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婺源县，这是个好地方。

婺源呢，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温差都不大，不会说热的你直流汗，也不会说冷的你直发抖，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居住。

而且，婺源雨量充沛，水田滋润，搞点农产品啊，养殖啊，种植啊，都是相当不错的。

明朝的时候，婺源属于徽州府管理。

此间风水宝地，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出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这个故事马伯庸老师也写过，马老师写的比较具体，更加考究，我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简略一点，目的是抛砖引玉，或者说让读者能够快速的了解到这个故事。

这一年，明朝乡试放榜，一个宛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这一届的乡试，婺源的学子们，一个都没考上。

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回乡试，中举的举人，一个婺源籍的都没有，全是人家外地的。

寻常百姓们对这事儿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婺源的官僚以及乡绅阶级来说，脸上却有点挂不住劲。

婺源，这自古就是出圣贤之地。

南渡三词人之一的汪藻是婺源的，南宋大文人胡伸是婺源的，著名理学家，陪祀孔庙的圣人朱熹，他也是婺源的。

这婺源是鸾翔凤集，人杰地灵之地，怎么能在科举考试上一个举人也出不来呢？

而且，如果说婺源考生年年都考不上，那也就算了，但是问题是，在南直隶的考场上，婺源学子的这个被录取率，那都是很高的，上一届考试，不过是万历二十五年的事情，还出了七个举人，再往上到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每一代君王治下之时，这婺源至少也都一考得出来五六个举人，现在冷不防的一个人都没考上，这打击实在是有点大。

出身于圣人夫子之乡的婺源人从来不怀疑婺源学子的实力，他们思来想去，认为很有可能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婺源方面认为，有可能是在这一场万历二十八年的考试中，出现了徇私舞弊，或者打压婺源学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婺源才一个举人也没出来。

但是问题是，万历二十八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共就两位，一个黄汝良，做官声名极好，这辈子行的端做得正，另外一个叫做庄天合，这人做过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举止从容是风评很好，也不像是会徇私枉法干坏事儿的人。

既然主考官没有问题，那么事情只可能出在提调官的身上。

这个提调官，说白了就是科举考试的副主考官，俩主考官大部分是来监察坐镇的，而科举举办过程中的大小事务，比如布置考场啊，登记考生姓名啊，这种活都是提调官负责的。

（徐公申）

当时的乡试提调官，是一个叫做徐公申的人，的确，这事儿还真是他搞鬼了。

说他搞鬼，是因为他本身是苏州人，他更乐于帮助江南地区的士子，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他就把江南地区考生的试卷放在前边，而把婺源考生的试卷放在后边。

我们想啊，这个阅卷的官员们，一天到晚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集中阅卷，他们执行的是高强度的重复性工作，往往是一开始阅卷的时候还比较认真，还能仔细看看，那态度端正，对工作负责，分可能就打的高一点，所以试卷在前边的江南学子们就比较吃香，等到阅卷官员们批阅到婺源学子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是昏头涨脑，精疲力尽了，大部分人只会草草打个分了事。

这么一来，婺源学子们就吃了亏。

这事儿，徐公申做的很不地道，但是问题是，徐公申的这个行为，他不违反科举制度，也不违反《大明律》，别说徐公申的这种行为是婺源人暗地里调查出来的，就算徐公申公开的搞这个操作，你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是什么，这是无解阳谋，明着整你你也只能是干瞪眼。

如果徐公申就是问题的根源，那还好解决，因为每次科举的这个组织架构都不是固定的，他徐公申能耐再大，不可能天天来南直隶做提调官，但是三年之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新一届的乡试开始，而且在提调官已经换人的情况下，婺源本籍的士子中举者，也不过只有三个人而已。

比上次零蛋脱科要好，但是也强不到哪儿去。

明朝的科举制度，简单来说分成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场考试，读书人想要做官，必须依次通过这五场考试，童试过了叫做生员，成了生员你才有资格参加院试，过了院试叫做秀才，成了秀才你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过了乡试的叫做举人，成为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也通过了，那么你就被叫做进士，成了进士，你基本上就算是有官做了。

成为进士之后，还要参加一场殿试，皇恩浩荡，体恤天下读书人，这个殿试不会再往下刷人，只会把这些进士按照数字排个名次，然后产生我们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全国第一，全国第二，全国第三。

