正说白了就是要花钱。

（户房书吏陈佐 形象）

既然要花钱，那么户房的陈佐就可以从中克扣。

那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到衙门里来，组织安排就要由吏房来负责，衙门指派的工作有好有坏，有轻松的有劳累的，有清汤寡水的，也有油水很足的，谁能干好活儿谁轮上次的，那就都是陶成说了算。

比如，有个叫做刘选的百姓，被摊派的工作是送信，这个工作就比较辛苦，因为要经常这跑那颠，翻山越岭的去送交信件，路好走一点还能骑马，路不好走，那就得全程徒步，累死人那纯是不偿命。

刘选不愿意去送信，那么他就得贿赂陶成给他换个工作，陶成收了钱之后给刘选安排了另外的差事，而把送信的工作指派给了另外一个百姓刘本敖。

而且，在刘本敖身上，陶成还能收钱，因为刘本敖不在本次衙门摊派工作之列，您看，刘选不乐意干的活儿，刘本敖可是抢着去干，可刘本敖想要去送信，就需要陶成在这个人事资料上把他的名字给后加上去，这就还得再掏钱孝敬。

后来刘本敖干脆又贿赂给陶成不少钱，因此在衙门里还混上了个捕快。

可以说，这次衙门招募百姓做工，陶成和陈佐是“强强联手”，那赚的又是盆满钵满。

陶成和刘佐不仅能在摊派徭役的事情上捞钱，在衙门里，他们也能从同僚的身上赚取钱财。

比如，彭县衙门里有个叫做王廷用的捕快，岁数挺大了，按规定应该退休了，但是王廷用不太想走，因为做捕快有钱赚，油水多，而且属于是基层执法人员，在社会上还算有点面子，他就不想要放弃这个岗位，于是王廷用找到陶成，给了陶成不少钱，陶成收了钱之后事儿办的也相当利索，把王廷用的资料一改，有钱能使鬼推磨，八十改成十八也没问题，反正肯定是能让王廷用晚点退休。

王廷用一看陶成办事儿挺靠谱，于是又给陶成介绍了自己的亲戚王廷美，说我这亲戚是个文化人，能识文断字，做个文职没问题，您看您有没有手段，把我这兄弟给弄进衙门里，也让他吃上一份皇粮呢？

陶成说没问题，只要钱到位了那都不是事儿，于是王廷美重金贿赂陶成，陶成一安排，直接把王廷美送到了户房做吏员。

这当然很简单，因为人事工作本来就是陶成负责，而至于把王廷美给安排到户房那更容易，直接跟原本就在户房的陈佐打个招呼就ok了。

贪污，腐败，受贿，插手人事任免，您说陶成和陈佐不过两个小吏，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

而且这常在河边走，哪儿有不湿鞋，人在江湖混，早晚要挨棍，俩人干坏事干的这么肆无忌惮，就不怕哪天露馅了么？

（主簿王仲杰 形象）

他们还真不怕，因为陶成和陈佐早就买通了彭县的三把手，也就是主簿王仲杰，有王仲杰给他们撑腰坐后台，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这做领导不怕你糊弄老百姓，别说主簿王仲杰给他们做保护伞，就是县丞和县令，也未必不知道底下人的这些猫腻，但是问题是，你作为领导，你如果不让他们营私，不让他们有点赚头，他们就不会给你好好工作，那么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糊弄老百姓没有关系，只要不糊弄到领导头上就可以了。

这么看，陶成和陈佐根本就是肆无忌惮，因此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是越做越大。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到了彭县向朝廷缴纳赋税钱粮的时候。

