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收复老山作战前夕，我原本准备回家陪妻子待产，然而命令突如其来，我所在的14军40师120团进入作战程序。当我见到儿子时，他已十个多月大了。由于我在 1979 年作战中负伤致残，团里综合考量后，在团政治处任干事的我被安排进烈士组，负责烈士登记、拍照、运送等后期工作。
我们经过三天昼伏夜行，来到麻栗坡的临战驻训地茅草坪。紧张的临战训练结束后，4 月 22 日晚上，我们到达磨刀石。4 月 28 日清晨，随着三发信号弹升空，数百门大炮轰击老山，场面壮观。垭口是观察老山全景的最佳位置，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头顶，飞向老山。下午一点，伤员和烈士仍未运送下来，两点半，我们接到命令去抬伤员。雨后的山路泥泞，我们不时摔倒，但为了伤员安全，摔倒时仍把手举过头顶。下山尚且如此艰难，那些负重冲锋的战士面临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
刚回到烈士组，本团无炮连的黄正权、熊代亁两名烈士已运达，我们的工作就此展开。拍照、清洗、修面、穿军衣、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后，晚上我们连夜将烈士运往麻栗坡烈士陵园。运送烈士的车辆挂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我们一路狂奔，于九点钟到达烈士陵园，找到40师政治部负责安葬工作的雷洪久同志，他与我在1979年作战时同为六连战友。此时的烈士陵园，人们忙碌着，为安葬烈士而努力。
我们烈士组忙活了一天，滴水未进，后勤送来的红烧牛肉和米饭，让人联想到烈士残缺的遗体，根本无法下咽。我送达第一批烈士后，去商店买了大号剪刀，因为部分烈士遗体沾满血水和泥巴，还有绷带，脱起来很麻烦，只能用剪刀剪开。我看商店货架上有水果罐头，这时我才有些胃口了，我让服务员拿出一个，我把瓶子往水泥柜台上一墩，把玻璃往旁边一扒，和司机就抓着吃了起来，当我抬头看服务员时，她已泪流满面。随后我又让她搬了两箱水果罐头到车上，车过南温水河，警示牌上写着 “进入战区，一切无关人员和车辆禁止通行”。刚进入战区，炮兵阵地一个接一个，哨兵提醒我们谨慎行驶。回到烈士组，同志们都睡了，我把他们喊起来，每人一个水果罐头，用冲锋枪弹夹打开，这是二十几个小时后吃的第一次食物。
4 月 29 日，麻栗坡的一名副县长带领民兵把大批烈士运到烈士组。我们处理烈士的程序是：先把烈士抬到第一块床板上拍照，剪掉血衣；在第二块床板上用泉水清洗擦干；在第三块床板上穿好军服，再次拍照；在第四块床板上装入大塑料袋，写上烈士的部队和姓名，塑料袋 主要是防运输中的污染，到 烈士陵园 后会去掉装入木头棺材埋葬。我们收到最惨的烈士遗体，一个没有上半身，一个没有下半身，从身高和肤色看，显然不是一个人，装到袋子里只有半袋。我们用棉被和棉垫填充，帽子、军衣、衬衫一样不少。4 月 30 日凌晨一点多，处理完所有烈士后，有一名烈士死因不明，我仔细检查，最后在他头部正中部位发现一个小圆点，判断他是在卧姿中弹，子弹经头部脖子进入身体后未出来，我填写上牺牲原因后才休息。
5 月 2 日，我们收到进攻战中的最后一名烈士遗体，他的肢体稍一用力就有断裂的危险，可能是头部中弹。我们想冲洗他头部的蛆，一桶水泼上去，从头颅中流出白花花的蛆，尸臭味让人呕吐。我赶紧让通信员拿来防毒面具，才给他穿上军衣，裹上两层被子，装进袋子后还有臭味，又装了三层袋子才勉强隔离气味。有些烈士牺牲时非常痛苦，有的紧紧抓着泥土或青草，有的嘴里含着压缩饼干，他们是因抢救不及时由伤员变为烈士的。我们轻轻清理他们的口腔，有的烈士大小便失禁，我们用水清洗、擦干、消毒，穿好军衣，让他们庄严上路。
有时处理完烈士已太晚，我们只能第二天送到烈士陵园，烈士和我们紧挨着睡，没有人害怕，只把他们当成睡熟的战友。在处理场地旁边，烈士的血衣堆积成小山，没有人嫌脏，因为他们的灵魂无比干净，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
烈士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烈士身上所有带文字的东西，如写在腰带或帽子上的杀敌口号、书信、决心书和战地日记等珍贵资料。在这些遗物中，收到最多的现金是两毛六分钱，在前线，钞票基本作废。
5 月 26 日，老山主峰下来一批提干对象，他们个个衣衫褴褛，头发胡子很长，解放鞋有的露出脚趾，鞋底掉了用草绳捆着，面带疲倦和菜色。一个负责人小心地问我能否从烈士服装中借每人一套，去医院体检。我咽泣着说，衣服可以给，但不是现在，让他们就这样去，让后面的人看看真正的老山战士，回来后再发衣服。这些战士到医院后，医生哭着骂着在体检报告上全部填上正常、合格。他们回来后每人领到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回到阵地。
