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遣大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

与白起、李牧两位武安君白手起家不同，蒙恬出身于秦国名将世家。他的祖父蒙骜，是事奉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四代秦国国君的秦军元老。自昭襄王时期从齐国来到秦国，至公元前240年为国捐躯，蒙骜一生共为秦国打下七十余座城池，可谓战功赫赫。他的父亲蒙武，战功稍逊，但曾多次作为王翦的副手南征北战，也是秦国的一名宿将。而蒙恬与他的弟弟蒙毅，不但容貌俊美、聪敏好学，且自小出入宫中，与嬴政共同跟李斯学习刑狱之法，故深得嬴政宠信与重用。可以说蒙氏与王氏，是秦国的两个名将批发工场，数十年人才辈出，一个比一个牛。

蒙氏兄弟家世显赫，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正统儒法教育，他们的老师李斯，不但是法家巨擘，同时也是中国书法与篆刻艺术的祖师爷（注1），而小蒙恬也很争气，长大后不仅成了个法律专家，而且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尤善书法、音律之学。传说我们现在用的毛笔、古筝，就是这个大帅哥发明的。

不过，据考古学家考证，毛笔与古筝在秦代以前早已有之（注2），蒙恬恐怕只是改良了它们的制作工艺（注3），并非其真正的原创，但这并不妨碍民众对蒙恬的神化，据说在“湖笔之都”浙江湖州善琏镇，当地人不但奉蒙恬为“笔祖”，还给他编造了一个英雄救美自由恋爱的老婆卜香莲，称为“笔祖娘娘”，将夫妻二人供奉在蒙公祠内，每逢农历三月十六笔祖生日及九月十六日笔组娘娘生日，乡民们就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敬神庙会，以纪念他俩。

至于古筝则又称秦筝，李斯《谏逐客书》云：“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足见先秦时代筝曾广泛流行于关中，成为秦地音乐风格的代表。刘熙《释名》云：“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足见筝的声音铮铮镗镗，既有慷慨磊落的壮士之气，又有不疾不徐、迟速合度的君子之风（注4），与蒙恬的风格气度何其相似！而蒙恬被传改造秦筝，亦说明他除了是一位发明家、书法家之外，恐怕还是一位音乐家，可谓文采风流的很呢！可惜史书在这方面记载太少，不然，蒙恬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潇洒儒将周公瑾？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翩翩贵公子，现在却要远赴边疆征战匈奴了。从此，咸阳的花花世界与他再无半点关系，他注定要在帝国的北疆度过余生，那里的生活艰苦、单调、孤独寂寞，却宏阔、壮美、豪情万丈！

说起匈奴，李牧篇我已提及。战国末年，李牧大败匈奴后，匈奴损失惨重，被迫逃回阴山，而经过这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匈奴也渐渐了恢复元气，但此时草原上另两个游牧集团——东边的东胡（注5）与西边的月氏（注6）也渐渐崛起，匈奴头曼单于跟他们拼不过，便南下河套牧马，并抢掠汉民，当时李牧已死，秦正集中精力一统中原，燕、代等国自顾且不暇，根本奈何他们不得。

如今，就到了加倍讨还的时候了。

于是，公元前215年，大秦少帅蒙恬，统领三十万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大举北伐，先攻打河套地带的匈奴藩属楼烦、白羊河南王等小族，各胡族大败北遁。秦军直接收复了黄河以南和榆中一带部分地区。大军继续北进，目标直指匈奴王庭。

公元前214年春，蒙恬大军逼近黄河，与匈奴主力在河套北部展开了正面对决，一场华夷之间的世纪大战终于爆发。

匈奴单于头曼望着远处的秦军，心潮澎湃，他想起三十年前，他幼年曾随父亲与赵将李牧在赵国边郡一带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结果是匈奴大败，十万大军灰飞烟灭，他的很多亲人都战死沙场（注7），不久，父亲也郁郁而终。那时，他就立下誓言，不管忍多少辱负多少重，他一定要振兴匈奴，南下复仇，抢钱抢粮抢女人！

