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见一位学生面熟，打听姓名后以为认错，学生遗憾终生

1966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会议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正小心翼翼地为周总理端来一杯清茶。她的手微微颤抖，水珠洒落在桌面上。总理温和地笑了笑，安慰这位紧张的学生。当他仔细打量这位女学生时，忽然觉得面熟，便向旁人询问她的姓名。得知这位学生姓＂贝＂后，总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位名叫贝璐瑛的学生，听到了总理的问话，内心激动万分，她多么想告诉总理：自己就是您曾经的机要秘书龙潜的女儿。可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女学生会让周总理觉得面熟？她为何不说出自己的身份？她与周总理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一、龙潜与周总理的革命情谊

1937年冬，西安事变后不久，龙潜在获释出狱后立即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当时的延安，正是革命圣地，无数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龙潜到达延安后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优异的表现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很快得到组织的认可。

1938年春，组织派遣龙潜前往武汉，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在武汉期间，龙潜表现出色，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龙副官＂。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成为周总理的机要秘书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9年初，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同志担任书记。组织上考虑到龙潜在武汉的出色表现和可靠的政治素质，决定任命他为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在这个岗位上，龙潜承担着许多重要且机密的工作。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龙潜经常需要处理各种敏感文件，并协助周总理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联络。有一次，一份重要的密电需要紧急送达延安，当时重庆特务活动频繁，情况十分危险。龙潜主动请缨，将密电藏在一个特制的铅笔中，装作商人的身份，经过多次周转，最终安全将密电送达。

1941年春，日军加强了对重庆的轰炸，南方局的工作环境愈发艰难。一次轰炸中，龙潜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一批重要文件，周总理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龙潜始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

1943年，组织上考虑到战局的变化，决定调龙潜回延安工作。临行前，周总理特意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会。周总理说：＂小龙啊，这些年你工作很出色，组织上很满意。到了延安后，要继续努力。＂这句话让龙潜深受鼓舞。

在重庆工作的四年间，龙潜不仅见证了周总理为抗日民主事业奔波的艰辛，也亲身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统战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周总理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延安后，龙潜被安排在中央情报部工作。虽然不再直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但他始终牢记总理的教导。在七大期间，他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为革命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贝海燕的革命历程与牺牲

1920年代初，年仅6岁的贝海燕跟随外婆来到上海谋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成为了上海卷烟厂的一名童工。每天清晨4点起床，穿过弄堂里的浓雾，赶往工厂开工。她的工作是将烟丝装进烟纸中，一天要完成数千支香烟的包装任务。

工厂里的条件极其恶劣，工人们常年在充满烟尘的环境中工作。贝海燕虽然年纪小，但她很快就学会了熟练地操作机器。工友们都说她手脚麻利，连工头都对这个瘦小的女孩另眼相看。

1931年，上海爆发了工人运动。当时已经14岁的贝海燕亲眼目睹了工人们举行罢工、游行的场面。一位年长的女工将高尔基的《海燕》借给她看，这本书深深地触动了她。从那时起，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贝海燕＂。

1935年，贝海燕开始接触地下党组织。她利用工厂工人的身份，为地下党传递情报和文件。有一次，她将重要文件藏在烟盒夹层中，成功躲过了巡捕房的盘查。这次经历让组织对她更加信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贝海燕辗转来到武汉。在这里，她遇到了同样投身革命的龙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下结为伴侣。1938年底，武汉沦陷前，他们随李克农等同志转移到重庆。

在重庆期间，贝海燕与邓颖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南方局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邓颖超经常需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贝海燕擅长裁剪，常常为邓颖超改制旧衣服。她将一件旧旗袍改成了新式连衣裙，让邓颖超在出席活动时既得体又不失革命工作者的朴素作风。

1940年，贝海燕怀孕后被组织安排回延安。在延安时期，物资极其匮乏。她主动请缨在儿童保育院工作，照顾革命干部的子女。保育院里常常断粮，她就带着孩子们上山采野菜，用荠菜和野韭菜做成饺子，让孩子们能够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942年，为了支援前线，贝海燕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她带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开垦了一片菜地，种植蔬菜供应保育院。在她的带领下，保育院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为其他单位提供了蔬菜。

1944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贝海燕的生命。临终前，她将自己珍藏的那本《海燕》和邓颖超赠送的裙子托付给同志，希望将它们转交给年幼的女儿贝璐瑛。据同志们回忆，贝海燕走得很平静，仿佛只是完成了一项革命任务。在她的骨灰盒上，同志们放上了一片海燕飞翔的剪纸。

后来邓颖超得知贝海燕去世的消息，特意委托人将一套新的儿童衣服送到保育院，交给了年幼的贝璐瑛。衣服的口袋里，还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像你母亲一样坚强。＂

三、贝璐瑛的求学成长与人生转折

1944年母亲贝海燕去世后，年仅六岁的贝璐瑛被送到延安儿童团生活。父亲龙潜因工作调动频繁，难以照料女儿。1946年，父亲再婚后，贝璐瑛跟随继母搬到了北平。这段时期，贝璐瑛在北平女子中学就读，成绩优异，尤其在外语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天赋。

1958年，贝璐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在校期间，她担任学生会干部，组织了多次外语角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选派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翻译工作，出色的表现受到了领导的赏识。

1962年，正值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国家急需培养更多通晓小语种的外交人才。贝璐瑛响应号召，主动申请转学到新成立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攻读阿拉伯语专业。这个决定让她放弃了在北外继续深造的机会，但她坚信这是为国家需要作出的正确选择。

