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这一天，爆发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中日之间长期累积的矛盾与冲突达到了顶点，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悲壮序幕。

当日，几声不寻常的枪响打破了卢沟桥畔的宁静，其背后隐藏着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

相关历史资料显示，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大队长清水节郎的指挥下，公然在中国守军驻地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

很快夜幕降临，到了晚上10点40分，日本方面突然宣称，演习地带传来了不明枪声，并声称有一名士兵神秘失踪。

以此为借口，他们提出了无理要求，企图强行闯入由中国第29军37师219团驻守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

面对日军的蛮横无理，中国守军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不屈的意志。

29军37师219团的官兵们，坚决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坚守岗位，誓死保卫国家领土和民族尊严。

双方交涉未果，紧张气氛迅速升级，最终演变为激烈的枪战，枪声、炮声在卢沟桥上空回响，宣告了全面抗战的爆发。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事件发生后，中日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英勇的中国军民经过8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于1945年取得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

然而，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卢沟桥事变”，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

针对此，时至今日尚无定论，只是通过零星的史料记载，多少能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儿岛襄”所撰写的权威著作《太平洋战争》中，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口述记录。

它来自于当时指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最高长官——牟田口廉也中将。

这段口述发生在1944年，那时的牟田口已经因战功晋升为中将，并担任了侵缅第15军的司令官。

当儿岛襄历史学家以严谨的态度，对牟田口进行追问，试图还原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时，牟田口并未回避，而是以一种近乎坦白的口吻回忆了那段历史。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大东亚战争若要追溯起源，实则是我的责任。因为卢沟桥上空响起的第一颗子弹，正是由我下令发射的，它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

此外，牟田口还在自己的私人笔记中，更加详细地记录了当年的心路历程。

他写道：“我，牟田口廉也，亲手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而这场事变，如同野火燎原，迅速蔓延，最终演变成了席卷整个东亚的大战。”

这些文字，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刻反思，也是对牟田口个人历史责任的沉重承认。

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卢沟桥事变中那个所谓的“失踪士兵”之谜，最终也水落石出了。

原来，那名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他在事发当晚因拉肚子而暂时离开了部队。

随后，仅仅过了20多分钟，他就已经悄悄归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失踪”。

而这一切，都是日本著名战犯东条英机等人为了挑起事端，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正是他们的阴险，最终导致了全面抗战。

根据一些珍贵的亲历者回忆，中日两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陷入了激烈的混战。

在那场历史的风暴中，情感与理智、仇恨与抗争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

有回忆指出，在那个紧张对峙的时刻，国民党士兵们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与愤怒。

当双方的摩擦升级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可能驱使着某些士兵采取了激进的行动。

在那种情境下，有说法认为，是国民党士兵率先扣动了扳机，开出了那改变历史进程的第一枪。

更为具体的是，有资料提及，这一枪可能出自守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之手。

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吉星文在那一刻或许是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愤慨，做出了这个决定性的举动。

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也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关注。

据1937年7月8日的荷文报纸报道，它们引述了日本同盟新闻社（DOMEI）的消息，明确指出是中方突然开枪，从而引发了后续的冲突。

这一报道，虽然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信息传播条件的影响，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

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侵略者已经悍然入侵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并随后逐步蚕食，不仅占领了东北，还使得我国华北地区的大片土地也沦丧于敌手。

在那样的背景下，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严峻考验。

他们深知，坐以待毙绝非出路，唯有奋起抗争，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生存。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国军开出第一枪，虽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细节，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

它可能正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1946年至1948年东京大审判期间，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作为关键证人出庭做证时曾表示：

“第一枪是我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

除了田中隆吉的证词外，还有一些日本历史学者研究指出，事变可能是隐藏在29军中的我地下工作者所为。

或是受到我党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率先向日军开枪引发的。

这一说法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当时日本历史学者还提出了一个依据：

事变发生仅仅一天后，我党便迅速通电全国，告知民众反抗日本侵略。

这种反应之快，让人不得不质疑是我党提前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老蒋则是在事变后的第十天，才发表了对全体国民的抗战宣言。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日本历史学者的推测。

时至今日，针对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依然尚无定论。

甚至还有不少学者，为此还在争论不休。

当这场争论传入我国将领戴旭的耳中时，他作为鹰派代表之一，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

戴将军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总是纠缠于谁开了第一枪，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

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及我们如何铭记历史，捍卫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戴旭将军的态度十分鲜明，他认为，无论是谁开的第一枪，都不能成为减轻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借口。

日本作为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已经盘踞多年，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和分裂我国的领土，其野心和罪恶早已昭然若揭。

卢沟桥事变，只是日本侵略者众多罪行中的一环，它和当年的9.18事变一样，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必然行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戴将军还批评了我国一些学者过于纠结于“师出有名”的传统观念。

他认为，在面对无情的侵略者时，我们如果还拘泥于道义和名分的争论，就无异于对牛弹琴。

这样的迂腐观念，不仅无法有效地捍卫国家的利益，还可能让我们错过抗击侵略者的最佳时机。

例如，清末的“北洋中日海战”，就是因为我们过于注重“师出有名”，而错过了先下手为强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惨痛的失败。

戴旭将军的言论，无疑是对那些过于纠结于历史细节的人们的一种警醒。

他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我们应该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去审视那些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关键时刻。

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坚决捍卫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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