这一场乡试，婺源出了三个举人，然而接下来的会试又刷掉两个举人，只剩下一个进士，该进士在殿试中进行排位赛的时候名次也不好，估么已经是全国四五百名了。

六年时间，婺源竟然只出了这么一个进士。

这种情况，你还能说是有提调官从中作梗吗？

要知道，对于一县之地来说，该县学子们在科举中的登科率，是非常重要的。

（科举）

一来，婺源的登科率是婺源本地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你婺源年年出一堆举人进士，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的全是你们婺源人，那就说明你们婺源当地的学风好，文化好，教育好，社会环境好，那么就能体现出本地官员治府的尽心尽力，而如果婺源学子今天屡试不中，明日名落孙山，殿试里都见不到你们婺源人，则说明当地官员的工作干的不到位，没有为读书人打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发展必然也是欠缺的。

二来，官场如战场，婺源虽然只是一个县城，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在大大的明朝政坛上，也是要追求话语权的。

婺源学子们成了进士，做了高官，那么他们的根就在婺源，他们就是婺源的势力，是婺源的政治优势，他们就能够在朝廷里替婺源说上话，这些人仕途结束，退下来告老还乡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婺源的乡绅，平时婺源县里如果有个什么大事儿小情要上达天听，不仅仅县令要发力，更要靠这些老资格的乡绅们在背后帮忙。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婺源这两年科考失利，坏处大了去了。

但是问题是，婺源是朱圣人的故乡，当地人别的可能不重视，但是教育工作一直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乡绅出钱办学，县令下令劝学，民间学风盛行，你满大明也找不出比婺源学习环境更好的地方来了。

硬实力没问题，软环境也没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婺源县的乡绅富户吏员们坐到一起，开了好几个通宵的会议，最终认定，很有可能是婺源的风水出了问题。

在现在来看，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不足为提，但是对于古人来说，这却几乎是一个可以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我们的古人，大抵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封建迷信的范畴中，人们相信，天上有神灵，万物本一体，阴阳相互对应而又合二为一，人们说上天不语，但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告诫世人，人们做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枯木会逢春，荒井会涌泉，铁树会开花，人们做的不好，上天也会发怒，降下洪水瘟疫和灾荒。

人们更相信，人的命运在冥冥之中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所牵引，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比如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会遭报应，冲撞了神灵会遇到怪事儿，亦或是说是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人和它们的互动都会改变人的气运，所以古人更会秉持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来生活。

婺源人认为，在人力所能及的主观条件上，他们已经尽善尽美，所以问题只会出在他们不能琢磨的“超自然力量”上。

婺源的风水之道，由来已久，因为婺源有山，山势雄浑壮美，山峰连绵起伏，这些山川山脉远远望去，组成了一条不规则的线形，翩若游龙，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龙脉。

（“龙脉”）

人们更认为，婺源就因为这条龙脉而兴盛。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如果风水出了问题，那么就说明龙脉出了问题。

婺源有个叫做程世法的读书人，对这事儿相当热情，于是他亲自到婺源境内的名山大川去走访，一调查，还真让他调查出点事儿来。

程世法发现，在婺源县的龙脉上，有不少烧制石灰的从业者，恰好婺源的龙脉，或者说婺源的山体，基本上都是石灰岩构成的，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在龙脉上敲敲打打凿石头，以石头为原料烧制石灰。

石灰，是一种无机胶凝，说白了就是氧化钙，这种材料在古代使用范围很广，盖房子要用石灰，药品制作需要石灰，打仗需要石灰，反正各行各业都用得到。

宋朝有个僧人叫做释绍昙，他就写过一首《石灰》，生动形象的描写了石灰的制作过程以及用途：

炉鞴亲从锻炼来，十分确硬亦心灰。

盖空王殿承渠力，合水和泥做一回。

古代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满婺源的大山里都是石灰岩，那放着也是放着，能凿下来烧制石灰换钱，百姓们当然是趋之若鹜美滋滋。

老百姓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在程世法看来，百姓们这哪儿是烧石灰啊，这完全是从龙脉上抠龙鳞，剜龙肉啊。

这龙脉浑然一体，才形成了上佳的风水，现在百姓们成了石灰户，这不是纯纯在给风水搞破坏吗？

所以，程世法纠结了婺源县的一大票名流乡绅以及致仕的官员，联名给当时的婺源县令谭昌言上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官府严厉禁止百姓们在婺源的龙脉上开凿石灰岩和烧制石灰。

要知道，这些联名请愿的，那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乡绅，大多数都是从官场上退下来的，名单里的乡绅，有当过兵部左侍郎的，有做过户部右侍郎的，有干过太仆寺卿的，还有不少曾在地方上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的。

