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战役一国军中将被炸死,刘伯承:定是诈死,掘地三尺也要抓住

陶陶读历史 2024-09-29 12:56:25

蒋家王朝统治大陆期间,人所共知的蒋介石宠臣主要有二,其一是我们所熟悉的军统头子——戴笠,而另一位则是法西斯组织——三青团的创始人——康泽。按照国民党的规矩,若要面见蒋介石,必须首先通报其侍从官。只有蒋介石同意了,才会接见,否则就只能吃闭门羹。

而康泽却不同,他无需通报,径直面前蒋介石,即使宋美龄在场,他也可以直接闯入。在这方面,只有戴笠与他拥有同样的特权。因此在国民党内,康泽和戴笠并称为“康戴二公”。

对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来说,康泽是一个危险、凶残、狡猾的敌人。相比于军事,康泽更擅长于政工。他本是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人,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虽然家境贫困,但是学习格外刻苦。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后,便赶赴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康泽每天都刻苦学习。即使是节假日,也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三民主义以及政治、军事理论。

一个星期天,康泽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里自习,研读着校长蒋介石的训话纪录。正在这时,蒋介石心血来潮,到图书馆里视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正巧碰到康泽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蒋介石走到康泽身边后,翻阅起他的笔记,然后欣慰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星期天还不休息吗?”

康泽回答:

“我叫康泽,正在整理校长的训话!”

听到这里,蒋介石微笑着对康泽点了点头。从此之后,蒋介石心中暗暗记下了康泽这个名字。半年后,康泽在蒋介石的推荐下,去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校就读期间,康泽展现出过人的特务天赋。一次,中国留苏学生举办了聚会,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和邵力子结婚。结果傅学文豪爽地说:

“我准备借助邵力子的关系,回国刺杀反动派蒋介石。”

此时,康泽也在聚会中。狡猾的康泽假装没有听到傅学文说的话,他以聚会太吵为由,让傅将刚才所言写在一张纸条上。傅学文不知是计,坦然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回国后,他将白纸黑字交给了蒋介石。看了纸条,蒋介石认为康泽忠诚可嘉,因此将他委派到中央党务学校做训导员。

一直以来,蒋介石总是感到国民党软弱无力,不如共产党有活力和精气神。因此,他一直想模仿苏共,建立中国的“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机密的情报机构)。

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康泽、贺衷寒等人建立了所谓“复兴社”。为了表达自己对复兴社的重视,蒋介石还亲笔写下“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行动纲领。

然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所写的十六个字,一个都没实现。九一八事变后,大好河山沦丧,蒋介石不思抵抗外侮,反而醉心于内战。而复兴社,便是他发动内战最好的工具。

复兴社一共有三支主要力量,分别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以及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而康泽手下的别动队,素来以作战凶悍、意志坚定、狡猾异常而著称。

这支别动队,是模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党卫军所建,是彻彻底底的法西斯组织。他们仅仅效忠于蒋介石,反动气焰异常凶悍。

在针对苏区的前四次围剿中,国军屡战屡败。蒋介石痛定思痛,认为是因为国民党在政治上输了共产党一筹。因此他命令康泽,将别动队化整为零,投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他们身穿便衣,携带手枪,到处进行破坏活动。

由于别动队人员都接受过反共理论教育和严格训练,因此破坏力极大。在用暴力攻打红军的同时,他们还到处散发反动材料,大肆污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因此,别动队几乎是红军最为痛恨的敌人。

对于别动队的“殊勋”,蒋介石十分满意,他曾下令:“为保证别动队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至于“剿共有功”的康泽,自然也是步步高升。只不过康泽的升迁,是踩着人民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完成的。

康泽为人阴鸷,总是一本正经,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盯着其他人的脸看,似乎要把你的一切都看穿。抗战期间,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每天都要看着这一张令人作呕的脸。因此这位大文豪形象地将之称为“僵尸”,正所谓:

“康泽迈着他那僵尸一般的步伐走来了。”

虽然康泽在旁人看来并不讨喜,甚至令人厌恶。但是在蒋介石眼里,他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36年,康泽升任国军中将,这一年他才32岁。不久后,他又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可谓是大权在握、炙手可热。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担任国民党俩委员。同月又由蒋介石提名,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从而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

然而就当康泽步步高升,达到反动政治生涯的巅峰之时,他的末日却马上就要到来了。

随着蒋介石“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相继失败,机动兵力受到严重打击。由此,解放军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而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更是成为整个战局的破局点。

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连接湖北与河南,依山带江,控遏南北,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襄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三国到明朝,襄樊多次爆发激战。而在解放战争中,襄阳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伯承分析敌情,认为襄樊是白崇禧掌控下桂系集团的重镇,只要攻占襄樊,南面的江汉平原就将成为一马平川,其统治核心区——武汉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只要占领了襄阳,还可以直接入川,威胁国民党的西南后方。由此,我中原解放军于1948年6月,定下了攻打襄樊的计划。

作为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自然也知道襄樊的重要性。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竟将这座重镇交给了康泽防守。