如今，只要打败这个蒙恬，南方广阔中原之地就是我们的粮仓了，兄弟们，上！

一战，匈奴损兵数万。

再一战，又损兵数万。

头曼的十几万彪悍的匈奴铁骑，碰上了蒙恬的车弩部队，完全不是对手。

我们知道，一般来讲，骑兵兵种比弓弩兵兵种要强，可是一旦弓弩兵占据了绝对数量优势，那么万箭齐发之下，骑兵只有被秒杀的份了。蒙恬不像李牧是骑兵运用高手，他的王牌主力，就是大量车弩部队，每与匈奴交战，秦军则以战车开路，箭矢如蝗，密集的火力射的匈奴骑兵抬不起头来，当大局已定，蒙恬一声令下，车步大军随后掩杀，这时候匈奴铁骑也只有狼狈逃命的份儿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匈奴之俗，不以遁走为耻。既然打不过，不如远去，保存实力，再候良机。忍辱负重，不争一时意气，这是头曼所想，也是匈奴民族赋予他的韧性。当年他能忍李牧，现在他就能忍蒙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且退回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去，攒足了“柴火”再来与你一争高下！

留得青山在？妄想，大青山也不能留给你！蒙恬稍作休整，大军又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将自高阙（内蒙狼山口）、阳山（大青山西麓之狼山）至北假（内蒙乌素海）这一片大青山南麓地区全部攻占，头曼屡战不敌，只得往北狼狈奔逃七百余里，远走漠北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威望尽丧（注8），十余年后被他那更具野心也更为强大的儿子冒顿（注9）所杀。

不过总有一天匈奴人还是会回来的，漠北苦寒之地并不是他们的乐园，富庶肥美的河套地区才是。

两年的对匈作战，总算高了一个段落，蒙恬遂坐镇上郡调度指挥（今陕西榆林市境内），开始着手一系列超级国防大工程，这些工程，将为我中华民族震惊整个人类世界。

第一：建城安民。短短两年的时间，蒙恬为帝国开拓了数百里疆土。但河南之远比黄土高原平坦，农耕民族很难在这片缺乏险要地形拱卫的大平原上站稳脚跟，阻挡游牧民南下。所以蒙恬提议迁徙大量移民前来筑城并开发这片富饶地区。始皇帝于是一声令下，在帝国的新疆土上设县四十四，名曰“新秦中”；并连年迁徙大批罪犯以及数万户人家去到这些地带，开荒种植，修筑城邑，开拓道路，且田且守，数年内积累起大量军资——这就是后代王朝经常效仿的殖民屯田制，这也可算是秦始皇的一大创举，它对于开拓与巩固边疆作用巨大，日后汉武帝、赵充国、曹操、司马懿，诸葛亮还会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这里我们就先点到为止。

第二：筑边塞修长城。

匈奴人都是骑兵，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帝国的军队既然无法追入大漠将其灭族，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纵深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

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落在了蒙恬的身上，那就是建一座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国防工程，把胡人彻底隔绝出大秦国土，它的名字叫——“长城”！

“长城”二字，古已有之，战国七雄，没有一个不曾修过长城的，但这些长城，规模较小，且散落各地，不成系统。有的长城，比如赵南长城、齐长城、楚方城，天下一统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秦始皇便将其尽数毁去（这可为刘邦后来打破割据、统一天下省了不少麻烦）。只有秦、赵、燕三国北界用于防御胡人的长城，可以好好的利用利用，蒙恬的工作，就是将它们连为一体，东西贯穿天下，成就一段传奇。

说干就干，从公元前214年开始，蒙恬便作为工程总指挥，率领三十万大军与近百万边民，开启了这么一个浩大而漫长的国防工程。从帝国西北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到东北的遂城县的碣石（注10），他们越峻岭，经绝壁，穿草地，过沙漠，延袤万余里，一路利用地形，籍着天险，建亭障，修城堡，依山起筑，临河为塞，将三段长城对接联通，增修扩建（注11），加高加固，终于成就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中国巨龙万里长城！

大家千万不要简单的将蒙恬当成一个普通的工头而已，就算是工头，那也是指挥数百万人的超级大工头啊！再说蒙恬修长城，也并非简单的修复连接而已，他要对整个防御体系做到全盘考虑、精密部署，选址、运材、动员、设计、施工，无一不需要极大的建筑天才与宏伟气魄。