这些乡绅大佬们抱团到一起，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认为百姓破坏龙脉，搞坏了婺源的风水，风水一乱套，婺源科举就不顺，就出不举人进士，就没有家乡人能够光耀门楣，你谭昌言作为县令，你就有义务制止这种行为。

朋友们，谭昌言是县令，他对婺源这个地方是很了解的，他早就知道婺源山里有百姓烧制石灰，而且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一来供求大，二来利益高，三来也不违法，所以干这个的很多，这已经是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其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链条，那不是谭昌言一个县令说禁止就能禁止的。

（谭昌言）

这断人财路就等于是杀人父母，衙门真要二话不说就把烧制石灰的行当禁止了，百姓们没钱赚，有意见了，他们骚动暴乱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承担？

所以，谭昌言看了请愿书之后，给出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批示。县令说：

你说烧制石灰是破坏了龙脉，而破坏龙脉则会导致婺源科场不顺，那不行，这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烧制石灰和科场不顺之间的强关联性。

是啊，烧制石灰这事儿，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可是婺源科场不顺却是从 最近几年才开始的，烧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就这两年科举不顺你就赖人家烧石灰的，是不是太牵强了？

县令要证据，程世法于是又跑到婺源的名山大川中走访，这次一去，他发现问题更大，因为挖山烧灰的百姓数量太大，整条龙脉被挖的是残缺不全，这少一块是那少一块，甚至还有乡民拿炸药炸的，山体被毁坏的更是不成样子，程世法劝阻老百姓说你们不能这么搞，老百姓要么说我必须得烧啊，因为我种田就需要以石灰为原材料，要么干脆说你有病吧，关你屁事。

在程世法看来，百姓们本应以务农为生，他们烧制石灰则是为了谋取私利。

程世法是乡绅乡宦，他家里有钱，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自然不知道婺源的耕地面积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如果百姓们光靠务农为生，那就很难维持生计，你不让他们烧石灰，他们怎么过活？

程世法气愤百姓们破坏龙脉，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烧石灰和风水不顺，以及和科举失利之间的必然联系。

什么联系呢？程世法认为，要从嘉靖四十三年开始说起。

因为有史记载的婺源开始凿山烧石灰，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那么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这一年，婺源境内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暴乱，匪盗攻占县衙，烧杀抢掠，别说婺源县衙当时直接沦陷了，就连婺源上级的徽州府都是从兵备道借兵，才平定了这场动乱。

看看，看看，婺源刚刚开始烧石灰，境内就发生暴动，这不纯纯是因为风水被破坏了闹的吗？

而且，程世法还指出，从婺源县开始有烧石灰这个活动开始，婺源天灾人祸一直没少过，什么洪水泥石流，干旱大蝗灾，这都是因为烧石灰破坏了龙脉，龙脉一破坏，风水出了问题，所以县里才会这么不消停。

其实，程世法这纯属是在偷换概念，因为嘉靖四十三年之前，也就是没烧石灰的时候，天灾人祸也不少，但是程世法闭口不提前事，就抓着嘉靖四十三年之后说事儿，乍一听还真挺唬人的。

他这么一说，烧石灰已经不仅仅是破坏龙脉，龙脉影响风水，风水影响科举了，而是这婺源的风水一旦遭到破坏，整个县里都会不消停，这个事儿一下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程世法）

程世法有了证据，又跑到官府去提告，县令谭昌言早有准备，他说既然真的是烧石灰影响了风水，那么本县可以发布命令，让婺源百姓禁止烧石灰，可是问题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的这个行为是合理的，人家烧石灰是为了贴补家用，是为了挣钱，现在你不让人家烧石灰了，你等于是砸了人家的饭碗，所以谁禁止，谁负责，你们得补偿老百姓，得掏钱。

谭昌言深谙为官之道，他知道乡绅不好得罪，所以这烧石灰早晚得禁，程世法们把烧石灰的危害都搞得无限大了，都搞得和一县之气运有关系了，再这么放任下去也不可能，但是问题是，作为县令，他不是只为乡绅服务的，他也要考虑百姓的感受，烧石灰已经成了利益链条，成了生财之道，突然禁止，必然动乱，而如果不让老百姓动乱，那就需要补偿他们不能烧石灰所带来的损失。

在谭昌言看来，既然乡绅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所谓龙脉，那他们就应该付出代价，应该出点血。

所以，乡绅们为了保护龙脉，不仅花了大钱赔偿这些烧灰户，还把涉及到婺源龙脉的山川土地全都尽数赎买，建立了“龙脉保护区”。

说句实在话，这个谭昌言，是个高人。

他是婺源县令，而我们一般认为，县令是县太爷，他就是整个婺源最大的存在，所有人的生杀予夺之权都在他的手里。

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个明朝的县令啊，他是流官，他不是长期任职的，短的干个两年，长的干个三年，之后他就调走了。

