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韧 文汇笔会
走出考场(新华社图)
一位十五年教龄的中学语文教师在微信群里抱怨,做本地去年中考题,光阅读就丢了10分,作文如扣8分以上便得不到优秀,这还怎么教学生?
语文阅读理解题遭师生和作家“吐槽”也久矣。看了她所在地区的一些中考题,确还存在一些“病题”。姑且挑出三道,寻寻病根。
一、以己度人的“探究”
这位老师觉得最离谱的是一道“探究题”:文本出自汪曾祺《范进中举》京剧剧本,讲的是范进发疯后,他两个发小关清、顾白陪他回忆儿时往事并安慰他。题目为:
联系剧本内容和探究资料,结合配角关清、顾白姓名的深意,分析汪曾祺增设这两个配角的意图。(参考答案:两人姓名暗含“关心、照顾范进的清白人物”的深意)
这位老师对参考答案的评价是“拿别人的论文和出题者自己的理解去穿凿附会,完全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想到”。参与聊天的各地网友也纷纷感慨这题“好牵强啊”。
想来命题本意,是让学生“群文阅读”,理解剧本和小说原文的差异。增设配角乃舞台需要,但偏走“人物姓名隐含创作意图”这道窄门,还须奉某个猜测为圭臬,以丈量所有初中毕业生的语文素养,就太叫人气闷了。就算连接这两人的姓,能拼凑出“关心照顾”之意,可“清白”从何说起呢?这场戏跟人物清不清白有半毛钱关系吗?
汪老曾撰文讲他如何与戏曲结缘,提到《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源于幼时所见《白水滩》里扮相很美的十一郎,他喜欢《小放牛》里“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这样的唱词,也是因为写得有“春风淡荡”之美。照这个创作习惯,猜这两个名字缘于作者的审美习性,有何不可?(在这篇文章里,汪老还讲到写范进发疯这场戏借鉴了现代派的心理分析,通过范进的人生回顾刻画他发疯时的心理状态。真要考增设两人物的意图,剖析范进的心理大概才是正路——这却又是初中学生不曾学到的)。
汪老生前我采访过他,依老先生宽厚风趣的个性,看到这样的答案估计要苦笑:一定要派作我的“深意”也罢了,偏又拿这个“深意”去扣人家初中小孩的分,这不是坏我老头名声吗!
二、绑架式“联想”
第二题节选戴明贤《山里的夜》,写叫常乐的小孩到山村看外婆,对山里的寂静黑夜感到恐惧,待到听了青蛙大合唱,又被“世界上星星最多最亮”的夜空震惊,方深深领略了山村夜晚的美。这个心理变化描写细腻出彩,却接了这样两个考题:
(1)黑夜降临,常乐感到害怕,这一感受还让我联想到《简·爱》中简·爱( ); (答案:初次走进洛伍德学校的陌生与恐惧)
(2)仰望星空,常乐( )[答案:目瞪口呆(惊喜/吃惊)] ,这一感受让我联想到《海底两万里》中阿龙纳斯( );(答案:初次跟随着船长在克里斯波岛的海底森林散步时的新奇和震撼)
读《山里的夜》却非要衔接这样的联想,给人的感觉像正跳着长绸舞的演员突然踮起脚尖来了几下芭蕾。捏造这么不伦不类的联想,怕是为了划算——既考了人物情感分析,又考了新课标必读书,一石二鸟!