别的就不说了，选址就是一大难题。

1.要选最佳的地形，以山脊为城，减少人工；以河流为屏，断敌水源。

2.要选关键的制高点建烽火台，建立发达的军事情报网，以提前预警，组织反击。

3.要选交通要道和谷口之处建立要塞，以屯居精兵，扼守险要。

4.要选最重要的地段修筑边城，以驻扎大军及囤积大量后勤物资。

由此可见，长城可不光是一堵墙而已，它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军事防御设施和交通讯息网，它是蒙恬殚精竭虑的心血之作，它是帝国的利益线，它是保卫我们家园千载的屏藩，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伟大奇迹。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头”，蒙恬注定将与长城巨龙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流芳千古，福泽万代！

我相信匈奴人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时候一定吓尿了。攻啊，怎么攻，就算上面一个守军都没有，怎么过去？好，就算你能爬过去，马怎么爬？帐篷、装备怎么爬？好，那干脆不爬了？那你只能组织拆迁队拆毁边墙了。

但古人的工程技术好着呢，等游牧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拆完边墙，烽火早就传遍了整个边塞，所有牛羊百姓都已躲入城中，城门紧闭，坚壁清野，给你个屁吃。如果这时候长城沿线其他地方的边防军及时赶到（长城也可以增加汉军调动的机动性与隐秘性），堵住归路，展开合围，还能把这帮抢劫犯给直接包了饺子；而长城的城墙就是包围圈的一部分，不知可以省掉多少军队。

总之，在冷兵器年代，长城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梦魇！其强大骑兵的机动性能在长城面前丧失殆尽。更惨的是，有了长城，中原政权还可以对游牧民族进行经济封锁，没有盐，没有铁，没有布匹丝绸，没有茶叶陶瓷，游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下降，这后来直接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裂。无独有偶，罗马人也在公元初修建了同样用于防御蛮族的长城，包括位于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城（约120公里）与安敦尼长城（约37公里），以及位于德国的日耳曼长城（约500公里），只不过规模要比中国的万里长城小很多，西方人并不怎么爱提。

然而，一代又一代凭借着蒙恬所建的长城击退胡虏的中华后人们，似乎对蒙恬并不领情，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责怪秦始皇与蒙恬不恤民力，践踏人命，乃暴君戾将，亡国那是报应！

西汉伍被说：“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西汉班固在《汉书》中说：“蒙恬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

西汉扬雄在《扬子法言》中说：“蒙恬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死有馀，忠不足相也。”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蒙恬为秦筑长城，极天下之半，则其为祸宜以万数。”

东汉王符《潜夫论》中说：“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

唐代陆参在《长城赋》中说：“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

民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中说：“始皇劳役万民，徒令怨女旷夫，充塞内外，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况怨旷者之数不胜数乎！其亡也忽，谁曰不宜！”

这可正是前人种树，后人话风凉。秦始皇与蒙恬建长城，并非浪费国力民力，实乃长远之计也。从成本上来说，长城表面上耗费巨大，但实际却节约了成本（注12）。要知道帝国北疆遥远漫长，如果没有长城，仅仅用军队，那需要的数量恐怕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的。而有了长城，中国就只需要有不多的机动兵力就完全可以应付一般的入侵了，真可谓祸在一时，功在百世。故汉代财政大臣桑弘羊说：“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盐铁论 · 卷九》）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对长城有过客观评价：“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已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于大禹之治水等。”（《孙文学说·知难行易》）

总之，秦朝之亡，有很多原因，或许长城是其中一个，但绝不可抹杀秦始皇与蒙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才是我国人应有的客观态度。司马迁不也说嘛：“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史记·六国年表序》

第三，修建大型天文台网络。

这项浩大的工程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我国考古工作者历经九年的调查考证，已经大体可以认定，蒙恬将军当时在上郡长城沿线地区还修造了大量观星台，总数量达到1424座，秦汉时期我国拥有着领先世界的天文历法成就，应该靠的就是这一千多座天文台组成的观测网络，可以说是福泽百年。

第三．修筑直道以通南北。

长城的修筑，让帝国北疆稳如泰山了，然而这样又出来一个问题：三十万帝国主力部队都驻防在千里之外，粮食运输耗费太大了（注13），这对帝国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怎么办？再修一条军用高速公路吧！