缴纳税赋这事儿没什么，但是问题是，官府是不会挨家挨户的去收粮食的，彭县的百姓们必须以个人为单位，主动把粮食送到衙门里去。

那么从百姓家里把粮食运到衙门的这个过程中，就又产生了一个由衙门摊派下去的职业，我们称之为解户，说白了就是运粮食的。

彭县富裕，当年朝廷征收的税额是六千六千石，这么多粮食可就得不少解户来运输，于是彭县衙门找来六十二个解户，平均算下来，每个解户大概要运输一百零六石的粮食到衙门。

而负责指挥调度这些解户的，还是陶成和陈佐。

这其中有什么利害关系呢？因为，这六十二个解户在分配运输粮食的份额时，不一定是平均的，谁运的多，谁运的少，那都是陶成和陈佐说了算的，而且这个解户的工作属于是义务劳动，没工资，那么肯定大家都想要运的少一点，可是如果你想要运的少，那你就要找陶成和陈佐疏通关系，你掏钱了，你的工作才能轻松一点，所以陶成和陈佐又在这帮解户的身上赚了不少钱。

这六十二个解户里，有五个解户，值得单独提一嘴，分别是：杜山，张冯刚，江淮，易本真，龚本舟。

（解户杜山 形象）

为什么要单把这五个人拉出来说的，是因为这五位仁兄应该是在参加工作前没有给陶成和陈佐行贿，因此他们的工作十分不好干。

怎么说不好干呢，这些没交钱的解户，比如他们收上来十升粮食，到了衙门里，捕快王廷用贪一点，户房的王廷美和陈佐贪一点，吏房的陶成再贪一点，凡经手人员，什么衙门里的张三啊，李四啊，王五啊，这个拿点那个拿点，结果入库之后就只剩下五升了。

当然具体的这个贪污过程可能不一定是作者说的这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正说白了一句话，这些被贪污掉的粮食，最终追责都会追到解户的身上。

要么说你作为解户没收齐粮食，要么说你收齐了，但是你肯定是贪污了。

因此，彭县的粮税工作完成之后，在陶成陈佐等人的贪污腐败下，一核算账目，果然少了四十石八斗七升的粮食。

粮食少了，这是大事儿，先不说朝廷知不知道，地方上的御史肯定是不能纵容这种行为，于是，来彭县巡查的的一位姓鄢的御史立刻介入了调查。

要说查，还不太好查，因为当时彭县知县和县丞的位置一直空缺，彭县的工作一直是由主簿王仲杰来主持的。

你要问王仲杰怎么回事儿，王仲杰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他只会说我就是个文秘，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所以，鄢御史干脆拉来了隔壁垫江县的胡知县，让胡知县异地办案，调查事情原委。

垫江县在今天的重庆，距离四川彭县那就已经很远了，现在你开车的话，从垫江出发到彭县，也需要四个钟头，所以胡知县虽然被临时拉了过来，他也未必清楚内情，一番调查之后，胡知县在陶成和陈佐等人的诱导之下，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缺少的粮食，肯定是被这次运输粮食的解户们给贪污了，因为彭县的这些吏员们的常规操作就是这样的，他们把粮食贪污掉之后，会把这个责任转移到解户们的身上，让解户们替他们背锅。

那么具体是哪几个解户呢？当然就是一开始没有给陶成陈佐行贿的杜山，张冯刚，江淮，易本真和龚本舟。

（明朝县令 形象）

胡知县着急回垫江，于是立刻就要抓这五个解户治罪，反正你到底有罪没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罪过。

胡知县要治五个解户的罪，户房的小吏陈佐很快嗅到了发财的机会。

于是，陈佐找来这五个解户，说你们完蛋啦，上头派人要治你们侵占钱粮的罪过，小则流放，大则杀头，那如果你们想要活命，凑点银子给我，哥就把这事儿给你们摆了。

陈佐一顿恫吓，众人吓了个够呛，解户张冯刚，江淮，易本真，龚本舟赶紧掏钱保命，只有这个杜山，冷哼一声是扬长而去，一块钱也没掏出来。

在杜山来看，粮食是你们衙门里的这些小吏贪污的，现在反而把贪污的罪名扣到我一个解户的头上，如今东窗事发了，要我们顶包，我们不想顶包，就还得向你行贿掏钱，这不扯呢么？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这钱，杜山肯定是不给了。

剩下四个解户给了钱，陈佐收钱办事，他首先捏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解户，名字叫做张江本舟，然后把张江本舟和没给钱的杜山报给了胡知县，说这四十多石的粮食，都是这俩人贪污的。

