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小时候在南斯拉夫躲避纳粹，长大后却轰炸南斯拉夫
1999年的贝尔格莱德夜空，北约的轰炸机呼啸而过。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室里，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正在审批新一轮空袭计划。60年前，正是这片土地，给予了2岁的她和家人庇护，让他们躲过了纳粹的魔爪。如今，这位曾经的犹太难民女孩，却成为了轰炸南斯拉夫的决策者之一。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曾经的战争逃难者，变成了另一场战争的发动者？她内心又经历过怎样的挣扎？
一、从难民到权力巅峰
1937年5月1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一个名叫玛丽·科贝洛娃的女婴呱呱坠地。没人能想到，这个出生在犹太家庭的女孩，日后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那时的欧洲已经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玛丽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是捷克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被派驻到贝尔格莱德担任捷克驻南斯拉夫大使。1939年3月，希特勒的铁蹄踏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门。
在纳粹入侵的前夜，约瑟夫凭借外交官的身份，设法为全家伪造了一批通行证。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科贝尔一家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班火车。
在南斯拉夫的两周里，科贝尔一家寄居在当地一个塞尔维亚农民家中。这位农民冒着被纳粹发现的危险，将他们藏在自家谷仓的干草堆里。白天，小玛丽不能哭闹，晚上才能在月光下透透气。
1939年4月的一个清晨，借助英国外交部的帮助，科贝尔一家终于搭上了一艘驶往英国的货轮。在漫长的海上颠簸中，4岁的玛丽学会了她的第一首英文歌谣。
到达伦敦后，科贝尔一家暂时安顿下来。约瑟夫在捷克流亡政府中任职，同时也加入了BBC捷克语广播部，每天通过无线电波向祖国传递希望的信息。
在伦敦，玛丽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空袭警报和防空洞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安全，她被送到英格兰乡下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不仅学会了英语，还培养出了坚韧的性格。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约瑟夫看到了希望，开始为家人筹划移民美国的计划。他通过在美国的捷克流亡政府关系网，为全家申请了政治避难资格。
1945年战争结束后，科贝尔一家曾短暂回到布拉格。然而，当他们得知留在捷克的25位亲人全部在集中营遇难的消息后，约瑟夫做出了移民美国的最终决定。
1948年11月，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11岁的玛丽随父母踏上了横渡大西洋的邮轮。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干草堆里噤声的女孩，而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少女。
抵达纽约时，她第一次看到了自由女神像。这个象征着新生活的巨大雕塑，让这个饱经战乱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他们在丹佛定居下来，玛丽·科贝洛娃也改名为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二、政坛崛起之路
1957年，在丹佛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布热津斯基教授正在讲授一堂关于苏联政治的课程。坐在教室前排的奥尔布赖特，正专注地记着笔记。这位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政治家的波兰裔教授，成为了她政治生涯的第一个伯乐。
＂你对东欧的了解令人印象深刻。＂课后，布热津斯基这样评价道。这句话为奥尔布赖特打开了通往政坛的第一扇门。
1959年，在布热津斯基的推荐下，奥尔布赖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布拉格之春中的媒体角色＂，这个选题与她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奥尔布赖特的人生轨迹。当时在国会山工作的她，参加了一场民主党的筹款晚宴。在晚宴上，她遇到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州长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
＂你对东欧政治的见解很独到。＂克林顿对奥尔布赖特说。这句话，让她想起了布热津斯基当年的评价。
1977年，布热津斯基出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没有忘记这位得意门生，将奥尔布赖特推荐进入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这里，她开始接触美国最核心的外交决策圈。
1984年，奥尔布赖特开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费拉罗担任外交政策顾问。虽然费拉罗最终落选，但这次经历让她积累了宝贵的从政经验。
1988年，她又参与了杜卡基斯的竞选团队。两次竞选失败非但没有打击到她，反而让她在民主党内部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网络。
1991年的一天，已经决定参选总统的克林顿邀请奥尔布赖特共进午餐。＂我需要一个了解全球事务的顾问，＂克林顿说，＂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她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外交官的风格。她经常穿梭于各国代表之间，用流利的多国语言与他们交谈。
1996年克林顿连任后，决定对内阁进行大规模改组。当时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即将离任，总统需要一位新的国务卿。
1996年12月5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克林顿正式宣布提名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轰动，因为这将打破美国政府200多年来的男性垄断传统。
1997年1月23日，经过参议院投票，奥尔布赖特以99票支持、0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任命。当天下午，她在国务院的台阶上举行了就职仪式。
从一个逃离战火的难民女孩，到站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点，奥尔布赖特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这，仅仅是她传奇人生的开始。
三、＂冬日母狯＂的另一面
1969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两个年轻女子坐在校园草坪上讨论着未来。一个是来自捷克的政治学学生奥尔布赖特，另一个是来自芝加哥的法律系学生希拉里·罗德姆。没人知道，这两位校友日后会在白宫重逢。
＂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辩论社。＂希拉里对奥尔布赖特说。就这样，这位来自东欧的女孩加入了学校最具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在这里，她不仅锻炼了口才，更培养了独特的外交风格。
1997年，当奥尔布赖特成为国务卿时，第一个祝贺她的就是时任第一夫人的希拉里。＂记得你在辩论社的表现吗？＂希拉里笑着说，＂现在你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了。＂
在国务卿任上，奥尔布赖特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外交方式——胸针外交。她的每一枚胸针都承载着特殊的外交含义。在与各国外交官会面时，她会根据谈判的性质和场合选择不同的胸针。
