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抗日烽火延安春秋

一、毛泽东赞扬:坚决!坚决!

我从庆阳回到延安，住在后方留守处招待所。次日，我便去看望毛泽东主席。

我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见他正低头写东西，便悄悄地在一旁坐下等候。他写了一会，喝水时发现了我，说:

“你是欧阳毅同志?’’

我忙站起身来，敬了个礼，说:“是啊!主席，我回来了。”

“回来了好啊上”毛泽东说着给我倒了一杯水，问我是怎么回来的，并询问了西路军的作战与失败情况，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我更详细地汇报了我个人的遭遇。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最后高兴地站起来，赞扬道:“好啊，很好!欧阳毅同志，坚决!坚决!”

之后，我碰见后方留守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他见到我很高兴，同我走进招待所，发现招待所条件太差，就热情地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住下。他还陪我去看望了洛甫同志。

洛甫听了我的汇报，也很高兴，还嘱咐张际春给我一些钱花，改善伙食。我说不用，我自己卖字还剩些钱呢。

我拜望过党中央首长后，走在延河边马路上望着陕北和煦的阳光，呼吸着延安清新的空气，心情格外舒畅。

二、李富春制止了不负责任的传说

1937年秋的延安，已经有些凉意了。

一天晚饭后，我和张际春在延安街头散步，看到墙壁上张贴着一张边区政府的布告。我俩走过去看了一遍布告最后署名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看到张国焘的名字，我不禁涌上一股怒火，脱口骂道:“张国焘这个坏蛋，还当副主席，政策也太宽了!”

张际春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他知道我刚从西路军回来，憎恨张国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马上说:“有人还对你有一些流传呢!”

我警觉起来:“张主任，对我有什么流传?”

张际春欲言又止，闪烁其词:“都是些不负责任的乱说，你不要介意。你在四方面军的表现，你对张国焘路线的态度，很多人都清楚嘛!’’

张际春虽然这样安慰我，但是我知道这一流言的分量，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口我回到宿舍就给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写了封信

李富春接到我的信，约我谈话谈话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天，我把我到四方面军直至西路军的经历以及我对张国A的认识，详细作了汇报。他耐心地听着，不时作点记录。

听完我的陈述，他把负责审查西路军回来干部的边区政府保安处长周兴和副处长许建国找来，当着我的面问他们:“你们掌握欧阳毅同志什么材料?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吧”

周兴回答说:“没有什么材料，只是一些同志不负责任的流传”

李富春说:“没有材料乱传是不允许的，对党对同志要负责任。组织上对一个同志没有根据的怀疑也是不允许的:”

周兴说“我们也没有当个事对欧阳毅同志进行审查，欧阳毅同志可以放心!”

周兴、许建国都是老保卫干部，边区政府保安处是边区政府负责审查干部的权力机关，当时又是专门负责审查西路军回来的干部，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他们能放过我吗?所以，既然组织上已经当面说清，我就释然了。我乘机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富春同志我工作十年了，还没有住过学校，我要求给我个学习机会。”

李富春问道“上哪学习?”

我毅然说:“进抗大! ”

“好!”李富春提笔就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了封介绍信

罗瑞卿同志:

经各方面调查，欧阳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难得的一个干部，是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的。他请求到杭大学习，请你接待，安排。

李富春把写好的信给我看。这封信等于是给我作了结论，让我带给罗瑞卿，也是对我的信任。

我揣着李富春的信，到抗日军政大学找到主持工作的教育长罗瑞卿我们早就认识，长征途中他当一军团保卫局长，我当五军团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很多。他看了李富春的介绍信后，热情地接待了我。

三、在抗大高干队

1937年8月25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虽仍挂抗大校长职务，实际上已离开抗大.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也离开了抗大，率部进入太行山区，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全校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抗大其他干部还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等人。

我进抗大后，正碰上第三期开学不久。这一期的教育任务主要是提高红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和团结教育好知识青年，造就更多的抗日军政干部。

全校学员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下属一二、三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下属第四、六队和一个女生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协理员王赤军。第一、二大队除女生队是红军干部与外来知识青年混编的以外，五个学员队都是红军干部，共600多人。其中第二大队第四队大多是原红军的军师以上干部。我就编在这个队。其中有王树声、王建安、曹祥仁、罗舜初、李寿轩等人。

第三期开学以后，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至，本来就很拥挤的抗大校舍，更有人满之患。加上党中央又在延安创办了一所陕北公学，更多地接纳外来知识青年，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址，抗大的校舍就更加紧张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校领导人经过调查研究，号召全校教职学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建筑新校舍。

领导上一号召，全校齐响应。10月22日，从教育长到全体教职学员一千多人总动员，扛着撅头，浩浩荡荡地开往凤凰山工地开挖窑洞。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就沿山坡挖成了175个新式窑洞，超额完成了任务。

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不仅解决了缺少校舍的困难，而且对全体干部尤其对知识青年，是一次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传统教育和实际的劳动锻炼。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0月23日，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时候，他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样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11月14日的下午，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党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还亲自参加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口”同时，他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斯诺、马海德、斯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参观抗大，看到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学宿舍，都钦佩地赞誉抗大为“窑洞大学”。抗大的同志们也白豪地称自己为“窑洞大学”的学生。

我进抗大后的主要一课还是挖窑洞，我也为能成为“窑洞大学”的一名学员而感到自豪。

四队的生活很活跃，队里组织过一次背背包的跑步竞赛，以班为单位参加当时班里有的同志认为我是领导干部，担心可能会给班里拉后腿。其实，我是好运动的。比赛结果我并不比他们跑得慢，及时到达了终点。

庆祝平型关大捷胜利，我写了墙报稿，题目是《八路军旗开得胜第一仗》，选登在校政治部报上，受到队里的好评。

一次，有一批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到抗大访问我们高干队，一位学员在向他们介绍情况时，却大讲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坚决、动摇性来，给在场的访问者泼了冷水，使他们很难堪。为了挽回影响，我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讲到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说，我们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投入革命以后，表现都是很坚决的，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出身并不是衡量他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

1995年，我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总政的一位同志主动找我，说他是当年参加访问我们四队高干队的外来知识分子之一，他对我当时的发言印象很深，至今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