张江本舟这个人是虚构出来的，而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人出来，当然只是为了替解户张冯刚，江淮，易本真，龚本舟这个四个花钱保平安的顶罪，因为胡县令只追查粮食，而不追查人，只要把缺少的粮食补上了，那么他就回垫江了，而杜山不愿意掏钱，陈佐当然也不会管杜山的死活，直接就把杜山给供了出去。

陈佐和胡知县说了，说下官已经查明了，贪污粮食的是俩人，一个杜山，一个张江本舟，胡县令说人查到了那就好办了，按照《大明律》，侵吞皇粮这是大罪，要么这俩人先坐两年牢，坐完牢之后再流放五年，要么就花钱抵罪，没钱用粮食抵罪也可以，胡知县我大人有大量，不罚太多，叫杜山和张江本舟这俩人一共掏七十二石粮食给衙门，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罪过我也不追究了。

（《大明律》 局部）

张江本舟这人本来就是虚构出来的，彭县地界上压根就不存在这么一个人，胡县令罚俩人一共七十二石粮食，那么平均一份，一人就是三十六石。

张江本舟这三十六石，当然是由冯刚，江淮，易本真，龚本舟这四个人在背后凑钱交给官府，他们交了钱就没事了，可对杜山来说，这却完全是灭顶之灾。

他连贿赂陈佐的钱都拿不出来，他上哪儿去凑这三十六石的粮食？

凑不出来粮食，两年牢狱之灾倒还好说，五年流放，十有八九是被弄到辽东去戍边，那还有个活着回来么？

陈佐啊陈佐，你这是把我往死里逼啊。

但是，杜山虽然是个普通百姓，可他却绝不是一个肯轻易服输的人，他怎么琢磨怎么感觉不是滋味，这次运输粮食的六十多号人都是同乡，都是本地人，杜山不说都认识，但他至少也混了个脸熟，从来没听说过有张江本舟这么一号人，杜山一调查，才发现这个什么张江本舟，根本就是陈佐虚构出来的，这说来说去，衙门就是因为自己没行贿，没掏钱，因此非要揪着自己不放，就是要收拾自己。

既然横竖都是死，杜山干脆来个了鱼死网破，他一纸诉状，直接把彭县衙门大大小小的这些官吏全都给告了。

而且，这个杜山告状的角度非常刁钻，他没有替自己伸冤，而是直接控告彭县衙门的主簿王仲杰，捕快王廷用，户房小吏陈佐，吏房小吏陶成等等一干人，说他们历年来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各种违纪违法，杀人越货，修改钱粮账册，贪污公款，插手人事系统，干扰司法公正等等，简直是坏事做尽了，等于是杜山一个人把整个彭县衙门都给挑了。

这封诉状，抵达成都府衙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十月。

成都府里的大官那就很多了，什么知府啊，推官啊，他们都能受理这个案件，但是问题是，杜山的这封诉状，他不会说直接就送到知府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大部分情况也是先送到成都府衙的吏员手里，杜山的诉状送来的时候，当时府衙里正好有两个小吏值班，一个叫做杨汉采，一个叫做刘景高。

杨汉采的级别比刘景高要大一点，杨汉采相当于是师爷的那种角色，而刘景高则属于是打杂送信的。

杨汉采收到杜山的诉状之后，他不能说直接拿着就去送到知府手里，因为知府是很忙的，很多事情都必须下面的人都梳理好了才能找知府来处理，这领导往往不负责解决问题，领导只负责给个结果，所以杨汉采看完诉状，他就明白杜山的这个告状很复杂，别的不说，首先就得把涉案人员，也就是彭县的这些大小官吏全都叫到成都府衙门来问话，所以他立刻命令刘景高亲自跑一趟彭县，让刘景高把涉案人员全都叫过来，所以刘景高相当于是送传票的，当然那个时候不叫传票，而叫做牌票，其实性质倒差不多。

