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李茂堂冒险到延安，提出重新入党，毛泽东：你们谁愿意介绍他

1945年8月的延安，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正走在延安的黄土小道上。这个男子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却是国民党中统在陕西的重要特务头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此行的目的竟是为了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是李茂堂。

十年前，为了营救被捕同志，他假意投靠国民党，打入敌人内部。十年里，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特务，一步步爬到了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的位置。这期间，他曾两次为蒋介石冒险，也曾多次暗中营救共产党员，更是在敌人内部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今，他决定冒险前往延安，只为了一个心愿。但是，十年未见的组织会如何看待这个＂特务头子＂？他的党籍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一、艰难的抉择

1935年9月的一个清晨，李茂堂正在赶往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路上。会议地点设在西安城外一个隐蔽的农家院落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陕西工人运动的战略部署。

就在李茂堂即将到达会场时，一个消息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联络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会议地点已经暴露，所有参会人员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原来，一个叛徒已经向国民党当局告密。

李茂堂立即改变路线，躲进了一家茶馆。他刚坐下，就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喧哗。特务们正在满街张贴告示：＂只要李茂堂自首，其他被捕人员将全部无罪释放。＂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西安城。李茂堂知道，被捕的同志中包括了省委书记和多位重要骨干。如果他们都被判刑，陕西的地下工作将遭受重创。

经过一夜思考，李茂堂决定铤而走险。他找到一位地下党员，让他转告组织：＂我去自首，但绝不会暴露任何组织机密。如果有机会，我会设法打入敌人内部。＂

第二天，李茂堂来到了国民党当局设在西安的反省院。然而，敌人并没有履行承诺。不仅其他同志没有获释，李茂堂反而被押送到了南京。

在南京，敌人对李茂堂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认为，作为陕西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茂堂掌握着大量情报。特别是他与上海中央特科的联系，更令国民党当局垂涎三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常务调查处的处长徐恩曾亲自出马，派出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叛徒杜衡和陈建文对李茂堂进行劝降。这两人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深谙如何打击同志的心理防线。

但李茂堂始终保持沉默。即便面对严刑拷打，他也没有透露任何组织机密。这种态度反而引起了徐恩曾的兴趣。徐恩曾认为，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如果能为国民党所用，将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

就这样，李茂堂在南京的牢狱中度过了三个月。期间，徐恩曾多次亲自到监狱与他谈话。每一次谈话，徐恩曾都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许诺只要李茂堂愿意合作，便可以获得重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茂堂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假意接受徐恩曾的拉拢，打入敌人内部。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选择，一旦暴露身份，等待他的将是更严酷的惩罚。

二、步步为营

1936年初的上海，李茂堂已经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一员。徐恩曾给了他第一个任务：抓捕中央特科陕甘特派员王超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为王超北掌握着陕甘地区地下党的联络网络。

为了完成任务，李茂堂带领特务小组在上海的各个角落搜寻王超北的踪迹。他们装扮成普通市民，在茶馆、码头、饭店等地方蹲点守候。每当得到线报，李茂堂就会带人前往，但总是差之毫厘。

这种追捕持续了三个月。一次，特务小组在南市的一家面馆发现了王超北的身影。李茂堂带人包围了面馆，却发现王超北已经离开。这样的＂失误＂不断发生，让徐恩曾逐渐对李茂堂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一天晚上，特务们都去休息了，李茂堂独自在外巡查。他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遇到了王超北。两人谨慎地接头，李茂堂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详细告知了王超北。

为了确保王超北的安全，李茂堂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安排王超北乘坐一艘驶往天津的商船离开上海。同时，他故意带领特务们去相反的方向搜查，为王超北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这次行动之后，徐恩曾对李茂堂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但就在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这个突发事件让南京政府陷入混乱。

在各种营救方案中，李茂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由他乘坐飞机，空降西安城外，利用在当地的关系营救蒋介石。这个计划得到了陈立夫的支持。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李茂堂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飞机在西安城外的旷野上空盘旋，李茂堂成功跳伞降落。他先是藏身于一个亲戚家中，随后设法打听西安城内的情况。

在城内，李茂堂表面上是为营救蒋介石而来，实际上却在暗中传递信息，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他的这些活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事变和平解决后，李茂堂在中统内部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了。徐恩曾和戴笠都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大功。于是，他被调往西安，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这个位置让他能够更好地执行秘密任务，为组织输送情报。

从此，李茂堂在敌人内部的地位逐步上升。他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特务身份，一边在关键时刻暗中营救地下党员。这种双重身份的周旋，考验着他的智慧与胆识。

三、隐秘的暗战

1937年秋，李茂堂在西安的中统系统内部开始了一场隐秘的较量。他首先瞄准了两个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矛盾。这两人一个是西安站的老资格特务张守廉，另一个是新调来的外勤主任李锦堂。

李茂堂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总是巧妙地凸显张守廉的功劳，同时又在私下向李锦堂透露张守廉在背后如何贬低他。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工作中互相掣肘，使得许多针对地下党的行动都难以顺利展开。

1938年初，西安集中营关押了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员。李茂堂利用职务之便，在登记档案时故意将几名重要党员的身份记录得模糊不清。随后，他又借调查案情为由，将这些同志分散关押到不同区域。

一个雨夜，李茂堂趁值班之机，制造了一起＂越狱事件＂。他先是在东侧围墙处制造出打斗痕迹，然后又在西侧围墙挖出一个地道。这让追查的特务们无法确定逃犯的真实去向。实际上，这些党员早已通过他事先安排的地下通道安全转移。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李茂堂不得不付出代价。他主动请求处分，被调离集中营的职务。但这次调动反而给了他建立秘密情报网的机会。他被派到西安城郊的一个检查站任职。

