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牺牲前，跟妻子刘思齐一张合影，估计见到的人不多

世人皆知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却鲜有人见过他生前与妻子刘思齐的最后一张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0年10月，正值志愿军入朝前夕。照片中的毛岸英身着制服，目光游离，似有千言万语难以言表；而身旁的刘思齐梳着两条长辫，面容略显忧愁。当时的刘思齐尚在医院养病，她怎能想到，这竟是夫妻二人最后的合影。更令人唏嘘的是，她甚至不知道丈夫此去是赴朝参战，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差＂。这张看似平常的合影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离别故事？为何毛岸英要对妻子隐瞒真相？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细节？

一、生死诀别：最后的深情

1950年10月14日的夜晚，北京301医院的走廊格外安静。时值深秋，医院的梧桐树叶已经开始泛黄。这一天，毛岸英骑着自行车来到医院，前来看望因急性阑尾炎手术正在住院的妻子刘思齐。

这天晚上九点，刘思齐正坐在病床上翻看一本文学杂志。突然，房门被轻轻推开，毛岸英拎着一个纸包走了进来。纸包里装着刘思齐最爱吃的点心，是他特意从北京饭店买来的。刘思齐看到丈夫的身影，既有欣喜，又有一丝埋怨，因为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

在病房里，毛岸英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轻声向妻子交代了四件事情。他说话的语气特别郑重，这与往常的谈话明显不同。第一件事，他希望刘思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完成学业。当时刘思齐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这是她从小就热爱的专业。第二件事，他叮嘱妻子每个周末都要去中南海看望父亲毛主席。自从两人结婚以来，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随后，毛岸英说起了第三件事。他提醒刘思齐要谨慎行事，不要过分表现自己。这句话背后，是他对妻子深深的保护之意。最后一件事，他特别提到要照顾身体状况不佳的弟弟毛岸青。说这些话时，毛岸英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他们聊起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毛岸英还特意提到了明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但因为工作原因无法陪伴。临走前，毛岸英特意叮嘱刘思齐，这段时间他要去一个通讯不便的地方＂出差＂，让她不要担心。

当晚十一点，医院大门口灯火通明。刘思齐坚持要送丈夫到门口。在台阶前，毛岸英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妻子，深深鞠了一躬。这个举动让刘思齐感到诧异，因为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郑重的礼节。毛岸英骑上自行车，在医院门口又回头张望了几次，最后消失在北京深夜的街道上。

这一别，竟成永诀。而刘思齐直到一年后才知道，那天晚上的谈话，其实是丈夫的告别。那四件事，是他精心准备的遗嘱。那个深深的一躬，是他对妻子最后的致意。

二、战火中的选择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办公室里写下了一份请战书。这份请战书的内容简单明了：请求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当时的朝鲜战场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

这份请战书在组织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组织上的同志们都清楚，毛家为革命事业已经付出了巨大牺牲。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在1935年牺牲于国民党监狱，妹妹毛泽建在1929年被杀害，另外还有多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现在，毛主席仅存的长子又提出要赴朝参战，这份请战书一时无人敢做决定。

经过多次请示和报告，这份请战书最终被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案头。当时，毛主席正在处理大量关于抗美援朝的文件。看到长子的请战书，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钢笔，仔细阅读了三遍。

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会上，他提到了毛岸英的请战书。有人建议考虑到家庭因素，不建议批准。但毛主席说，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自己的儿子不能例外。这番话后，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随后，组织上为毛岸英安排了具体的工作。考虑到他在苏联生活多年，精通俄语，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决定让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这个职位需要与苏联军事顾问进行日常交流，翻译重要军事文件。

在入朝之前，毛岸英接受了为期一周的专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军事通讯、密码工作和战场急救等基本知识。他还被告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在朝鲜期间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具体位置和工作内容。

1950年10月中旬，志愿军开始分批入朝。毛岸英被安排在第二批人员中。临行前，组织特意为他配发了两套军装、一支手枪和必要的防寒物资。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组织上还专门安排了警卫员负责他的安全。