康泽,是一个大特务,长于政工,短于领兵。自始至终,都没有领过什么兵。蒋介石之所以把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的康泽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完全是因为国军内部派系复杂,自己无法掌控。他着实担心,其他派系的将领不听自己的指挥。相比于让白崇禧派人接防,还不如换自己的亲信上台。而这一决定,让白崇禧气得直骂娘。因此自1948年1月起,康泽就担任了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康泽在军事上有几斤几两,他心中自然非常明白。因此自从康泽踏上襄樊土地的那一天起,他悬着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来过。

一开始,蒋介石原本想将康泽任命为热河省长。然而此时,热河大部分县市已经为我军所解放,而他所要面对的,是我军的名将程子华。康泽自知不是程子华的对手,因此说什么也不愿就任。

然而到了襄樊,他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同样甚至更加棘手的对手,他便是有“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

康泽军衔是中将,王近山建国后也是个中将。但是两个中将,在军事才能上却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王近山是一只猛虎,康泽顶多就是个狡猾的狐狸,根本不是王近山的一合之敌。

襄樊战役打响后,王近山与他麾下的虎将所向披靡,很快便扫清了襄樊城的外围。他“刀劈三关”,连续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从而将康泽死死地按在襄阳、樊城内。

更令康泽恼怒的是,王近山的六纵大兵压境,襄樊城市民的民心却变了。我军攻入樊城后,一六四旅的刘旅长狼狈地逃到了襄阳。他向康泽报告说:“樊城的民心已经变了,居民们家家户户摆了茶水、襄阳、猪肉、糕点、鞋袜等慰问品,原来以为是慰劳共军的,一问,才知道是欢迎和慰问共军的。”

听了刘旅长的汇报,康泽突然恶由胆生:既然樊城百姓如此“不识抬举”,就别怪我康某人无情了。

于是,他通知刘旅长,立即搬来化学迫击炮,释放黄磷弹。在黄磷弹的轰击下,樊城火光冲天,居民们四散奔逃,死伤累累。同时,黄磷是有毒的。由于毒气弥漫,致使解放军攻击受挫,伤亡不断增加。然而即便如此,六纵依然占领了樊城。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王近山:

“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王近山得令后,指示全军:

“一定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就不算全胜。”

顶着康泽的毒气弹,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康泽连连打电话给白崇禧和蒋介石,希望他们务必派兵来救。

然而白崇禧只是口头答应派一个师前来援助,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派不出什么兵。因此康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蒋介石呢?则说解放军只有山炮6门,缺乏重武器。襄阳城小而坚,不如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得到电令后,康泽再次释放黄磷弹,将城外的居民房舍焚烧一空。随后,他撤出城外据点的部队,龟缩在襄阳城内。

在司令部内,康泽与他的副手郭勋祺商量作战方案。襄阳城内,主要以川军部队为主。因为担心镇不住这群四川兵,因此康泽请求川军旧将郭勋祺为自己的副手。

在作战会议上,康泽问郭勋祺:

“郭副司令,你看城防兵力该如何部署呢?按照我的意思,是以杨家祠堂司令部为中心,对四个关门分兵防守。”

郭勋祺看了一下城防图,认为康泽的计划不妥:

“司令,分段防守固然好,但是平均使用兵力,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不及其余。目前情况,共军主力接近西门,而东门的共军不过是一些地方部队。因此我判断,共军攻击方向必然是西门和南门,因此只要在这两处加强兵力就好了。不过我认为,共军最可能的突破点,还是西门。”

一开始,康泽认为郭勋祺的计划十分有利。然而当他准备依计而行时,突然觉得不太对。因此郭勋祺并非中央军嫡系,似乎和共军眉来眼去,他的话决不能全听。因此他对作战计划做了保留,将重点兵力放在南门。相比于西门,南门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按照兵法避实就虚的特点,共军一定会主攻南门。

然而康泽万万也没想到,王近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将攻击重点放在了西城。因为他早就料到,康泽肯定会把主力放在南城。和王近山比,康泽还是嫩了点。

7月15日,王近山下达强攻西门的命令,在尖利的号角声中,六纵的虎狼之师对西门发动了海啸一般的攻势。

康泽见西门杀声大作,一时间慌了手脚,他不禁大惊失色:

“完了,我中了王近山的疑兵之计了。”

20点30分,解放军的山炮打垮了西门的城墙,六纵突击队率先突破西门,随后和城内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到了16日拂晓,六纵已经占领了襄阳城大部分区域,康泽以及他的余部,被压缩在杨家祠堂和古楼一带狭小的区域。

杨家祠堂是康泽的司令部,呈正方形,四周没有民房,四角都筑有坚固的碉堡,中心还有一个三层的主碉堡,从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

15日,我军突然城中后,康泽便戴着钢盔,躲进了坑道里。而实际指挥者,已经成了郭勋祺。郭勋祺每天都在给南京打电话,他幻想着蒋介石会派救兵来援。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前来救援的国军,早就被我打援部队死死地拖住了。

如今,康泽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王近山也不急于攻坚。而是将迫击炮拖到杨家祠堂前,对准敌人司令部进行平射,一炮一炮地轰击。这些迫击炮弹如同一个个的榔头,砸得守军头晕目眩、头破血流。