1999年，在与俄罗斯代表谈判时，她佩戴了一枚俄罗斯套娃胸针。＂这提醒我们，外交就像套娃一样，有层层深意。＂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一次与伊拉克代表的紧张谈判中，她特意佩戴了一枚蛇形胸针。当媒体问起这个选择时，她说：＂因为萨达姆称我们是蛇，那我就戴一条蛇。＂
这种充满智慧的外交艺术，为她赢得了＂胸针外交家＂的美誉。她的胸针收藏后来成为了史密森尼博物馆的一个特别展览。
在强硬的外交形象之外，奥尔布赖特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温情一面。每年圣诞节，她都会邀请国务院的年轻职员到家里共进晚餐。在餐桌上，她会讲述自己从难民到国务卿的故事，鼓励年轻人追求梦想。
她还保持着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周都会去探望在养老院的母亲。＂无论多忙，我都会抽时间陪妈妈。＂她说，＂这让我记住自己是谁。＂
在国务院的办公室里，她的桌上总放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中有她的三个女儿，还有已经去世的父母。这些照片提醒着她，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源。
每到周末，如果没有紧急公务，她就会在家做传统的捷克菜。这是她母亲教给她的食谱，也是她与故乡保持联系的方式。
2000年，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奥尔布赖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真实。＂这句话，道出了她的为人处世之道。
在权力的巅峰，她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情的珍视。这个被称为＂冬日母狯＂的女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政治家的另一面。
四、决策者的矛盾与抉择
1999年3月24日，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在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奥尔布赖特与军事参谋们围坐在会议桌前，观看着实时传回的轰炸画面。
＂我们必须阻止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奥尔布赖特这样表态。这位曾经在南斯拉夫避难的女孩，此时正主导着对这个国家的军事打击。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奥尔布赖特与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当鲍威尔建议采取更温和的外交手段时，奥尔布赖特拍案而起：＂科林，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难道要把它们都留在军营里吗？＂
这场争论最终以奥尔布赖特的胜利告终。北约的空袭行动持续了78天，其中包括了一个令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5月7日。
当晚，北约的轰炸机精确命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消息传来时，奥尔布赖特正在参加一个外交晚宴。她立即离席，赶往国务院危机处理中心。
5月8日晚，奥尔布赖特带着一份亲笔签名的道歉信，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大使李肇星在大厅等候，现场聚集了大量中国记者。
＂我代表美国政府，为这个悲剧性的错误深表歉意。＂奥尔布赖特说。但是当记者追问具体细节时，她选择了沉默。
这次事件后，奥尔布赖特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随后的北约会议上，她开始支持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争端。
1999年6月，在芬兰赫尔辛基的谈判桌上，奥尔布赖特与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双方就停止轰炸南联盟达成了初步协议。
＂外交并非总是能避免战争，但战争必须以外交结束。＂在签署协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尔布赖特如此表示。这句话似乎也道出了她作为决策者的深刻体会。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奥尔布赖特开始调整对南联盟的政策。她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援助在内的和解方案，试图修复被战火破坏的关系。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60年前在南斯拉夫躲避纳粹追捕的犹太女孩，最终成为了轰炸这片土地的决策者。这种命运的转折，成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在她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她站在当年避难时待过的街区，望着战后重建的城市。那一刻，决策者与难民的双重身份，在她身上得到了最特殊的交织。
五、历史的反思
2001年1月，在离开国务卿职位的最后一天，奥尔布赖特重返位于布拉格的老家。那座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房子，如今已成为一座博物馆，讲述着二战时期犹太人的故事。
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厅里，陈列着一份1939年的火车票。那是她父亲为全家伪造的逃生通行证，上面还保留着褪色的字迹。这张泛黄的车票，见证了一个犹太家庭从难民到决策者的漫长历程。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布拉格的冬天》中，奥尔布赖特写道。作为一个曾经的难民，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面对了数次难民危机。在处理科索沃战争时，她看到了无数与当年的自己相似的难民。
在卸任后的一次演讲中，有记者问她：＂作为一个曾经的战争难民，您如何看待自己later轰炸南斯拉夫的决定？＂她的回答是：＂历史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但不会给我们改变过去的权利。＂
2000年，在访问泰瑞辛集中营时，奥尔布赖特站在了她25位亲人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份纳粹时期的囚犯名单，上面赫然写着她祖母的名字。
这次访问之后，她开始更多地思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说：＂权力不仅意味着能够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什么不能做。＂
2008年，奥尔布赖特重返南斯拉夫。此时的贝尔格莱德已经不再是她记忆中的模样。在一个幸存的防空洞前，她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告诉她，60年前，就是在这个防空洞里，她的父母收留了一个犹太难民家庭。
＂那个家庭后来怎么样了？＂老妇人问道。＂他们活下来了，＂奥尔布赖特回答，＂其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了美国国务卿。＂
2022年3月，84岁的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离世。在她的书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张1939年的逃难车票复印件，和一枚她在轰炸南斯拉夫期间佩戴的和平鸽胸针。
这两件物品，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也诉说着一个难民女孩与决策者身份的终极矛盾。那个曾经在南斯拉夫躲避纳粹的犹太女孩，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嘲弄，成为了另一场战争的推手。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给纽约时报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会记住我们的选择，但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选择是对是错。每个决定背后，都有无法诉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