多年中文学习和教学的经历告诉我,任谁在阅读此文的心境中,都不至于跳那么远去联想《简·爱》里的恐惧和《海底两万里》中的惊喜,这显然是为兼考必读书“绑架”受试者所做的联想。
必读书中考该不该考?不妨参照大学中文系教学。教材之外,学生有很长的必读书单,像丰富的辅食,起打通文史哲营养社科思维的作用。与教材不同,必读书单的书不作考试要求。读这些书的一个目的的确是帮助联想思维开枝散叶,但这里追求的联想也并非“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表征对应,而是长期浸润后的暗通款曲。就像读了《围城》,悟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不限于婚姻,而是适用于人类一切欲望冲突。
就联想品质而言,高于旁征博引的是蕴于其中的认知深度。欧阳修审苏轼殿试卷,看到他用的一个典故很有说服力,但不知出处,俟后苏轼承认自己杜撰,他不生气,反赞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种理优于事的“善用书”,才是融会贯通的高阶联想,原理既了然于心,就不拘哪里的例子都敢用了。
让考生由常乐的陌生与恐惧,迅速反应出简·爱初次走进洛伍德学校的陌生与恐惧,明摆着是在冠联想之名考记忆。有这样的考法,便不难理解许多学校“化整为零”的教法——把“整本书阅读”转化为对书中人物性格、主要情节和重点名句的背诵任务。学生知道这是应试的桥段倒也罢了,要是习惯了“吃牛肉长牛肉”的“联想”模式,有价值的联想能力大概会渐行渐远。记忆池塘里的井蛙们过于聒噪,释放思维火花的潜龙就失了话语权,舞不出水面了。
三、 滑稽的“坏人榜”
第三道病题文本节选《朝花夕拾·琐记》,题目如下:
如果列一个“坏人”排行榜,你会怎么给衍太太、杨二嫂(《故乡》)、丁举人(《孔乙己》)排序?为什么?(答案:第一问,丁举人最坏,然后是衍太太,最后是杨二嫂。第二问,丁举人凶残狠毒,利用封建权力残害孔乙己;衍太太自私、心术不正,教唆小孩子干坏事;杨二嫂势利、尖刻、贪小便宜,代表市侩的恶。)
此题学生答错率或许并不高,却不说明题目没“病”。出错率低,是因为“坏人”的概念暗合了学生幼时评价人物的眼光。有“病”,是因为让这样三个人在“坏人榜”上站队的主意相当离谱,背离了文学作品人物分析的准则。若据此答案作人物分析比较论文,必定困难重重:这三个人物完全不具备文艺理论层面的可比性。
小说人物分析是细致的理论活儿,现代初中生不熟悉鲁迅笔下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生存环境,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很难循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史的规律,去透视人物思想品格在性质、程度、成分上的复杂性。鲁迅写杨二嫂,显然不是要控诉她用“小时我还抱过你咧”硬套近乎或顺手拿走了“狗气杀”。和写闰土一样,他还是在写受黑暗社会损害发生人性蜕变的人,即“被吃的人”。分析这个形象,该体会是怎样的生活将“豆腐西施”打造成尖刻的“圆规”。“流言家”衍太太也是社会大染缸的产物,属于既吃人也被吃的那一类。鲁迅写她,是借以写自己如何认清人——从幼时因为她的纵容喜欢到她家玩,到觉察她言语中的异样,再到对S城人“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将这二位和丁举人笼统地划归“坏人”,是极其外行的荒诞判断,令人失笑。丢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和人物描写的视角,将不同范畴、不同含义的“坏”如此一锅烩,结果是把初中生对人物的理解能力下拉到幼儿园水平去了。
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提升而非降低学习者的能力,考试自然不例外。上述三题,病根均在命题依据缺乏逻辑。考阅读理解的目的是检测学生对常用概念内涵、类别、联系与互动的理解,以及使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将其纳入中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是要确认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否满足进行更高层次学习的要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类材料逻辑清晰,比较容易生成标准化解读,命题少出错,而文学作品的逻辑是内隐的,没有一、二、三点的罗列和因为、所以的关联词加持,相关解读有的主观性强,甚至需要对作者状况的了解(如判断创作意图),有的需要人文学科的积淀(合理深刻的联想),有的需要一定专业知识(如人物分析)。不但选材时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准,命题时如果既想追求独特出新,又无法不迁就学生现有理解能力,就难免失范,命出老师们也猜不出答案的题目,引发众怨。毕竟,“以其昏昏”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人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