他是朝廷和民间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朝廷下达的规章制度他要执行，乡绅富户的要求他要尽量满足，百姓们的生活他要照顾，干得好不一定升职加薪，干不好那可就是万劫不复。

要知道，就比如婺源县里的捕快，账房，书吏，这些职务都是世代传承的，这些吏员比县令更为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规则，作为县令，你又要倚仗他们，还要提防他们，这个尺寸力道，你更要好好拿捏。

而谭昌言解决此次龙脉事件，一不违反朝廷法度，二不得罪乡绅，三不触百姓之怒，不仅让老百姓们得了实惠，让乡绅们心甘情愿的掏钱，还把婺源龙脉之中的大片土地全都收归国有了。

这个计划，一开始执行的好好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出事儿了，很多百姓说，官府禁止烧石灰没有问题，毕竟也给我们补偿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烧石灰了，为什么还要收我们“灰税”呢？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他为了修宫殿盖房子，为了穷奢极欲过日子，为了给媳妇郑贵妃买奢侈品，他缺钱，他一缺钱，皇帝就想了一个法子，那就是把自己宫里的宦官全都派出去，到天下间的大小矿场去收取矿税，只要你开矿了，不管金矿银矿石灰矿，有矿你就要掏钱，你挣一百，你就要给朝廷三四十。

以前婺源全是石灰矿，所以必须按月向朝廷缴纳矿税，但是现在婺源衙门已经明令禁止烧制石灰，等于是把所有的石灰矿关停了，那么既然矿都关了，干嘛还要我们交税呢？

这的确很不合理，但是对谭昌言来说，他也没办法。

收矿税很合理，历朝历代都有此法，这是经济制度之一，但是明神宗收税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他派宫里的太监们到地方上的矿场上收税收钱，这比税钱不经过婺源县和徽州府，也不到南直隶，而是直接流入万历皇帝本人的小金库。

说白了一句话，县令谭昌言有权利禁止烧制石灰，有权利关停矿场，但是他没有权利取消这种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矿税制度——这是皇帝要收钱，你谭县令几个脑袋，敢替皇帝省钱？

但是您还别说，这个县令谭昌言，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还真就把婺源地界的矿税给取消了。

我们可要知道，终万历一朝，朝廷里的大臣们都快把嘴磨破，把牙咬碎了，万历就是不肯取消全国范围内的矿税制度，唯一皇帝有一回要取消，是因为万历某天觉得自己大限将至要挂了，所以当晚留下遗诏宣布废黜矿税，因为毕竟他人要死了，人死了钱没花了太悲哀了，矿税就是能挣钱，自己以后也花不着了，还不如取消，但当晚万历没死成，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身体痊愈没事了，于是皇帝立刻反悔，表示矿税还得接着收。

内阁六部都决策不了的事情，一个小小的谭昌言居然在婺源一县之地解决了，真乃神人。

所有的事情解决之后，婺源县衙还专门在婺源山前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以记录本次保卫龙脉的前因后果，以及各种禁止进入婺源山川开凿石灰岩烧制石灰的条令。

大功告成，县令谭昌言父丧丁忧，他也就退下来了，新任的婺源县令，是一个叫做金汝谐的人。

谭昌言退休之前，本来以为自己搞的这个政策天衣无缝，必然让婺源县长治久安，人人满意，但是他想不到，没多长时间，又开始有不少百姓偷摸进山烧石灰了。

（石灰石）

尽管谭昌言耗尽后半段官场生涯研究出来的这个制度是如此合理，如此完美，但是他还是低估了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人性。

婺源多山，耕地很少，百姓们虽然得到过乡绅的赔偿，可这毕竟是一次性的，花完了就没有了，家里没钱了，人均耕地面积又少，那为了生活，可不就得重新进山烧石灰？

况且，就算是百姓们钱够花，可烧石灰的利益实在是比种地要高，这守着金山你不去挖，你非要在地里刨食吃，这叫什么，这叫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仍然有不少百姓铤而走险，不惜违抗朝廷禁令进山烧灰。

前县令谭昌言为官之道在于一个稳字，他一般都会争取最大化的平衡，但是金汝谐毕竟是新官，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一看谭昌言在任的时候你们不违反禁令，我一上任你们就进山烧灰，你们这不纯纯是给我下脸子呢吗？

