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处于社会激烈转化中的欧洲农民

直到马克思自己的时代之前的一代人左右，所有可能的人类文明形式都涉及99%的人口都是农民，为剩余的少数人生产食物和便利设施，让他们可以生活在城市和城堡里，绘画写作，创作音乐，祈祷和发动战争。从波斯到法国再到中国，人类在更高层次努力中的巨大差异只能通过农民个人创造力的“瘫痪”而存在。

现在能阅读这一行文字的每个人都与旧世界的贵族，士绅和神职人员有一个共同点，即农业社会所有农民所缺乏的东西：拥有闲暇时间来识字，并发展与他的工作不同的“个人爱好”和多方面兴趣。

在工业社会来临以前，如果没有这个农民基础，比如农民不种地而是放下犁，在森林里过独立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消亡，人类将没有“休闲阶层”或向更高文明的努力。

随着工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19世纪欧洲的人们不需要有9/10的人口花大部分时间看着韭菜生长来维持文明。在现代农业中，只有极少数人需要成为“农民”，其他人都可以自由玩耍。

今天的现代国家中，大部分人口依然从事农业的有毛里塔尼亚[76%]、厄立特里亚[84%]、乍得[87%]，而其农业产量所占世界的比重几乎为零；

相反，世界粮食的主要生产国的农业人口比重，大麦[俄罗斯，7%]玉米[美国，1,6%]和小麦[中国，18%]等农业主食的顶级生产国处于规模的另一端，随着现代化，人口比重可能会下降得更低。

于是，连卡尔.马克思都会看着这个说：“太棒了。现在连农民都可以像国王一样生活......是吗？”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

事实上，相比之下，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新农民”的条件使欧洲农民的生活比农业社会实质上更惨。当然这时农民的贫困不是像农业社会时期那样的“自然”贫困，就像今天，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工人从欧洲以每日工资50或100倍的价格出售鞋子和衬衫的公司那里获得微薄的“饥饿工资”。

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最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现在的一切依然只是按照其古老的金字塔结构，使其形状略有不同而已。

在整个19世纪，某位资产阶级男子，和农业社会的末位士绅或领主一样——可以每日读书、演奏音乐、参加聚会，他们的女性一看到血就装晕倒——而同时一个工人或农民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工人从他十几岁起，他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可能危及生命的机器中做重复的体力劳动。资产阶级的孩子从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受过完善教育的年轻人”，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已经被工作部分消耗殆尽。

我记得一部BBC纪录片中对英国19世纪末老工人阶级中最后一位在世的女士的采访，她叙述了女孩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尚未完成教育的年龄就变成了驼背和骨骼畸形的（由于她们的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压缩空间中度过）或有机缺陷（由于缺乏阳光，英国曾经征收过窗户（阳光）税，造成大部分底层家庭没有窗户而缺乏阳光）。

马克思将这种剩余的财富分层视为一种遗产，一种从人类生产能力更原始阶段留下的记忆，这种古早的资源分配方式完全不能反映工业力量的巨大生产潜力。

现在是一个依靠工业制造（即没有人需要生活在贫困中）的潜力来“改造”社会实践，并消除金字塔式阶级制度的问题。

但这并没有使（“辩义过程”）的事实无效，即要达到生产力不再迫使社会分层的阶段，人类需要经历农业封建主义，然后是工业资本主义才能达到这一阶段。

下一步，人类的生产力将超越社会的金字塔结构，阶级差异也会消除。但由此产生的人类将是资本主义对人类能力“培养”的继承者——更像有文化修养和追求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像过去的工人那样被定义为生产资料或者商品。

马克思对上述人类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发展总结为社会关系从“实质上[和形式上]的不平等”（i.农业封建主义）到“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ii.工业资本主义）到“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平等”（iii.工业共产主义）之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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