在检查站工作期间，李茂堂招募了一批码头工人和车夫做线人。表面上是为中统收集情报，实际上建立起了一个为党组织服务的情报网络。这些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最不引人注意，却能获得最真实的情报。

1939年，八路军在西安的秘密办事处急需一批医疗用品和通讯器材。李茂堂利用职务之便，以＂缉私＂为名，扣下了一批运往重庆的物资。他伪造了一份销毁记录，实则将这些物资秘密转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

随后的几年里，李茂堂还在西安城内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他选择了一些看似普通的店铺，如古董店、茶馆、杂货铺等，实则都是接头地点。每个联络点都有专门的暗号，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

最危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41年冬天。一名重要的地下党员不慎暴露，正准备撤离西安。李茂堂得知特务部门已经布控了所有城门，于是他亲自开车，将这名同志装在后备箱里，谎称是去郊外执行秘密任务。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警卫竟然没有检查车辆就放行了。

到了1943年，李茂堂在中统内部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他开始尝试更大胆的行动，比如暗中调换重要文件，为组织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有时候，他还会故意夸大某些地区的地下党活动，让特务们把注意力转移到错误的方向。

这些年里，李茂堂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他表面上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特务头子，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众多地下党员的安全。每一次行动，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四、危险的抉择

1945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李茂堂在一次例行会议上得知，国民党正在秘密制定一份针对陕甘地区共产党员的大逮捕名单。这份名单涉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个消息让李茂堂意识到，他必须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如果继续留在中统系统，他将很难再保护这些同志。而且，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击力度加大，他的处境也将越来越危险。

在一个深夜，李茂堂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命令他立即前往重庆述职。这份电报来得突然，而且措辞异常。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如果去重庆，他极有可能会被软禁审查。

就在这时，李茂堂接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这是一位在西安经营布庄的商人，实际上是党组织的联络员。通过这位联络员，李茂堂得知延安方面已经知道了他的处境，并准备接应他。

但是要从西安到延安，这段路程充满了危险。国民党在沿途设有多道关卡，而且还有空中侦查。如果身份暴露，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李茂堂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先是以公务的名义，带着几名手下前往铜川视察。到了铜川后，他借口身体不适，让手下先回西安，自己则留下休养。

实际上，他已经安排好了一位老农夫。这位农夫是地下党员，平时以贩运农产品为掩护，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来往。李茂堂换上了农夫的衣服，跟随一支运送粮食的骡马队向北进发。

路上，他们遇到了几次检查。每次检查，李茂堂都装作一个耳聋的老农，用方言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有一次，还遇到了空军侦察机的盘旋，所有人都躲进了路边的山洞里。

走到延安附近时，又出现了一个危机。一支国民党的便衣小队正在搜查可疑人员。李茂堂和同行的党员们不得不绕道而行，在大山里足足转了三天。

终于，在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李茂堂看到了延安城的轮廓。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子：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就像一个真正的农夫。

但是到达延安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作为一个在敌人内部工作了十年的特务头子，李茂堂深知组织对他的身份还需要严格审查。而且，他必须向组织说明这十年来的所作所为。

更重要的是，他还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党籍。十年前为了执行任务而假意投敌，这期间他的党籍是否还存在？如果要重新入党，谁愿意为一个＂特务头子＂作介绍人？这些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五、浴火重生

1945年9月，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简陋房屋里，李茂堂开始向组织详细交代他在敌占区的十年经历。从加入中统开始，到营救王超北，再到西安事变期间的秘密活动，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交代清楚。

审查工作持续了三个月。期间，组织派人核实了他提供的每一条情报，走访了他营救过的每一位同志。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甚至找到了当年那些码头工人和车夫，核实了他建立的秘密情报网络。

1946年初，一份重要的证明材料送到了延安。这是王超北同志亲笔写的证明信，详细记录了1936年李茂堂如何帮助他脱离险境。这封信的到来，为李茂堂的政治历史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

但组织的考验还没有结束。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李茂堂被派往前线，担任一个普通战士。他参加了多次战斗，在陕北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一次战斗中，他凭借对敌军情报工作的熟悉，成功识破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为部队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1947年春，组织决定恢复李茂堂的党籍。为他介绍人的，正是当年他在上海营救过的一位老同志。这位同志已经成为了一名师级干部，专门从前线回来参加了李茂堂的党员重新登记大会。

重获党籍后，李茂堂被调到新组建的情报部门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破译一份缴获的国民党密电码。凭借在中统工作的经验，他仅用了三天就完成了破译工作，为解放军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先机。

1948年，李茂堂被调往华北野战军，负责训练情报人员。他将自己在敌人内部的经验编成教材，培训了一批优秀的情报工作者。这些人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1949年初，当解放军准备进军华北时，李茂堂再次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他要利用过去在中统的关系网，策反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在他的努力下，多个城市实现了和平解放。

建国初期，李茂堂被安排在公安部门工作。他负责审讯一些重要的特务案件，帮助组织摸清了国民党在大陆残留的特务网络。在一次重要的专案中，他仅凭一个模糊的代号就找到了潜伏多年的敌特头目。

1950年，李茂堂被调往某军事院校，担任特殊教官。他将自己数十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整理成教材，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情报工作人才。在课堂上，他经常告诫学员：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这位曾经的特务头子，就这样完成了从暗到明的转变。他的经历成为了一部活生生的教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艰辛历程。直到离休，李茂堂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