于是，金县令很不客气，他立刻就把这些进山烧石灰的百姓全都抓来，恶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然后——就给放了。

金汝谐在朝廷有人，他的背景比之前的谭昌言深多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早晚是要回朝廷里做京官的，来婺源不过是升升级刷个资历，所以他虽然会保护龙脉禁令，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他也不想让百姓们有怨言，所以只是把几个百姓一抓，申斥教育，告诉他们以后别这么整了，树立几个反面教材，敲打一下大家就得了。

金汝谐来婺源只不过是过度，说句心里话，什么龙脉虎脉他都不在乎，跟他也没有关系，所以他不会真的把这些偷烧石灰的百姓怎么样，他恨不得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他正好在婺源留下个好名声。

但是，百姓不能得罪，乡绅那就更不能得罪了，所以为了在乡绅面前展示自己保护龙脉的决心，金汝谐还十分魔幻的在当年谭昌言树立的那块保龙禁令石碑上修了个亭子，来给石碑遮风挡雨。

可修亭子有什么用呢？因为金汝谐惩处这些偷烧石灰的百姓力度根本不够，所以原本绝迹的烧灰行为又陆陆续续开始了，龙脉又开始遭到破坏。

这乡绅们啊，面对这种情况，只能是干着急。

（金汝谐）

你能说金汝谐保护龙脉不尽力吗？不能，因为这哥们不仅给石碑修亭子，还各种张贴告示，敲锣打鼓，每天尽力宣传保龙禁令，那热情的劲头看起来比当年的谭昌言还要热情，所以你挑不出金县令的毛病来。

时间到万历三十四年，乡试又开，婺源本籍只有一人中举，成绩惨淡，在乡绅们看来，这完全是龙脉没有保护好所导致的。

金汝谐明哲保身，待了几年，离任高升了，婺源龙脉的纷争，跟他就没有关系了，他也不会在意，这只会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一段寻常记忆。

新任县令，姓赵，叫做赵昌期。

这个赵昌期，做县令的时候，年仅十五岁，非常年轻，也非常有干劲，而且这个人对儒学文化非常推崇，所以他对保护龙脉这件事儿，是要比谭金二人上心的，而且，赵昌期来的时候又一次乡试结束，这一回婺源本籍再次出现了无人中举，严重脱科的情况，可以说，保护龙脉的行动简直是刻不容缓了。

于是，赵昌期亲自督战，三班衙役二十四小时出动到山里去抓人，官府又鼓励不烧石灰的百姓检举揭发那些偷烧石灰的，大大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时间这场保护龙脉大作战的声势浩大，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卓有成效，当然主要是这个赵昌期真拿这个龙脉当事儿办，所以很快婺源境内的烧灰活动又绝迹了。

牛的是，赵昌期这边刚刚大禁烧灰，保护了龙脉，婺源科举场上立刻就出了一个进士，又过一年，婺源本籍再出四名举人，殿试的时候更有一名婺源学子表现出色，勇夺二甲第十二名，这就相当于是全国第十五名，成绩实在傲人。

科举场上柳暗花明，举人进士频出，甚至还有在殿试里露脸的，这让婺源乡绅们更加肯定，龙脉就是风水所在，而他们保护好了龙脉，扶正了风水，婺源科场才会如此兴盛。

赵昌期手段强硬，按理说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落下帷幕了，但是，赵县令忽略了一个客观因素——这个因素还是婺源的地理经济因素，你不让婺源百姓们烧灰，他们就赚不到钱。

没地种的想要烧灰，地少的想要烧灰，想赚钱的想要烧灰，想赚大钱的更要烧灰。

你赵昌期在婺源一天，你手段强硬可以管得住这些百姓，你可以把保龙禁令执行下去，但是你毕竟是流官，你也有走的那天，你要是走了，可就不一定好使了。

果然，赵昌期任满之后，问题又出现了。

（赵昌期）

接替这个赵昌期的，是县令冯开时，冯开时是个理想主义县令，他接班之后倒是也在贯彻落实赵昌期当年制定的严打烧灰的禁令，但这个保龙时间距离冯开时做官时期已经相去甚远，他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儿，而且他来婺源也是临时的，就是走个过场，所以他执行起保龙禁令来就不太那么用心了。

冯县令管控力度松了，百姓们有机可乘，又开始偷偷进山烧灰，乡绅们一看不干了，这科举场上刚有点成绩，百姓们又去破坏龙脉，这不是把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付之东流，前功尽弃了么？