在这期间，毛主席通过彭德怀司令员了解到，朝鲜战场上敌军的空中优势明显，经常对后方指挥机关进行轰炸。为此，彭德怀特别强调，司令部要经常转移，以避免敌机轰炸。这些情况，都在毛岸英出发前向他做了详细交代。

就这样，带着组织的重托和父亲的期望，毛岸英踏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火车缓缓驶出北京站时，站台上的送行人群中没有他的妻子刘思齐。她仍在医院休养，并不知道丈夫此行的真正目的。这是组织的特殊安排，也是毛岸英自己的选择。

三、情深意重的隐藏线索

在北京机器总厂的档案室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份1950年9月的工作计划。这份计划是毛岸英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起草的，其中详细规划了工厂1951年的生产方案和技术改造项目。计划中还特别提到要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并注明了具体的培训时间表，一直排到了次年夏天。

这份工作计划的背后，是毛岸英对北京机器总厂的深厚感情。1949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主动要求到工厂工作，从普通工人做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经常和大家一起吃饭，讨论技术问题。工厂里的老工人回忆说，毛岸英在厂里从不摆架子，遇到技术难题就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到深夜。

1950年10月13日，也就是临行前一天，毛岸英在厂部会议室主持了最后一次党支部会议。会上，他详细交接了手头的工作，并将一摞技术资料交给了接任的同志。这些资料中，有一份是他翻译的苏联先进机床制造工艺，上面还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在毛岸英的办公桌抽屉里，同事们后来发现了一本工作日记。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十月份的几项待办事项：组织工人技术培训班、改进车间通风系统、筹备工厂文工团。这些计划，永远停留在了纸面上。

而在他与刘思齐的小家中，还留下了更多温情的痕迹。书桌上摆着一本《柴可夫斯基钢琴曲集》，是他特意为学习音乐的妻子买的。书页里夹着一张音乐会门票，日期是1950年10月28日，这场音乐会他们最终未能一同欣赏。

厨房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木制的调味品架子，是毛岸英亲手做的。他知道刘思齐爱做菜，特意在架子上刻了不同调味品的名称。衣柜里挂着两件半新不旧的中山装，一件是结婚时穿的，另一件是工作时的常服。口袋里还放着一张照相馆的预约单，是准备在结婚周年纪念日拍照用的。

1950年10月15日这天，原本是他们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按照先前的计划，他们约好要去北海公园划船，晚上再去看一场电影。刘思齐在住院期间多次提到这个约定，但毛岸英始终没有告诉她，这个纪念日自己无法陪伴的真正原因。

在他们的新居里，有一面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莫斯科大学的素描，那是他们相识的地方；另一幅是北京城的水彩画，画的是他们的新家所在的胡同。这两幅画的右下角都标注着日期：1950年9月。那是毛岸英最后一次动笔作画的时间。

书房的书架上，一本《柳永词集》夹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工整地抄录着＂佳期如梦，扰扰兵戈，无处追念倚红楼＂的词句。这张纸条的背面，是一份未完成的家书大纲，写于10月10日。但这封家书最终没有写完，因为他选择了当面告别。

四、战场上的最后时光

1950年10月底，毛岸英抵达朝鲜。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和翻译，他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当时的司令部设在温井，这是一个位于朝鲜北部的小村庄。在这里，毛岸英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军事文件，协助翻译中苏双方的会谈内容。

司令部警卫员王德贵回忆，毛岸英在战场上保持着极其严格的工作作风。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通常工作到深夜。由于军情紧急，经常有连续几天不合眼的时候。在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他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完成了近百页俄文文件的翻译工作。

11月15日，志愿军开始对美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毛岸英除了承担翻译工作，还要协助整理作战简报。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他经常要往返于各个指挥所之间。有一次，为了送达一份紧急文件，他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骑马行进了四个小时。