于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帝又命蒙恬修一条“直道”，自阴山脚下的九原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至上郡，然后沿着子午岭南行，直抵咸阳以北的云阳县（今陕西淳化县）林光宫（汉朝称甘泉宫），一路堑山填谷，全长达1800馀里，堪称世界高速公路的鼻祖。如果说万里长城是秦朝（乃至后世中原王朝）的一面盾牌，那么“直道”无疑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其建造标准比“驰道”还要高，从相关考古发掘看，“秦直道”路面平均宽度约30米，最宽处达61米，靠河、靠山和靠沟的一侧均建有夯土护坡，道路两侧还保存有多处烽火台、垭口、兵站、驿站遗址。帝国大军，五日便可南北。遥想当年直道上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着实令人心神向往。

蒙恬修直道，其工程难度一点儿也不会比长城差多少，因为这是一条“直道”，也就必须走直线、抄近道、够平坦（考察秦直道各翻山路段，其最大坡度竟不到10%），而西北一带，多是山地，层岭复杂，深谷瀠洄，欲要一律坦平，谈何容易！所以蒙恬须变身为一个“愚公”，遇山挖山，遇谷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仍是直接挖穿，这叫做“堑山”。“堑山”完了还要“煙谷”。修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山脊较低部分是需要填上的，这就是煙谷。其具体方法是：在两座山峰之间的谷底填筑大量土方，夯筑以后形成路面，其中又以子午岭黄陵南桂花路段的夯土垫方规模最大，经测算，该段垫方路基的土方量约为17万立方米，真是令人惊叹！有无聊人士算过，整个秦直道工程所取用和移动的土方，如果堆筑成高1米、宽1米的土墙，可以绕地球半圈！

需要指出的，这些工程并不是野蛮的拼人多就能搞定的。首先，堑山路段高度和宽度的选择就是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远不像其看起来那么简单。不仅挖方的高度需要精确计算，为了保证通过效率和安全，道路在修建后必须和前后连接的道路衔接，不能有太高的高差，较小坡度有利于车辆上坡通行，也能提高安全性。

在堑山的同时，秦直道非常注重道路的排水，不仅在山路内侧修建了完备的排水沟，直道路面中部也高于两侧。我国的王子今教授在研究后认为坡跟底段秦直道的坡度设计完全达到今天二级公路的标准。两千年前的古人修建的道路，能符合两千年后今人二级公路的标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秦人所筑的这条直道，历经两千多年风风雨雨，风流竟未被风吹雨打去，大部分路面仍保存完好，多处坚硬的路基上树木至今无法存活，有些地方甚至仍寸草不生，只有少数地方还有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但也都高不过膝盖。专家推测，除了常规的熟土和石灰（用以除去土壤中的有机物），秦直道可能还采用了早已失传的某种秘方，才让其能够达到数千年杂草难侵、杂树不生的效果。至于具体是啥秘方，以今日的材料分析技术，尚不能解开。有时候，现代科技不一定比古人强。

事实上，直到清嘉庆年间，秦直道还是清朝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其中子午岭主脊凤子梁路段，一直到抗战时代，都是关中棉花北运的要道，直通陕甘宁边区后勤部所在地石门关，源源不断为抗日前线输血。只因近百年来陕北的水土流失严重，而今才渐渐荒废了。

这等千年古迹，比起西方人大加赞颂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如何？比起如今遍布天下的豆腐渣工程，又如何？哪家公司的工程标书里敢写上“该路段使用年限为两千年”？

只可惜，蒙恬所修的秦直道到秦朝快灭亡时才竣工，导致秦三十万长城兵团长期驻扎在边疆，不仅耗费粮草转输，且在关键时刻难于及时回防咸阳。不过这条直道仍然造福后世，到了汉朝，朝廷大军就可以直接部署在长安附近，借助直道机动即可，仅此一点，便不知节省了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

嗟乎，世人皆怨蒙恬不谏始皇，反阿意奉承、劳民兴功、倚势作威、任情驱迫，死有余辜。却不知蒙恬用心良苦，功在千秋。蒙恬之后，汉武帝的铁蹄从这里奔驰，昭君与大雁从这里出塞，司马迁从这里南下，唐太宗从这里北巡……多少历史的画图写在这条坦途上！然而无数风流毕竟还是被雨打风吹去了，唯有汉昭君的一曲琵琶，伴着蒙恬的一声叹息，幽幽的飘荡在那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秦国古道之上……