所以，乡绅们立刻找到冯开时，让冯开时出主意想办法，反正历任县令都要在保护龙脉的问题上开动脑筋，你冯开时也不能闲着。

事实证明，这个冯开时还真不是一个闲人。

首先，他自己掏钱补贴百姓，好言规劝百姓们别烧石灰了，老老实实的回家务农种地。

这一招，第一任县令谭昌言已经用过了，不管用，但是虽然不管用，可县令捐钱这种行为却无疑能让冯开时在婺源百姓们中建立声望，拥有民众基础，所以，这事儿对冯开时不是坏事儿。

其次，冯开时洋洋洒洒的写下一篇文章，把婺源保龙事件的前因后果写了出来，然后依次发给了整个南直隶几乎所有的办事单位和领导，包括徽州府衙，应天巡抚，巡按，御史，参议，兵备道等等，全都发了一遍，合着他这不是公文，而是聊天软件群发消息。

咱也不知道，冯开时群发所有人的用意何在，也许是想要炫一炫自己华丽的文笔，也许是想要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许真的是为婺源乡绅们发声，但是这些上级部门的回复却基本一致：

这事儿不容忽视，要仔细研究，拿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没说，就是踢皮球，人家这些办事单位不比你们婺源县衙忙，哪有时间管你这烂摊子？说来说去，找我们没用，还是得你自己解决。

当然，冯开时一早就会料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群发短信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寻求解决办法，而是是向人们证明，他真的没闲着。

你看，冯开时真的是“尽力”了，如果你问冯开时，你说冯县令，你为保护龙脉做出了什么贡献？

冯县令会说：我捐钱了，耗尽家资惠济百姓。

你又问，还有什么具体点的措施吗？能体现出您的确用心了，花费精力了的那种？

冯县令会说：这事儿，但凡我能说的我都说了，所有的领导我都找了，短信我发了几百条，手机都给我干欠费了，领导说得研究研究，我这不正研究呢么？

你能怎么办？你明知道冯开时做的都是无用功，都是用来敷衍人的，但是就是挑不出毛病来。

冯开时对保龙禁令满不在乎，巧的是，这两年科举场上婺源学子再次折戟沉沙，两次乡试，一次只出了两个举人，这俩举人也没通过会试，成绩惨淡，而第二次更是颗粒无收，连个举人也没有，又挂科了。

（冯开时）

这么一来，婺源的乡绅学子们又开始愤怒起来，集体跑到官府去请愿，说赵昌期赵县令在的时候，他狠抓烧灰，结果婺源学子那是金榜题名，屡屡高中，现在你冯县令对这事儿敷衍马虎，婺源科举场上又开始失利，所以这事儿你必须得管，百姓烧灰你一定要禁止掉。

这一次，冯开时倒是十分认真，他表示你们等我两个月，我收拾准备一下就去进山抓人，抓到之后一定严惩不贷。

冯开时给乡绅们吃了颗定心丸，乡绅们终于满意了，他们心满意足的回家等消息，结果左等右等两个月过去，等到了冯开时任期已满，已经离开婺源，调任他处的消息。

原来，冯开时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解决烧石灰的问题，他的种种行为和诸多说辞，不过是在拖时间罢了。

我在婺源任上你们烦的到我，我高升南京户部做了大官，这事儿跟我还有什么关系？

冯开时走了，下一任县令，是金德义。

金德义一来，乡绅们立刻意识到，不能再让历任的县令这么拖着了。

今天来个县令干两年，明天来个县令干三年，他们到任之后如果都推诿不办，一拖再拖，拖到任期满了就开溜，那么保龙禁令这事儿永无解决之日。

所以，金德义上班第一天，一帮乡绅们就去衙门口把他堵了个正着，并且重新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新领导对保龙事件予以重视。

以前的请愿书，主题无非是一个，那就是说烧石灰的挖山，挖山破坏了龙脉，龙脉一破坏，风水就不好了，风水一不好，婺源学子们科举考试发挥就不好，科场没有硕果，婺源人脸上就无光。

乡绅们思来想去，认为这种力度的请愿书，恐怕撼动不了新知县，因为请愿书上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维护乡绅的利益，对县令来说好像没有多大好处，不出举人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天灾频繁他县令也照样喝酒吃肉，这跟人家利益没关，人家凭什么重视，凭什么上心，又凭什么出力呢？

于是，这帮乡绅里有个读书人大笔一挥，在请愿书上又写下了如下内容：

自从婺源烧石灰开始，风水被破坏，全县人都受影响，导致历来来此履任的县令都仕途不顺，升迁无望。

这哥们加的这个内容，可以说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一下子就把保龙事件和县令本人联系了起来，还变成了利害关系。