（衙役刘景高 形象）

刘景高得了命令，快马轻装，二话不说就往彭县奔，两地之间不算远，我们现在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刘景高如果动作快，办事又靠谱的话，当天去，当天就能把一干涉案人等给领回来。

然而，刘景高才刚到彭县，就被彭县衙门的捕快刘本敖和王廷用给拦住了。

这俩人，这都是陶成陈佐的手下。

陶成和陈佐本领挺大，杜山前脚跑到成都府去告状，后脚他俩就知道了消息，更听说成都府已经派人来了，所以立刻让刘本敖和王廷用来阻拦。

他们拦住刘景高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尽量拖延刘景高的办事效率，因为刘景高要把彭县衙门里的涉案人员叫回成都府衙，他至少得到彭县衙门走个流程，宣布一下命令，而如果不让他把命令带到彭县县衙，那么这事儿就可以一直拖着，那就等于是刘景高的牌票一直没送到。

牌票没送到，那就不能立案，不立案，那大家就都相安无事。

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禁不住拖的，往往一拖再拖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为了稳住刘景高，彭县衙门里的这些小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使用了浑身解数。

捕快刘本敖搭桥牵线，给刘景高在彭县找了个女人，这女人名字叫做赵氏，生的妖艳，平时更不检点，刘本敖说刘大人舟车劳顿，我先给你安排地方住下，于是直接就把刘景高给送到了赵氏的家里。

赵氏呢，当然是极尽诱惑之能事，把刘景高迷的是神魂颠倒，刘景高自此在赵氏家长住，俩人是尽行苟且之事，刘老兄早把自己的工作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刘本敖使美人计，而王廷用则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请，把刘景高的伙食安排的是妥妥的，天天带着刘景高下馆子，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这还不算，陶成和陈佐还经常登门拜访，动辄就是几两银子几两银子的馈赠，当然说白了就是行贿。

这么一条龙服务安排下来，刘景高更加不想走了，他是整日吃喝玩乐，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彭县衙门里的这几个小吏渐渐也和刘景高混熟了，有一次他们和刘景高一起吃饭，趁着刘景高喝多了，陶成偷偷把刘景高身上的牌票给拿出来看了一眼，这不看不要紧，一看，陶成还真看出点问题。

牌票上，杜山把主簿王仲杰，吏员陶成，陈佐，捕快刘本敖，王廷用，以及大大小小的彭县官员都给告了个遍，就差马夫打更使唤婆子没告到了，但是这份密密麻麻的被告人名单上，却唯独少了户房吏员王廷美的名字。

按说杜山仇视的是整个彭县衙门，他恨不得把整个彭县给告个底朝天，可为什么却唯独略过了这个王廷美呢？

（古代书吏 画像）

陶成脑袋一转，很快想到，自打当年给王廷美介绍工作，让他进了衙门之后，王廷美就一直跟哥几个不对付，他这人性格也很古怪，平时更不怎么和大家来往，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彭县犯罪集团”的成员啊。

我说呢，我说杜山一个老百姓，目不识丁，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人，他怎么有胆量跑到成都府衙去告状，而且还知道那么多的内情呢？肯定是王廷美这货反水，在背后偷偷帮助杜山。

虽然这只是猜测，但是对陶成来说足够了，反正他本来看王廷美也不顺眼，所以干脆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主簿王仲杰，王仲杰一听也很震惊啊，这属于是组织里出了叛徒啊，于是动用职权，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王廷美给重重打了二十大板，然后将其关进了监狱。

叛徒是揪出来来了，但是问题是，彭县衙门这帮人也不可能养着刘景高一辈子。

这刘景高贪心不足，每天要赵氏陪着他还不算，一天开销高达数十两银子，照他这么花钱，彭县衙门早晚让他给花破产了。

而且，成都府衙看刘景高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很快还会另派他人来送牌票。

所以，光是盯着一个刘景高没用，彭县衙门还得想别的办法。

这个时候，一个叫做鄢乾的人走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个鄢乾，和捕快刘本敖是亲戚，而且还是关系挺近的那种，目下在成都府的刑房工作，主要负责成都府衙的监狱管理。

