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董惠芳回忆道：“二阿姨（宋庆龄）很开朗，平时从不发愁。有二次我却看到她哭得很伤心，一次是杨杏佛先生被刺，一次是鲁迅先生逝世，她哭得眼睛都红了。”
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家，一位是伟大的民主战士，宋庆龄和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算久，但两人的互相敬仰和相互关切，却成就了白色恐怖下上海滩的一段传世佳话。
宋庆龄和鲁迅认识是在1932年，虽然早期帮孙中山做英文秘书时，她已知道鲁迅这个名字，但两人并没有交集。
193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被捕，营救工作一直受阻。次年7月，宋庆龄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邀请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三十二位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领导开展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这时候宋庆龄和鲁迅开始认识。
同年12月，宋庆龄牵头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主席，鲁迅受邀参与同盟的筹备工作，且被选为执行委员。“民保盟”成立后，宋庆龄以她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加上鲁迅的如椽大笔和犀利杂文，团结众位成员，开展了一系列营救政治犯的活动。
鲁迅因为长期艰苦紧张的工作，患有胃病、肺结核和肋膜炎等多种疾病，苏联驻华大使勃加莫洛夫建议他去克里米亚休养，他却以需要留下来坚持战斗为由，婉拒了苏联政府的好意。
1936年3月，病中的宋庆龄听说鲁迅肺病加剧，甚是忧心，多次询问马海德大夫治疗肺结核有没有新方法和特效药，她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前去探望鲁迅，并带去一封信和糖果、茶叶以示慰问。
5月份，鲁迅再次病倒，惊慌失措的许广平召来冯雪峰、茅盾等人商量，宋庆龄得知情况后表现出异常的焦急，再次委托史沫特莱陪同美国来的邓医生，一起去鲁迅家中探望。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如果鲁迅听取邓医生的意见，或许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至少还可活十年”。
邓医生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他检查了鲁迅的身体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有积液，要马上抽掉，如果加上他的后续治疗，病人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否则的话不出半年就会死去。
宋庆龄拖着病体给鲁迅去了一封信：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封信里，宋庆龄三次用到三个连续的惊叹号。她在信的开头称呼鲁迅为“周同志”，据宋庆龄身边人员介绍，“同志”一词是她一生中最为珍视的称谓，很少有人被用到。宋庆龄对鲁迅的关心，可见一斑。
鲁迅选择相信自己的医生，并没有按照邓医生的方案治疗，结果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这一天是1936年10月19日。
凌晨5点多，冯雪峰接到周建人的电话最先赶到，又立即通知了宋庆龄。宋庆龄顾不上自己身体有恙，急匆匆赶到大陆新村鲁迅寓所，此时的鲁迅静静地躺在床上，许广平正站在一边哭泣。
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冯雪峰作为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不便抛头露面料理鲁迅的丧事。宋庆龄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起这一重任，须知在当时的上海，这种义举是冒着被敌人砍头的极大危险进行的。
宋庆龄、冯雪峰、周建人、许广平商定了治丧委员会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和萧三。这份名单正式登报公布时，《申报》等不少中文、日文报纸迫于反动当局的压力，并没有刊载治丧委员毛泽东的名字。
宋庆龄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打电话，交代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具体操办，而且要把这次丧事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因为去世得太突然，鲁迅家人并没有购置墓地，宋庆龄亲自来到沈钧儒的办公室，委托他在虹桥路万国公墓购买一块宽阔的墓地。
20日是凭吊鲁迅的第一天，以宋庆龄为代表的治丧委员们早早地来到万国殡仪馆，面对《立报》记者的采访，宋庆龄强忍心中悲痛，表示要“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上午，宋庆龄陪同许广平去查勘墓地，她特别推荐了一块四周留有空地的地方，以便千秋后代纪念。令人惊奇的是，鲁迅的这块墓地就在宋家墓地东侧百来米处，这一选择无不饱含着宋庆龄的深意。
选好墓地后，她又陪同许广平去挑选棺木。先后跑了几个地方，宋庆龄都感觉不甚满意，细心周到的她考虑到鲁迅先生受世人敬仰爱戴，一定要满足大家最后一次瞻仰先生遗容的愿望，最终她以重金在殡仪馆购买了一具镶有玻璃的西式楠木棺材。
前来凭吊的人越来越多，原定的一天时间延长到了三天。21日下午举行小殓仪式，当鲁迅先生的遗体被装进棺材时，宋庆龄止不住流下悲伤的泪水，不时地揩着眼角，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0月22日下午，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治丧委员会成员，紧跟鲁迅的灵车，带着万人送葬队伍，一路上挽歌、口号震天而起。
四点五十分，在鲁迅的追悼大会上，一向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的宋庆龄，发表了慷慨激越的演讲：“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下葬仪式中，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等人亲自执绋，目视鲁迅的棺椁缓缓放入墓穴。葬仪进行中，宋庆龄则始终握着许广平的手臂，安慰她，鼓励她，一起伤悲，一起缅怀。
宋庆龄不但圆满组织完成鲁迅先生的悼念活动，而且因为她的强大号召力和深远影响力，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开展的破坏活动。
鲁迅被安葬后，他的棺木和墓地是否由宋庆龄出资一事，曾引起不断的争议，这不是简单的赠与或帮助问题，而是历史真相不容忽视。
冯雪峰虽然没有在明面上负责鲁迅的丧事，但他代表共产党在幕后参与了丧事的整个过程，他曾明确地表示，鲁迅的棺木是宋庆龄购买赠与的，这一点，也得到全程参与此事的胡愈之、黄源的确认。
鲁迅之子周海婴，曾在回忆文章中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认可。
不过，后来他了解了家中的开支等情况后，认为“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为此，他特意请教了几位重要的见证人，又认真研究了父亲的丧葬费支出账单，对其中一笔“另付”款项深表怀疑，认为这笔钱就是家人用来为父亲购买棺木的。
一直称宋庆龄为“宋妈妈”的周海婴特别表示，自己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只是说出心中的疑惑而已。
这一疑惑，在1978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给宋庆龄的询问信中，得到了当事人的正面解答。周晔在信中问道：有人在纪念文章中提到当时您曾为鲁迅购买棺材而奔走，化洋三千元，是否您赠送的？万国公墓的墓地是沈钧儒帮买的，这笔钱是否是您出的？
宋庆龄回信：“捐过款子帮他，但不能（记得）多少。”宋庆龄对待此事，显然很淡定，具体的情况或许真忘了，或许觉得不值一提。
据当时的《大晚报》载：宋庆龄赠与的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万国公墓的墓地，价值五百八十元。
有人曾对这两笔款项做过换算，在九十年代这笔钱相当于四万元左右，以宋庆龄当时并不宽裕的生活境况来看，这其中包含着她对鲁迅先生深深的关切和特殊的情谊。
借用廖承志的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宋庆龄的革命的一生，尤其是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