乡绅们又在请愿书里添油加醋，把之前那些履任的县令们之后的仕途全都归纳总结了一遍，是这个县令离开婺源之后赋闲在家，那个县令离开婺源之后被朝廷免职，反正乡绅们避重就轻，升官的前县令他们不说，专挑混的不好的说，结果金德义看完这封请愿书后是大为震动，古人别的不信，但他信天命啊，天命就是风水，风水就是玄学，玄学影响自己的仕途，自己还能不上心吗？

（金德义）

金德义被乡绅一顿恫吓，他对保护龙脉这事儿也认真起来了，立刻派出武力镇压，把捕快衙役全都派出去驱赶烧灰户，希望能快刀斩乱麻，尽快解决这个事情，毕竟保护好龙脉，那就是保护好了婺源的风水，保护好了风水，那就是保护好了自己的仕途。

鱼肉鲜嫩好吃，但是鱼肉也很娇嫩，所以在煎鱼时不能频繁的翻动鱼身，使用菜铲更不能用力，要不然鱼肉就容易碎，鱼肉要是碎在锅里，就容易糊。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县之地，也和做菜是一个道理。

保龙事件闹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也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金德义简单直接又粗暴，下手太急，早晚要出事儿。

金县令是没想到，他越是禁止百姓烧石灰，态度越是强硬，这帮烧灰户们不仅公然和县衙做对，无视金德义的禁令，还联合起来，到了婺源的上一级单位徽州府，把金德义给告了。

百姓们的陈词，我们听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婺源本来耕地就少，这两年大环境不好，收成更次，我们种不上地，种不起地，只能靠烧石灰卖钱来维持家用，金县令一天两头的进山里撵我们走，这纯纯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徽州府当时的知府，名字叫做周士昌。

周知府在职多年，他对婺源保龙事件很了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从徽州府的角度来说，这事儿无可厚非，这龙脉保也成，不保也成，因为跟知府这一阶级的官员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不愿意蹚这个浑水，几任县令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一个知府就能办了？那真是高瞧我了。

而且，那个时候，明朝和辽东的女真人已经爆发了战事，一打仗，国家经济就紧张，一紧张，朝廷就开始额外征收赋税，人家老百姓有说辞，我们种地能交赋税，我们烧石灰也能交税，你让我们烧石灰，我们不就能多给朝廷交点钱吗？

他周士昌是知府，但是朝廷的动向和想法他也不好揣摩啊，他支持乡绅，说禁止烧石灰，结果婺源的赋税少了，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他支持百姓，说你们烧吧，我看谁敢管你们，那他就在无形间把乡绅得罪了，这些乡绅里不乏履任过朝廷高官的，虽然退休了，但是仍旧有话语权，冷不丁参自己一本，自己也够喝一壶的。

在周士昌这个级别的官员中，事情的对错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他们解决一个问题的态度，是看如何解决对自己最有利。

（周士昌）

思来想去，周士昌认为，还是拖着不解决，明哲保身最为稳妥，所以周士昌拖了好几个月，什么态度也不表明，是什么批示也没给。

婺源乡绅们一看周士昌这个态度，知道周士昌想要保持中立，于是派出了他们乡绅之中级别最大的大佬去找周士昌通气，希望可以把周士昌争取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乡绅们派出的人选，是兵部右侍郎汪应蛟，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汪应蛟，他还不是退休老干部，他联系周士昌的时候，还是朝廷里正儿八经的国防部副部，只不过因为他要回婺源赡养父母，所以没有在朝廷里上班，而是远程办公。

在汪应蛟面前，周士昌这个知府，很显然是不够看，而且汪应蛟联系周士昌的时候，直接就给周士昌透底了，说你就支持官府禁止烧石灰，要是出了事儿，你全往我身上推不就得了么？

不知道是迫于大佬压力，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周知府最终还是表明了态度，他全数驳回了百姓们的提告，并且以徽州府的名义全力支持保龙行动。

有了徽州府的支持，婺源衙门也就等于有了靠山，腰板硬了，徽州府又给婺源派了不少人手来搜山禁烧石灰——这一次，那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大，二十四小时巡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抓住烧灰户，那必须是严肃处理不留情，这场治理轰轰烈烈的搞了一个多月，婺源龙脉上的烧灰户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就在即将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金德义却突然把搜山的衙役们全都叫了回来，并且宣布，保龙行动全面叫停。

这叫什么，这叫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

金县令和乡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汪应蛟更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压上了，这事儿花多少心血，多少精力，怎么能说叫停就叫停呢？

