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红军挺进师改变番号、集中训练与开赴前线抗日
我们同国民党第二次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后,红军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所属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人员便陆续开到平阳北港,集中待命。同时,为了把全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消息迅速转告给邻近各兄弟游击区,闽浙边临时省委先后派陈铁军、余龙贵、苏斗正三同志分别到皖南、闽和闽北送信给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以及叶飞、黄道等同志,向他们通报情况,并告诉他们,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已在甫京设立办事处,请他们马上派人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接受党中央的指示。
我们的部队原来分散在各地活动,上下之间又没有固定联系,要一下子集中很不容易。加之,粟裕同志和谢文清同志单独地跟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进行了谈判,这以后才把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五十余人集中起来,带到平阳来。因此,部队集中的时间拉得长了一些,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初开始到十月中才集中完毕。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两千八百余人仅剩下三百余人。集中以后就在凤翱乡凤林村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将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下辖四个支队(其中一个是教导队),后来增加了新战士又成立了一个新兵队。部队改编番号的大会由我担任主席,刘英、栗裕同志都讲了话,说明国共合作和部队改变番号的意义,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万针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听指挥,加紧训练,准备开赴前线杀敌。本来,我们的帽徽是红五角星,这时发给大家的帽子是“青天白日”的帽徽。
我在大会上说:“我们原来的红五角星帽徽是光荣的,现在改变各号换上这顶新帽子,是为了国共合作,同国民党军队一起,共同抗日。但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不能忘记,大家要把红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好好保存起来,不安丢失了。”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我们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特别是在第二次谈判开始时,就在机关和部队中反复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所以部队改变番号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精神饱满,“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响彻整个会场。
部队集中后的首要任务,是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政治水平,以利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更好地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传统和游击战争的专长。部队从开始集中到出发抗日以前,军事政治训练都抓得很紧,每天三操两讲,有时还搞军事演习。因此,政治水平和战术、技术水平都提高得很快。与部队集中待命的同时,地方工作干部也在平阳北港集中休整,然后另行分配工作。
因为省委工作很忙,又缺乏人手,我奉命回到省委机关负责地方巡视工作,并兼管部队的政治保卫工作。浙南各县县委曾经一度由省委直接领导。
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特别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党政军干部,如何正确认识民族解放战争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如何重新学习革命的理沦和掌的政策,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够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这是当时每个同志都渴望解决的问题,也是领导上必须抓紧时间使之得到解决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因此,从部队集中到出发抗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省委和总队部除了加紧练兵外,粟、刘两位首长还亲自主持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
第一期干训班有学员二十余人,以军队干部为主,训练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期干训班有学员十四、五人,是浙西南和浙东南两地区的干部,时间半个月左右。第三期干训班有学员十七、八人,都是浙南的干部,时间也是半个月左右。这三期干训班的学员,都是部队和地方土比较负责的干部,军队是支队级以上,地方是县级以上。第一期干训班我参加了一段时间,后因公外出,没有参加到底。第三期干训班我是班主任又是学员,这一期,粟司令员在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所有课程全由刘英同志主讲。这三期干训班的教学内容基本一样,三个大题目:一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三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内容和相互关系。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都是我们要下功夫学懂的。那时我们干部的阶级立场都比较坚定,就是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更低,因此学习时困难就比较大。譬如在学习第一个问题时,什么叫矛盾?就不懂。记得还是粟司令员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卖武器的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矛对什么盾都穿得通,简直是无法抵挡得了的,他又吹嘘他卖的盾是什么矛也穿不透的,是最坚固不过的。旁边有个人不服气,出来将了他一军,问他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他哑口无言。”这样,才给大家开了窍,粗浅地懂得了矛盾就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通过学习,我ft]还明白了这样一层道理: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但又同时必须是爱国主义者、民族战争论者。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为祖国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民族得到了解放,国家保持了独立完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问题。
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上进之心很切,学习都很认真。我和另几个同志还学点政治经济学,讨论时发言热烈,从“辛迪加”、“托拉斯”等陌生古怪的名词直至党中央的路线、政策,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展开争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吃饭时端着饭碗也还在争个不停,直到把问题搞懂为止。这是当时学习中的好现象。
凡是经过千训班学习的同志,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这对于后来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在浙南坚持艰苦的斗争,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干训班之问,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风林村召开了第十二次扩大会议,由粟裕同志作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同志作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八个月的斗争总结和部署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省委委员外,有部队连级以上和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
温州白区地下党也有三位同志参加,其中两位是工人支部的代表,一位是学生支部的代表。因为原来的省委委员仅剩下刘英、粟裕、谢文清、龙跃四人,在这次会议上增补了两名当地干部陈昌会、林辉山为省委委员.
经过了国民党的八个月的残酷“清剿”,地方工作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地方脱产干部十之八、九在斗争中牺牲了,五百余人只剩下六七十人。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后,对各地干部重新进行了配备。浙南地区恢复了福鼎、鼎平与泰顺三个县委,并成立了浙闽边委,撤销了原平阳县委建制,将原瑞平县委改名为平阳县委,并筹建永嘉县委和瑞安县委。各县委干部都分别回到各自的地区工作。当时的形势很好,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为了不失时机地恢复与开展工作,浙西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的干部,于一九三八年元旦过后,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宣传团的名义分别回到各自的地区工作。
在部队集中待命的时间里,有些从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外地党员,如张贵卿、张三扬、陈雨笠、宿士平等同志,也先后到平阳来找党的关系或由上级介绍来浙江工作。这些同志,都由闽浙边临时省委分配在部队或温州、丽水等城市工作。
考虑到日后斗争的需要,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闽浙边临时省委还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怠队”的名义,于二九三八年一月初到三月中旬开办了一个抗日救亡军政干部学校。学校办在平阳山门街畴溪小学,所以又叫“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温州各中学的学生,还有从处州、台州和上海等地来的大、中学生。校长由粟裕同志兼任,副校长黄先河同志,教育长黄耕夫同志,教员有孙克定、张忍之、陈雨笠、宿士平等同志。共开四门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粟裕同志亲自讲游击战术。刘英同志也经常到干校讲话。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很活跃。除了听课和军事训练外,还经常到附近农村作群众工作。后来还组织了一个巡回演出团,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平阳及附近几个县进行救亡宣传演声。
国民党很注意我们这个学校,特务机关还派遣了后来破坏浙江省委机关的陈家璧混到救亡干校来,收集我党我军情报,企图哈杀我党我军领导人。不久,经过学生的检举,就被我们破获了,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两把匕首。我们立即将他驱逐出干校,并公开登报揭发。这件事充分说明,国共两党虽已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亲日派的反共行径并没有停止。
救亡干校只办了一期。结业后,一部分学员分配到部队,在政治处的领导下组成一个政宣队,共有二十四、五人,队长为陈雨笠,随部队到前方工作,大部分学员留下来,由省委分配到浙江各地的公开机构或秘密的组织中去工作。有不少同志后来都成了党的负责干部,如交通部副部长程望,军事艺术学院的林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董南才,江阴造船指挥部的易丁,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夫学的马朝芒,以及现在浙江工作的周飞、邱清华、徐寿考等同志,还有作家林斤澜(鲁林杰)也是从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