于是，刘本敖找到鄢乾，说明事情原委，希望鄢乾可以帮帮忙，让这第二道牌票送的晚一点，反正说白了就是让鄢乾也拖延一下子。

当然，活儿不是白干的，彭县衙门出资，给了鄢乾不少银子，鄢乾拿了钱欣然应允，回到成都府衙之后，他立刻找到了府衙户房的吏员黄德，跟黄德说，黄哥啊，朋友托我办事儿，要把杜山的案子拖一拖，想把第二道牌票晚点送，我在监牢工作，我管不了这事儿，您在户房上班，您做办公室，这事儿能不能办成就您一句话，所以请您帮帮我，好处少不了您的。

黄德听完，只反问了一句话：哥们你疯了吧？

（户房官吏黄德 形象）

黄德这种反应，不是没有原因的，只因为时年成都府衙的知府，成都地区的一把手，是一个叫做蒋宗鲁的人。

蒋宗鲁，字道父，嘉靖十七年进士，他这个人，生平是最爱为民请命，性格上嫉恶如仇，嘉靖年间权臣严嵩当道，就连徐阶那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偶而屈身事贼，但蒋宗鲁却敢和严嵩直接开干，您可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最见不得当官的欺负老百姓，你在他手底下整事儿，帮助恶吏欺压百姓，你不纯纯是作死么？

听黄德这么一说，鄢乾也老实了，帮助彭县衙门的事情他也只好作罢。

鄢乾帮不上忙了，那么成都府衙的第二道牌票，很快由衙役杜廷玉送到了彭县。

要知道，这杜廷玉一旦到了彭县衙门送了牌票，彭县衙门里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就都得跟着杜廷玉回去，您要是抗命不遵，您不去，那完了，那您就属于抗命不遵，无罪也变有罪了。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彭县主簿王仲杰只好是硬着头皮接收了牌票，然后派出几个衙役，要把陶成，刘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捉拿归案，遣送成都，当然，他本人也得跟着去。

但是，王仲杰派出去的衙役，并没有去捉拿陶成等人，而是跑到了杜山的家里，二话不说就把杜山捉住，押送到了彭县的监牢。

而至于陶成等人，早就在王仲杰的授意之下，提前躲了起来。

王仲杰抓杜山做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杜山是这起案件的原告，他控制住杜山之后，不管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只要能让杜山撤诉，不告了，那么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剩下的陶成等人也没闲着，他们买通了彭县百姓高汝冲，段自成，以及赵伟。

买通这仨人做什么呢？当然是为后续的事情做准备。

一旦杜山撤诉，是不告了也好，是承认自己是诬告瞎告也罢，那么一切就都绕回了原点，杜山就还欠着衙门三十六石的粮食呢，而这个时候高汝冲，段自成，以及赵伟则可以假装站出来，说我们跟杜山都是哥们，穿开裆裤长大的，他欠的粮食我们帮他还不就得了么。

当然，杜山根本就不会认识这仨人，这仨人也只是工具人，用不着他们真掏粮食，这三十六石的粮食，后续会由陶成陈佐等人自掏腰包补上。

这向来是只有陶成陈佐等人从老百姓的身上讹诈搜刮钱财，还没听说过他们要替老百姓还钱的，可是这回不一样，你不替杜山把这个钱掏了，他肯定不撤诉啊，所以为了让杜山就范，彭县衙门必须放点血。

对于已经身陷囹圄的杜山来说，这也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因为他和彭县衙门唯一的矛盾，就是这平白无故多出来非让自己掏的三十六石粮食，现在不用自己掏了，他也愿意撤诉，案子从这一刻就可以终止，既然案子终止了，原告不告了，那么从成都府衙来的杜廷玉的这张牌票就不用发了，直接回去结案就得了。

万事大吉，可以说一切都万事大吉。

所有人都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第一次来送牌票的成都府衙役刘景高还在赵氏家里待着呢，这哥们这么长时间愣是没回去。

