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都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编裁军，最后的目标是，国军缩编为120个师，我军缩编为20个师。
国军方面，蒋介石在46年3月初召开整军会议，把集团军整编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部队数量有所减少，但其由于其整军是出于备战和裁汰不良的目的，实力相比之下却有所增强。
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把戏并不高明，我方的很多同志都对此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比如中原军区，在裁军的时候，就只撤销了第二纵队14旅的番号，把部队从原来的7个旅缩编到了6个旅，其它战略区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复员。从后来的历史看，这是正确的判断。
但在这个问题上，晋察冀军区却是一个例外。当时在晋察冀工作的郑维山将军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复员的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的元气……要复员10万人，这里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自然要牵扯各级领导许多精力；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在这次裁军前，晋察冀一共有9个纵队，且大部分纵队都是满编3个旅，还有两个纵队有4个旅，一共是26个旅，21.5万人，加上10万多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了32万多人。
而在裁军之后，晋察冀部队只剩下了4个纵队，除了第一纵队外，其余纵队都是2个旅，人员显然是大大减少了。
郑维山说：“野战部队不仅数量减少了（地方部队扩大了），质量也不高。比如冀中军区的那两个纵队，有不少都是从游击队临时改编过来的。”
晋察冀军区之所以如此“老实”地执行裁军计划，并不是因为他们放松了警惕，而是有着不得已的地方。
首先，晋察冀军区兵额很大，财政负担重，精兵简政有其合理性。1946年3月6日，中央致电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需精兵简政，减轻民负，防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迅速决定方针。中央的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三个月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郑维山回忆说：在收到中央这份电报前5天，也就是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出了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
晋察冀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走到了各大战略区的前头？郑维山说：“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先复员三分一，恐怕意在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
简单来说，晋察冀军区大规模裁军，和他们所处的地域（靠近北平）有着很大的关系，换言之，和北平军调部、美国有关（据郑维山回忆，当时周总理和马歇尔曾来张家口视察过晋察冀部队的情况）。为了国内的舆论，为了不给国民党和美国人以口实，晋察冀军区其实是为了其它战略区做出了牺牲。
事实上，当时晋察冀军区内大家的思想非常活跃，或者说有些混乱，议论纷纷。当时很多同志都想不通，对缩编有想法。
刘澜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做些让步是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揭开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不能播的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但是，我们缩编为20个师的计划，是和国民党缩编为120个师的诺言并行的。只有国民党真正执行这个诺言，我们才能实行。至于在实行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把一枪一弹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可见，晋察冀军区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没有警觉，只是作为“全国复员整军的榜样”，他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蒋介石并没有执行他的诺言，中央及时地察觉到了这一点。1946年5月1日，中央提醒全党：国民党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彻底坚决粉碎之。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紧，没有造成热潮，此种现象应立即检讨改正。
郑维山回忆说：“毛主席后来提到，我们和蒋介石斗了很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我们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了当，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
郑维山认为，毛主席所说的上当，大概是指杜鲁门在45年12月15日发布的对华政策声明。
毋庸讳言，在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陷入了一段时间的被动，但郑维山认为，精简裁军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除了这次复员了10万多人外，晋察冀军区还为其他军区支援了20多个团的兵力和装备。
郑维山说，在1939年之前，晋察冀部队就发展到了几十个团，但大部分都被调走了。比如40年2月，程子华兵团南下支援冀鲁豫军区讨伐石友三，返回时给他们留下了2个团；43年8月，吕正操率领6个团去支援晋绥军区，也把部队留在了那里；44年3月，晋察冀又支援了陕甘宁6个团，1个炮兵营和1个工兵连；抗战胜利后，李运昌同志又率领9个老团前往东北……
前前后后加起来，晋察冀军区增援其他战略区的部队不下20多个团，而且是连人带武器。按照每个团1500人来算，20多个团就是3万多人。这些都是46年之前的事情。更不要说在47年4月，中央军委又把整个冀察热辽军区（程子华部）都划入了东北民主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