在前线期间，毛岸英始终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这既是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也是不想让家人担心。但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一些工作要点。这个笔记本后来被找到，最后一页写着＂11月24日，转移司令部＂几个字。

11月25日早晨，司令部收到情报，美军空军可能会对该地区进行轰炸。按照规定，司令部人员需要分散转移。当天上午十点，毛岸英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安排在一个防空洞里办公。这个防空洞位于温井村外的一处山坡上，是志愿军刚到时修建的。

当天中午11点45分，正当他们在整理文件时，突然听到空袭警报。据幸存者回忆，当时有一架美军轰炸机发现了防空洞的位置。第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左侧约二十米处，第二颗直接命中了防空洞的顶部。

爆炸发生后，周围的战友立即展开搜救。但由于炸弹的威力太大，防空洞已经完全坍塌。在废墟中，搜救人员找到了毛岸英的遗物：一支钢笔、一本破损的笔记本，还有一张被血迹浸染的照片。那是他和刘思齐的合影，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稍能辨认出两个年轻人的面容。

这场空袭中，除了毛岸英外，还有其他三位同志也壮烈牺牲。当天傍晚，志愿军司令部派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消息传到北京时，已是深夜。考虑到特殊情况，组织决定暂时对外保密，将具体情况留待战后再作处理。

在毛岸英牺牲的地方，战友们就地掩埋了他的遗体。这个临时的坟墓位于温井村东北角的一片松树林里，周围布满了被炸断的树枝。战友们用石块垒成一个简单的标记，以示纪念。这个标记一直保留到战后，才被永久性的纪念碑所替代。

五、永恒的纪念

1950年12月初，北京机器总厂的工人们仍在等待毛岸英的归来。厂部会议室的墙上，还挂着他起草的年度生产计划。直到1951年春节前夕，组织才正式向厂方通报了这个消息。当天，整个工厂陷入了沉寂，车间里的机器都停了下来。

在毛岸英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工人们自发设立了一个简单的纪念角落。他使用过的办公桌被保留下来，桌上摆放着他最后批阅的一份技术改造方案。抽屉里的工作日记被装裱起来，放在玻璃柜里。那些未完成的计划，成为了永久的记忆。

1951年春天，刘思齐从医院出院后，回到了他们的小家。屋子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墙上的两幅画、书架上的《柳永词集》、厨房里的调味品架子。这些物品后来被整理收集，成为了北京革命纪念馆的珍贵藏品。其中，那本夹着音乐会门票的《柴可夫斯基钢琴曲集》，被单独陈列在一个特制的展柜中。

1953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胜利。当年秋天，一个由中朝双方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温井，寻找毛岸英牺牲的确切地点。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那片松树林。树上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地面上的简易标记虽然有些破损，但仍然存在。

工作组在原址上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用中朝两种文字刻写，简单记述了牺牲的经过。碑前种植了几棵松树，这是从中国带去的树苗，选自井冈山。每到春天，这些松树抽出新芽，为纪念碑增添了一份生机。

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曾经的同事。他们将一台老式机床修复一新，这是毛岸英生前经常操作的设备。机床旁立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他在厂工作期间的简要经历。每年工厂的技术革新表彰大会上，都会专门提到这台机床的故事。

1955年，北京革命博物馆筹建了一个特别展区。展区里陈列着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物品：那支沾有血迹的钢笔、破损的笔记本、以及模糊的合影照片。这些实物由志愿军司令部移交，经过专业修复后向公众展出。

1960年代初，温井的纪念地开始接待来自中国的参观团。每个团队都会在纪念碑前驻足，聆听讲解员讲述那段历史。松树林已经长大，枝叶茂密地覆盖着纪念碑。当地的朝鲜学生经常来这里打扫卫生，保持着纪念地的庄严肃穆。

在北京机器总厂的档案室里，至今仍完整保存着毛岸英的全部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他的入厂申请书、工作笔记、技术改造方案等。这些泛黄的纸张记录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日常工作，也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份档案都配有详细的说明，注明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