哎，金德义也不想叫停，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了，天下国丧将至，所有工作一律叫停，金德义作为县令，他不仅要为驾崩的老皇帝做准备，还要为即将登基的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做准备。

有人说了，金德义区区一个县令，皇帝死了跟他有什么关系，轮得到他忙么？

您别说，还真轮得到。

因为，婺源这个地方虽然耕地不多，但是林地很多，盛产木材，老皇帝死了，那说不定就要把陵寝修一修，要修陵寝，搞不好就要从婺源征调，金德义就得提前准备供上朝廷使。

（林地）

新皇帝登基了，说不定要大兴土木修宫殿，那么也要从婺源拉木头，金德义更不能马虎。

而且一般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那么婺源衙门里也有囚犯，哪个能放哪个不能放，怎么放什么时候放，都需要金德义和朝廷提前对接。

甚至来说搞不好金德义还要进京面圣，因为新皇帝也许会把天下县吏都亲自接待一遍，以示勤政之心。

金德义是好一顿准备，前前后后一个月他就没闲着，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管什么保龙不保龙了。

结果，金德义熬夜加班肝工作准备了一个月，明光宗泰昌皇帝也死了。

泰昌死了，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那么这些工作就又得重新准备一遍，反正基本上这大半年吧，金德义早就把保龙的事情忘到天外去了。

金德义不管了，乡绅大佬汪应蛟该说不说，还升职了，调到南直隶去做了大官，他在婺源他愿意跟着乡绅们掺和掺和，可他到了南直隶，他还要忙着和新同僚处一处，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捋一捋自己的事业计划，所以保龙这事儿，他也顾不上了。

乡绅们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什么招都用过了，现在只能等着金德义忙完。

天启皇帝登基一年之后，金德义终于忙活的差不多了，他又转回身开始主持保龙工作，你别说，金德义对这事儿不觉得枯燥，反而是热情不减，所以在他的管理下，烧灰户的数量大幅下降，几乎消失，

因为什么呢，因为金德义抓了十来个烧灰户中的典型，不仅把他们关了起来，还把他们的家产都抄没了。

法不责众，婺源县里烧石灰的百姓太多，他金德义想抓也抓不完，于是金德义干脆只诛首恶，弄出几个反面教材，狠狠惩戒，杀一儆百，百姓们被震慑了个够呛，自此还真就不怎么进山了。

终天启一朝，龙脉得到了十分有效的保护。

但是问题是，龙脉虽然保护起来了，风水也好了，可是科场上的成绩却并不怎么样。

天启四年，只有一人中举，天启七年，两人中举，这成绩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

乡绅们着急啊，上火啊，他们想不明白，没有烧石灰的了，没有破坏龙脉的了，风水嘎嘎兴旺，怎么这科举成绩反而越来越差呢？

他们等啊等，等啊等，希望下一次科举考试能够一雪前耻，为乡绅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所正名，这一等，可就等到了天启皇帝驾崩，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

崇祯一登基，婺源县的读书人终于出头了，一场会试出了四个进士，

三个三甲，一个二甲，这已经是婺源科举场上最好的成绩了。

说实话，崇祯登基那两年，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本来也提高了不少，因为崇祯着急用人，所以一到新朝，不止婺源，全国的县城蟾宫折挂者比比皆是。

（古籍）

但是，在乡绅们看来，这是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耕耘，是他们呕心沥血的保护龙脉终于有了成效，乡绅们非常满意，于是在这个故事终于步入尾声时，他们写下了一本《保龙全书》，记载下了这六十多年来和烧灰户的斗争，想让婺源后辈们知道，他们这一票乡绅们的伟大贡献。

然而，这本书毕竟是乡绅们主笔，所以在书中他们是正面人物，他们是正义执言，他们是大公无私，而烧灰户们则成了对抗官府不懂教化的愚民顽民——只有我们仔细品读，才能听到这些底层百姓们的微弱呐喊。

在王朝的治乱兴衰和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个人的命运，如小小的县令，普通的百姓，奔走的乡绅，科场上的读书人，不知名的烧灰户，他们的命运微乎其微，似乎不值一提，他们是恒河沙数，随处可见。

但是，在宏大的历史叙述面见，一个王朝的生存或者死去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海中的小小水滴。

一切，都是会过去的。

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奸诈，阴谋和诡计，人性和欲望，斗争和坚持，这六十多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一个鲜活的大明。

不用畏惧，不用害怕，因为史笔如铁，每个人在千秋之后，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