在二外求学期间，贝璐瑛不仅刻苦学习阿拉伯语，还自学了英语和法语。她常常凌晨四点就起床，在操场上一边跑步一边背单词。晚上熄灯后，她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继续学习。同学们都说她是＂语言天才＂，但只有室友知道她付出了多少努力。

1965年春，贝璐瑛参与接待了来访的埃及文化代表团。她流利的阿拉伯语和对中东文化的深入了解，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埃及学者甚至以为她在开罗生活过很长时间。这次外事活动的成功，让她更加坚定了投身外交事业的决心。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外也陷入了动荡。作为学生干部的贝璐瑛被推选为学校革委会副主席。她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组织同学们开展外语学习小组，在特殊时期坚持着对外语的学习。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周总理来校视察。当时的贝璐瑛作为学生代表为总理倒水。这次偶遇让她想起了儿时在延安保育院时，邓大姐给她的那件衣服和字条。但她最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只是默默地完成了这次服务工作。

这段时期，贝璐瑛依然保持着严格的学习计划。即使在政治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她也会抽出时间练习外语。她创造性地将政治学习材料译成阿拉伯语，既完成了规定的政治任务，又没有荒废语言学习。

1968年底，外交部下发通知，需要选拔一批优秀的阿拉伯语人才。贝璐瑛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出色的外事工作经验，成功通过了考核。这标志着她正式踏上了外交工作者的道路，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在这段求学时期，贝璐瑛始终保持着对语言的热爱和对外交事业的执着追求。母亲留下的《海燕》一书，一直被她珍藏在枕边。这本书不仅承载着母亲的记忆，也象征着她对理想的坚持。

四、父亲龙潜的故事与历史背景

龙潜的革命生涯始于1935年。那年春天，他在上海一家印刷厂工作时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一次工人罢工中，他带领工人们与资方谈判，争取到了工资增长和工时缩减的条件。这次斗争经历让他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底，龙潜经组织安排到西安工作。西安事变爆发时，他正在城内进行地下联络工作。事变和平解决后，他随即奔赴延安。当时的延安，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时期，大批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这片红色圣地。

在延安期间，龙潜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所在的班级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学，此人精通日语，经常为部队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受此启发，龙潜开始刻苦学习日语，为后来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8年，组织派遣龙潜前往武汉。当时的武汉是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各方势力云集。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他负责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联络工作。正是在武汉，他认识了同样在做地下工作的贝海燕。

1939年初，龙潜调任重庆，成为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有一次，他带着重要文件乘船渡江，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查。他临机应变，将文件缝在衣服夹层里，装作晕船状呕吐，成功骗过了特务的盘查。

1943年，龙潜奉调返回延安。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主动请缨到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帮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这段经历让他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潜被派往东北工作。在那里，他参与了接收日伪政权的工作，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他运用自己的日语知识，审讯了几位重要的日伪人员，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龙潜被调入外事系统工作。他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但从不以此向人炫耀。即使是在家中，他也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经历。对女儿贝璐瑛，他更多是以普通父亲的身份相处。

1952年，龙潜再度调任，负责某重要机构的保密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庭。对此，他只在一次家书中简单提到：＂革命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龙潜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亲历了中国外交事业从艰难起步到逐步发展的全过程。作为一名老革命工作者，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他依然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从上海印刷厂的工人到周总理的机要秘书，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工作者到新中国的外事干部，龙潜的人生轨迹映照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他的故事，是无数革命先辈的缩影。

五、贝璐瑛的外交使命与家国情怀

1968年进入外交部后，贝璐瑛被分配到西亚非洲司工作。她第一个任务是整理中东地区的外交档案。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份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相关文件，这份文件上有着父亲龙潜的翻译批注。

1970年，贝璐瑛被派往也门驻外使馆工作。当时的也门刚经历内战，百废待兴。她参与了中国援建也门萨那-荷台达公路的翻译工作。工地条件艰苦，她经常顶着烈日，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进行现场翻译。这条公路后来成为也门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

1973年，她调任埃及使馆。正值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局势异常紧张。她协助使馆处理大量紧急外交事务，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她在翻译重要文件时发现了一处可能引发外交误解的措辞，及时提出修改建议，避免了一次潜在的外交危机。

1975年，贝璐瑛参与接待了沙特阿拉伯王室代表团访华。她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对伊斯兰文化有深入研究。在一次宴会上，她准确使用了古兰经中的典故，赢得了代表团成员的尊重。这次访问为中国和沙特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她被调回外交部，负责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研究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她撰写了多份关于阿拉伯世界局势的分析报告。其中一份关于海湾地区石油政策的报告，为中国制定能源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0年代初，贝璐瑛转任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参赞。在海湾地区动荡的形势下，她协调处理了多起涉及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突发事件。1982年，一支中国建筑队在科威特遭遇劳资纠纷，她连续工作72小时，最终圆满解决了这起事件。

1985年，她出任中国驻突尼斯大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性驻外大使之一。在突尼斯期间，她推动了多项文化交流项目。其中，她促成了敦煌壁画展在突尼斯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在北非展出。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贝璐瑛临危受命，负责协调撤侨工作。她亲自带队前往战区，组织撤离在科威特的中国公民。在一次撤离行动中，她用阿拉伯语说服了执勤的伊拉克军官，成功护送一批中国工人安全通过检查站。

1995年，贝璐瑛结束了驻外使节的工作，调任外交学院教授。在讲台上，她不仅教授外语和外交实务，还经常向学生们讲述自己的外交经历。有一次，她向学生展示了母亲贝海燕留下的那本《海燕》，并用这本书讲述了三代人的革命故事。

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贝璐瑛始终保持着对外交事业的执着。她的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父母的照片，以及那本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海燕》。这本书见证了从上海卷烟厂到国际外交舞台的跨越，见证了一个家族三代人为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