6 月 8 日，我接到通知整理上报烈士事迹材料，6 月 9 日带通信员上山，进入老山防御阵地。谢圣明团长爱护我，不让我越过主峰。我抽空到了 主峰前沿的1072高地，为四连连长李新富和战友郭兴科拍摄了珍贵的战地照片。6 月 10 日，四连李绍国和炮二连罗绍金牺牲。6 月 11 日凌晨，敌反扑，我方炮击开始，6 点 50 分，基指所在的 60 号高地遭敌炮火袭击，几发炮弹落在仅十米的地方，幸好是哑弹。随后敌我双方炮战激烈，8 时师通报敌已占领 143 表面阵地，师侦察连及 119 团二连经激战夺回，二连连长和侦察连副指导员牺牲，抓获越南俘虏一人。
6 月 12 日，上午先下雨后起雾，无战事，我在猫耳洞里整理烈士事迹材料。下午四点雾散炮击开始，6 时敌突然向 1072 高地炮击，四连战士陈创牺牲，晚上雾起炮击暂停。
6 月 13 日，上午阴天有雾，我同陈守宣副主任到一营了解烈士情况。下午 6 时 30 分，敌向 1072 高地发起进攻，被四连击退，此后双方炮战激烈。晚上 9 时四连高道军牺牲，凌晨 3 时炮二连周世军牺牲。
6 月 14 日，上午我同陈副主任到六连了解烈士生平及先进事迹，在 50 号高地遇上从 1072 高地抬下的高道军和周世军烈士的遗体，我通知烈士组人员作好准备。12 点到主峰所在的五连了解五连烈士事迹，下午准备同何兴平政委去 1072 高地，因敌炮火封锁无法前行。回 60 号高地后，四连形势紧张，有线通信被敌炮火炸断，指挥中断，后启用无线通信。接报四连陈再贵牺牲，四点传来指导员郭兴科负伤、连长 李新富 负伤，5 点半前方通报郭兴科牺牲。约六点钟，郭兴科遗体抬到 60 号高地路口，团长政委都去送行，政委拿起电话呼叫炮火，命令所有配属炮火向 1058 射击，以表达痛失爱将的愤怒。我弯下腰在郭兴科耳后轻轻按摩，说会处理好他的事情，郭兴科终于闭上了眼睛。团长命令我陪郭兴科遗体下山，七点半到达马嘿，给郭兴科洗澡换军衣，准备明天送麻栗坡。通报说李新富负伤，一直没见人下来，我到卫生队等，九点多李新富下来，负伤不重，车管助理员 陶洪军 开车将他送到师医院。炮战激烈，车辆灯火管制，途中一棵大树被炮弹炸断横在路上，我移开大树，车辆冲过去，惊出一身冷汗。
6 月 15 日，早上我填写郭兴科、常开学还有 35202 部队王新安三名烈士护送卡片，开车去麻栗坡，午饭后回到马嘿，炮二连彭贵平、四连陈再贵两名烈士遗体抬下来，二连四名和特务连三名伤员被抬下送往师医院。
四连牺牲人员最多，清理郭兴科烈士的遗物时，我打开他的箱子，首先看到一包烟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同志们抽烟，遗书在箱子最下面。我拿条子的手发抖，郭兴科想得如此仔细。往下清理，有个菜盆和交钱的收据，他怕别人说闲话。在箱子底部，我看到了他的遗书，给妻子的信。看完遗书，我泪流满面。我与郭兴科相识于 1979 年 8 月，他在 1979 年作战中荣立二等功，1984 年 9 月被中央军委授予 “战地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四连被则被昆明军区授予“老山坚守英雄连”。
11军32师部队与40师于8月初换防后，从118团手中接守老山主峰地区防御的120团撤离阵地返回宜良驻地。
9 月 16 日，我们将所有烈士遗物运至宜良县邮政局，邮政局免费将遗物邮寄到烈士所在的县市区民政局，由民政局收转烈士家属。每名烈士都有一个小木箱，装着怕压的遗物，这是在宜良县木器厂订制的，有人误以为是骨灰盒，其实烈士均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9 月 17 日，召集赴全国各地的 16 个烈士工作小组人员开会，工作组成员由各营连抽调综合素质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担任，团里还特意抽调烈士所在地或就近的干部，让他们处理完工作后顺路回家看看。会后，他们集中学习政策，领取慰问品和香烟，所有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最后写出工作总结上报师组织科。
9 月 18 日，16 个烈士工作小组同时出发，奔赴全国各地。我真的希望他们晚些出发，晚一天，烈士家属就多一天希望。当我们把烈士牺牲证明书交给家属时，他们最后的希望破灭，那种悲痛让人撕心裂肺。我到当时的巴县作三名烈士的家属工作，得知陈创烈士的父亲因遭受打击精神分裂住进医院，我准备返回看望，民政局领导怕耽搁部队工作，让我放心回部队，他们会负责一切。临别时，我向他们致以军礼。
在这场战争中，烈士们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他们的牺牲让我们心痛，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