其实，秦朝之亡很多的原因，长城与直道在里面占的比重很小，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我们都没有注意，那就是秦始皇对百越的用兵。

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皇帝令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攻击岭南，先后打败了西瓯人（浙江的百越）、闽越人（福建的百越）与南越人（广东的百越），但是当和西瓯人（广西、越南的百越）打的时候出问题了，这一仗秦军打的十分艰苦，长达三年不解甲，不弛弩。先是小胜，还杀死了西瓯族的首领“译吁宋”，但是接下来西瓯人跟秦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凭着地利不断袭扰秦军，尉屠雎莫之奈何。终于有一夜，秦军遭到了西瓯人的伏击，大败，主将屠睢战死，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

现在问题来了，蒙恬三十万就打败了强悍的匈奴，屠雎足足五十万大军，为何被一支小小的西瓯搞成了这副德性？难道是统帅太蠢了吗？不见得。屠雎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史书没有详载，我们不清楚，但看他能接替一代名将王翦的位子率领半个国家的兵力南征，相信其即使比不过蒙恬，也绝不会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战无不胜的秦军来到岭南，就变的老吃败仗了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蒙恬北伐是收复赵国的故土，当地边民既痛恨匈奴的劫掠，自然会站在秦军这边儿，这叫有有群众基础，战争就好打。而尉屠雎南征的是南蛮未开化地，对于那里的越人来说，秦军是侵略者，所以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因此同样是拓疆，蒙恬与尉屠雎发动的战争性质不同，结果自然迥异。

第二：地方气候不同。蒙恬北伐的是河套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关中差不太多，士兵们比较适应。而尉屠雎南征的百越地区是南方蛮荒之地，那里气候懊热，地势卑湿，山岭丛杂，瘴雾极重，蛇虫又多。秦军一到其地，不服水土。或为瘟疫瘴气所侵，或为猛兽毒虫所害，往往死亡。再加上当地越人仗着熟悉地形，不断的偷袭秦军。久而久之，秦军士气日渐低落，大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其实《淮南子》的记载本身是有问题的，屠雎不过一“尉”，比之蒙恬不知差了多少，何以能统帅五十万大军？而且《史记》中从未提及这五十万大军的情况，只在《秦始皇本纪》上说，秦政府曾派了一些犯法的官吏、流民、商人以及在当时地位相当于半奴隶的赘婿（注14）去“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所谓陆梁，即山谷中平地之意，换而言之，秦军只占领了平地，山林之中仍是越人的天下。另外还有就是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的奏疏，提到一笔“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然后“秦军大败”，也从未说过五十万大军以及战死数十万人之事（注15）。总之，秦始皇应只是派了些罪犯去开发岭南罢了，这也是当年秦国在扩张战争中常常使用的移民方式，无论攻三晋或楚地，秦政府往往“出其人”而“赦罪人迁之”。有学者指出：“随着疆域的扩张，秦国不断吸收或强制迁入其他国家的人口，同时也将本国人口大量迁入新占领地区，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已经开始实行奖励，招募移民的政策以及罪犯可以迁移边区抵罪的制度，是中国移民史上值得注意的新事物。”（注16）

另外，按照法家的说法，这些罪囚大多是帝国的不稳定分子，留在原处只会生乱还浪费粮食，不如派去岭南当炮灰，还可以开发落后地区，比如修建灵渠以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注17）等。秦始皇的这项罪囚殖民制度后来被汉武帝发扬光大，成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的惯用政策。另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淮南王刘安的部下伍被所言，当初秦的“南下干部”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为了给这些在异地安家的罪囚士兵们找媳妇，还特意找秦帝要了三万内地女人“以为士卒衣补”，结果秦帝给打五折批了一万五。据说欧洲殖民时期也有大概2.4万名英国女囚曾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给前期殖民的男人生孩子，看来中外在这方面也可算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

总之，秦始皇终究还是拿下了百越地区，将其置为桂林（约为今广西省）、象郡（约为今越南中北部）、南海（约为今广东省）三郡。至此，秦帝国的疆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五岭，北过大夏，国土总面积超过347万平方公里，比上世纪（前四）横跨欧亚非的的亚历山大帝国还大。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惜夺秦之鹿的西汉初年国力十分疲弱，国土一度锐减至214万平方公里，后来若不是汉武帝争气又将地盘打了回来，五胡乱华可能提前爆发。