而且，第一次派去彭县送牌票的刘景高没回来也就算了，第二次派去送牌票的杜廷玉也没回来。

（古代诉状 局部）

那杜廷玉因为什么没回来呢？因为本来他是拿着牌票，要把杜山状告的这些人全都带回成都府衙问话的，但是在彭县主簿王仲杰的运作下，杜山又不告了，但是就算是不告了，也要把之前的诉状取回来，要再写一份撤诉的申请，反正就算是撤诉了，这个流程也很复杂，不是一天两就能办完的，事情还没彻底结束之前，杜廷玉必须在彭县等待最终的结果，有了这个结果之后，他才能返回成都府衙。

这些缘由，在成都府衙负责遣人发牌票的杨汉采可都不知道，所以他干脆又派出一名衙役去彭县送牌票，一是要传唤杜山案件的涉案人员，二是要查一查刘景高和杜廷玉这俩人到底干嘛去了。

第三次送牌票的衙役，叫做齐表。

这个齐表啊，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只管完成任务，到了彭县之后他立刻找到了刘景高，杜廷玉，要把俩人捉回成都府衙问责，还要把彭县县衙里的一干涉案官员也都带回去。

齐表来势汹汹，但是大家都有对策。

刘景高说，不是我不回去，而是这案子涉案人员很多，一帮人，平时轻易凑不齐，我还得一个一个通知到了，所以我不是没办事儿，而是没办完。

杜廷玉和彭县主簿王仲杰则说辞一致，那就是，不是我们不去成都府衙，而是因为这原告杜山已经不告了，他承认了自己是诬告，案子早就该销了，我们正处理这个事儿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事情还是能这么糊弄过去，齐表回去把情况一汇报，成都府衙的杨汉采知道事情原委，他也就不会再发牌票了。

但是，事情还没完，因为还有一个人被人遗忘了，那就是那个被怀疑是叛徒的小吏王廷美。

这王廷美啊，被打了二十板子，当时就皮开肉绽了，之后又在牢房里蹲了挺长时间，挺受罪，当然本身他就没干什么坏事儿，彭县衙门里的人打他也好，关他也好，不过是怀疑他是杜山的帮手，现在杜山的案子已经摆平了，那么王廷美也就被放了出来。

王廷美到底是不是杜山的帮手，是不是给杜山出谋划策的那个人，不太清楚，但是，是也好，不是也好，他被彭县衙门的这帮人狠狠的收拾了一顿他可是十分记恨，所以王廷美被放出来之后发现杜山竟然没告成，翻供了，彭县衙门里的这些可恶的同僚们竟然平安无事，照旧可以逍遥法外，他是气不打一处来。

但是，生气归生气，他也没想要再干什么。

（户房官吏王廷美 形象）

他知道自己拗不过这么一群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井然有序，上有主簿下有吏的严丝合缝的违法犯罪集团，如果自己能抗衡，之前就不会挨那二十大板了。

但是该说不说，捕快王廷用和刘本敖不是省油的灯，之前为了封住杜山的嘴，陶成他们几个人出钱把杜山的那三十六石粮食给掏了，可陶成陈佐比他们级别高，自然掏小头，大头可都让王廷用和刘本敖拿了，这俩人掏了粮食，心里感觉血亏，想要找补回来，于是就盯上了王廷美，俩人以权势相逼，是今天敲诈明天勒索，王廷美一天挣十块钱，他们得要二十，这纯是没把王廷美当人看。

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子也不能忍了！

因为当时王廷美被放出来还照旧在彭县衙门做事，所以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大肆搜集这帮同僚们违法犯罪的证据，然后自己亲自走到成都府衙，拿着这些罪证又把彭县县衙的大小官员全都给告了。

而且，王廷美顺带着还把刘景高在彭县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耽误工作，杜山被陶成等人逼迫收买因此收回状告的事情全给抖搂了出来。

可以说，王廷美的状告，比杜山的状告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真实性可靠性更高，因为这回王廷美直接把自己搜集到的证据也拿来了。