下午攻击开始,我军使用工兵爆破,然后在缺口处用机枪猛扫。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碉堡内的守军纷纷举起双手,向我军官兵递出了武器。

而此时,困兽犹斗的康泽依然不肯投降,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中的血债太多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见大势已去,于是拿血抹了抹脸,躲在一处死人堆里装死。

这是陕南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已经杀入了碉堡,四处寻找康泽。三十四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率部抓到了郭勋祺。

当时,谁也没有见过康泽长什么样。张景纯见郭勋祺长得白白胖胖,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因此认为这人就是康泽。同时,郭勋祺身后的警卫交出了康的公文包,更是应证了张景纯的猜想。

就当张景纯准备将“假康泽”带到司令部报功时,六纵的官兵也来杀到了现场。六纵突击队的战士立功心切,竟然和十二旅的官兵抢起了郭勋祺。争吵中,双方官兵差点就发生了内讧。

就在此时,十二旅旅长刘金轩走了过来,他一见此事,哈哈一笑:“十二旅和六纵是一家人,交给六纵好了,还争什么?”

于是,郭勋祺便被六纵官兵当作康泽给抓走了。然而一审讯,发现此人并不是康泽。全军上下立刻紧张了起来,于是再次对全城进行大搜捕。

此时,有国军俘虏说,康司令已经被解放军的迫击炮炸死了。然而刘伯承却认为:

“康泽一定是诈死,不然怎么没有看到尸体。因此掘地三尺也要找到。”

7月16日,官兵们在康泽副官傅启戎的指引下,找到了康泽藏身的坑道。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傅启戎看到一具死尸,体态很像他的长官。于是,官兵们试探了一下,发现此人果然没死。于是,战士们七手八脚,把满脸血污的康泽拖到了洞外。

刚出洞,有俘虏看到了康泽,纷纷说:“司令官被捉住了”。而康泽呢?依然躺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

有的战士生气极了,他狠狠踢了康泽一脚:

“不要装死了,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了。”

还有战士愤怒地说:

“康泽你个大特务头子,杀害了多少百姓,今天你要血债血偿!”

康泽心里明白,战争时期,打红了眼的战士什么都做得出来,于是他一骨碌爬起身,窝囊地说:“我投降,别开枪。”

就这样,康泽成为了我军的俘虏。新华社前线记者立即挥笔写出一篇通讯——《康泽就擒记》,有的报纸还给康泽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这样的标题。

其后,康泽被带到了刘伯承面前。刘伯承严厉地斥责康泽:

“你知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毁坏民房是有罪的!”

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康泽吓得魂分魄散,不住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啊!”

刘伯承最后说:“你确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如今你成了战俘,我们的政策是不杀俘虏。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宽大处理。”

最后,刘伯承命令士兵给康泽上了脚镣,由重兵押送,最后被关押在华北军区的保卫处。

康泽没有像自己保证的那样杀身成仁,而蒋介石呢?却火急火燎地将康泽树立为“烈士样板”。国民党宣传部门不断强调:“襄阳之战康泽殉难”。蒋介石也在聚餐时,心情沉痛地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在他心目中,康泽对自己忠心耿耿,肯定是“壮烈成仁”的典型。

谁知道,新华社以铁的事实,证明康泽并没有死,而是做了俘虏。而这也使得国民党阵营十分震惊,更令蒋介石狼狈不堪。

全国解放后,康泽被押送到功德林改造。康泽自知与共产党有血海深仇,在他看来,被镇压是迟早的事。然而,康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共产党对于他并没有这个想法。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点了康泽的名: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傻,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出路,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因此在功德林,康泽不但没有被虐待,反而受到了极好的照顾。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康泽抓捕了共产党员后,从来都是酷刑伺候。而共产党,却对自己宽宏大量,每天吃饭有肉有蛋。生了病,共产党立即会给他治疗。久而久之,康泽感到十分愧疚。

最终,康泽决定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罪恶的昨天说再见。于是他每夜都笔耕不辍,将自己所知道的内情都讲给人民政府听。最终,康泽交待的材料数量之多,竟达到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高。据说康泽刚刚写出坦白材料后,毛泽东整整读了一晚上。

1961年,康泽被特许“监外就医”,实际就是把他释放了。1963年,康泽正式接到了特赦令,成为第四批被释放的战犯。特赦后,康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而此时呢?蒋介石依然在台湾大谈康泽的忠心。他在一次党务会议中说:

“我曾经提到的康同志在大陆被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日我愿意重新提一回。康同志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炼狱般的折磨,身体早就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快脱落没了。”

听说此事后,康泽还专门发表文字,痛斥蒋介石的两面三刀。曾经的康泽,从来不对蒋介石说个“不”字,更不会说蒋介石的坏话。而此时,他却说:

“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是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在北京病故,终年63岁。作为一个罪恶的、满手血腥的特务头子,康泽却安享晚年,而这也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大胸怀。康泽并非不可杀,但是相比于消灭他的身体,改造他的灵魂实际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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