当然，为了征服百越，帝国毕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直接加快了大秦覆灭的脚步。如果说派蒙恬修长城筑直道对帝国的安危与发展还属必要之举，那么征服百越绝对是秦始皇毕生以来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第一：征服百越是自残式的自损实力。为了统治与开发新征服的百越地区，帝国数十万移民军全部驻扎在象郡、桂林郡、南海郡三郡。然而这些地区山岭纵横，土地贫瘠，沼泽四溢、丛林密布，农业水平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开发成本太大，还要内地输血维持，这直接导致了秦军供应水平下降与内地压力倍增。

总之，岭南之戍，便如同饕餮，不断地吞噬着各种资源、人口，乃至帝国本身。秦作为一个军国主义野兽，其基本生存法是以外养内，即汲取他者资源以滋养自身；同时也可借此消耗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反抗朝廷的能量。《商君书·说民》上说：“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又说：“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法家认为国家想要保持秩序，就必须持续地将民力投入战争，能生（积蓄）也要能杀（消耗），这样才能“输毒于外”，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进而兼并天下，这便是秦帝国的基本发展逻辑。

可天下一统之后，再无他者可供汲取，或者说，汲取的成本太大，非但没利润，反而要向外输血到长城岭南，那么帝国只能向内汲取，损黎民以肥朝廷。而如此一来，百姓再也没办法得到军功爵位，还要饱受徭役之苦，别说六国之民了，就算老秦人都无法忍受。所以一旦天下大乱，秦吏与秦军则大量逃亡、甚至反叛，结果帝国瞬间分崩离析。陈胜吴广起义后，其部将武臣北渡黄河，一句话就动员了数万豪杰造反，他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可谓一语中的。换句话说，秦统一天下后在军国体制的惯性拉扯之下，不但没能停止它那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时经济，反而变本加厉开动它的巨大战争机器，去获取短期内毫无利益的土地，这最终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攻之国”，消耗过度，爆缸而亡。

第二，征服百越的是秦始皇平生做的最吃亏的一笔买卖——移民大军浪费了帝国大量钱粮，却一点本钱都没捞回来。当天下大乱后，这北方三十万大军，有直道交通，后来还能杀到燕赵之地给咸阳分担压力。然而五十万南方移民军因大多不是秦人，且基本官兵都是罪犯、商贾出身，对秦帝国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又山高皇帝地远，便干脆借口交通不便，一兵一卒都没有去救秦，等到大秦灭亡，移民军的首领龙川令赵佗更是尽诛南海郡郡县秦吏（注18），换上自己的亲信，然后兼并三郡，拥兵自重，自立为南越王了！

第三，征服百越不是当务之急。匈奴潜力雄厚，又占据了帝国的命根子河套地区，所以必须将他们赶走，不能让他们从容壮大。然而百越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摆平它呢？自古以来，百越从来就不是华夏王朝的威胁，因为它既称百越，自然部族甚多，且不相统属，一盘散沙，根本威胁不了中原政权的统治，也绝不会主动进犯中原之地，所以楚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是开发到浙江湖南地区，并没有接着往南打。汉朝也是养精蓄锐近百年，直到汉武帝最强大的时候，才在公元前109年彻底平服了百越。毕竟当时中原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秦始皇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急的去搞扩张？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代代打，什么都得讲个平衡。修长城筑直道已经耗费了不少国力民力财力了，帝国至少需要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人口物力的繁衍，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拓疆计划。所以秦始皇最正确的做法，是把征服百越的事情，留给子孙后代去做，可他非要在自己这一辈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这能不出乱子吗？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到时候做，做了不一定付得起那样的代价。秦始皇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什么事情都要毕其功于一役，丝毫不怕撑死自己，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当然，秦帝国的军国体制已经飞速运转了一百多年，拥有极大的历史惯性，创造了庞大的食利阶层，尾大不掉，产能过剩，这也不是秦始皇说刹车就能刹车的。

总之，秦之亡，秦始皇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他毕竟为中华做了许多亘古未有、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些大事，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将相们所做的总和还要多。当然，这些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数不尽的血泪白骨与广大民众的深重灾难之上。但不管怎么说，满怀开拓与进取精神的秦人，开创了一个独特而伟大的文明，他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贵遗产，这一点历史将永远铭记。所以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