这一回，接到举报的一线工作人员，还是杨汉采，杨汉采一看王廷美提供的这些东西，知道这回绝对不能含糊了，这彭县的水太深了，之前自己三次发牌票，竟然没一次能把人给弄回来，弄着弄着案子反而还销了，这回他不敢耽搁，转手就把案情汇报给了知府蒋宗鲁。

所有的事情，在这一刻终于败露了。

蒋宗鲁眼里最容不得沙子，眼见彭县县衙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贪污腐败，收贿受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克扣粮饷，私吞赋税，欺压百姓，干扰司法公正等等罪行，差点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最终，彭县主簿王仲杰，县衙户房小吏陈佐，吏房小吏陶成，捕快刘本敖，王廷用，以及玩忽职守的成都府衙役刘景高，曾经收授贿赂的成都府刑房小吏鄢乾，是撤职的撤职，打板子的打板子，蹲班房的蹲班房，流放的流放，全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甚至，就连成都府衙的户房吏员黄德也因为知情不报而被训诫了一番，就连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以及最初告状的杜山，也被追责了。

当然，还有更多在案件中未被提及姓名的小官小吏，都被倒查清算。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彭县县衙这个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邪恶集团，终于倒台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被处理的官吏中，似乎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彭县县衙的主簿，实际上的彭县一把手，王仲杰。

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王仲杰才是这帮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才对，理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杜山还是王廷美，以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是很难直接获取到主簿王仲杰切实的违法犯罪证据的。

王仲杰干坏事儿，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脏活都是他手底下的这帮小吏干的，他反倒落了个清清白白。

苦于没有证据，蒋知府想要收拾王仲杰也没有理由，所以蒋宗鲁对于王仲杰的处理意见是，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据，那就接着让他回去干主簿吧，也是考虑到彭县一直没有知县和县丞，总得留个人主持一下工作。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王仲杰被捉到成都府衙之后，眼见一个一个的部下都落了马，他是越想越害怕，他寻思这别人都流放了，轮到自己还不得杀头啊，于是他干脆趁人不备，翻墙头直接跑了。

这回好了，本来无罪也有罪，主簿直接变逃犯了。

（知府蒋宗鲁 形象）

彭县县衙的事情终于处理完了，铲除贪官恶吏，这是好事一件，快事一桩，但是蒋知府却有点笑不出来。

一个彭县解决了，可大明天下又有多少个情况相同的彭县呢？

一县之地的主官对治下的一滩烂泥不闻不问，甚至充作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这些小吏们但凡有一点机会，都要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谋私。

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协作，相互利用，人事上他们钻出漏洞，财政上他们啃出痕迹，百姓们身上他们搜刮油水，普通人的下情上达被他们拼了命的阻碍，成了痴人说梦。

职务在他们的身上不是一种责任，而变成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便利，稍微有一点点的机会，都要想方设法的为自己谋利。

人伦道德，利益冲突，人间百态，人性善恶，在这一桩并不能算特别离奇的案件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记得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是海瑞质问嘉靖的，我摘录出来，原文如下：

大人，我四岁便没了父亲，家母守节，一人将我带大。

出而为官，家母便谆谆诲之，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

其实，岂止我海瑞一人视君若父，天下苍生无不视皇上若父。

无奈当今皇上不将百姓视为子民，重用严党以来，从宫里二十四衙门派往各级的宦官，从朝廷到省府州县，所设官员无不将百姓视为鱼肉。

皇上深居西苑，一意玄修，几时察民间之疾苦，几时想过，几千万百姓，虽有君而无父，虽有官而如盗。

两京一十三省，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刀俎待割之鱼肉。

君父知否？

那个素来被人称为封建王朝历史上智商最高，情商顶级的明世宗嘉靖，曾经把明朝比喻成一条河流，那么，如果大明是一条河流，那么这些小官小吏就像是一条一条的水蛭。

他们三五成群，密密麻麻的蛰伏在水中，任何一个想要过河的人都会被它们牢牢的吸附，它们发疯一般的吸血，就如同小吏们生长于明朝州府县衙这些基层行政单位一样，明火执仗，为所欲为的残害着，这普天之下的生民。

而这一切，君父，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