注1：秦朝统一文字，主要就是用李斯在周代“大篆”的基础上，吸取齐鲁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所创制的“小篆”。从秦始皇巡行天下留传的各处石刻中，我们仍可以一睹李斯书法的风采。李斯的小篆，字成长方，笔法圆转，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别有一番博大庄严的气势，一如大秦的做派。故虽然后世出现了更多简约易用通行的字体，但小篆依然是严肃场合的首选字体，且因其字体精致美观、均匀对称，特别适合作为印信去符号化，所以在篆书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篆刻艺术，用于金石铭刻。

注2：1979年，江西贵溪仙水岩崖墓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两件古筝，时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时代亦在战国早期。甚至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上丰富多彩的纹饰图案，就可充分看到毛笔的痕迹。1980年陕西临潼姜寨村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研杵、小盂和黑红色铁矿石，这应该就是最古老的的墨与磨墨工具。

注3：（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古筝五弦，施如竹筑。秦蒙恬改于12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十三弦。”至于毛笔，考古发现战国时的笔不是将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着笔杆然后用丝绒扎好，外面再涂上漆。而秦以后的毛笔，却是将笔端镂空，把笔毫插在其中，这样的毛笔，其优点是很明显的，一是吸墨多，二是容易保持笔毛浑圆齐整，便于书写。这些改进或许就是蒙恬所为。

注4：苏泓月：《古乐之美》，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注5：乃一支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草原走廊（包括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与科尔沁草原）的游牧部族，战国时曾长期侵扰燕赵之地，被燕国名将秦开击败后开始重点与匈奴在草原争雄。秦朝末年被匈奴击败吞并后，其残部退入山高林密的大兴安岭，发展为后来的乌桓与鲜卑。

注6：指当时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一支强大游牧部族，其与西域人同属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一族。

注7：“头曼”一词，据认为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万”的意思（同样的词亦被借进“图们江”和“土默特”的名称中），原指军衔而非人名，意指“统万”、“率领一万大军的将军”。可见匈奴被李牧击败后有一段时期相当弱小，其兵力总共才一万左右。

注8：据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一文所论，“头曼”乃是吐火罗文“tumane”的音译，意思是万户长，或是当时月氏王作为北方游牧族霸主封与匈奴单于的称号；而头曼单于的太子冒顿后来也被送至月氏王庭为质，这些都说明匈奴被逐后势力大减，竟而沦落至月氏附属国之位置。

注9：白鸟库吉认为冒顿（mò dú）应当是蒙古语bogdo，意为神圣，并举清代漠北蒙古人尊清天子为博多可汗（bogedo khan）为例。参阅白鸟库吉：《西域史上的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24页。由此可见《史记》记录的历任单于名单从头曼到且鞮侯，除了老上单于原名稽粥这一条外，都只有单于号而没有人名，历来视这些单于号为人名，实是由于司马迁时代汉人对单于号制度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会。参阅罗新：《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2023年，第34页。

注10：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大宁江、清川江入海口岸处，又被称为“燕塞石”，所谓燕塞即战国燕长城。秦代长城是沿用燕长城之旧，秦长城东端起始处也就是燕北长城的起始处。参阅景爱：《中国长城史（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49页。

注11：譬如，在河套地区，蒙恬除了利用阴山以南的赵武灵王长城以外，又在阴山以北新修筑了一道长城，其遗迹已被当地人士发现。据实地考察所见，秦代新修长城的起止走向，大体上是比较清楚的。参阅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一期。

注12：近期考古学家统计长城长度，算得秦始皇的长城总长7860公里，其中6650公里沿用燕赵秦的旧城，新筑1210公里（景爱《中国长城史》）。以土方来算，大概是汉长安城的3.43倍，其工程量按理并不算太大。主要是长城距离帝国中心太远，转输后勤的耗费较高。

注13：《汉书·主父偃列传》说，秦始皇北击匈奴，“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先秦时六石四斗为一钟，也就是说，运192石粮食，路上就要耗费掉191石，只有一石才能运到北方河套地区。

注14：这种方式被称为“谪戍”，谪发者包括“贾人、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祖父母) 或父母尝有市籍者”七种，故汉时又称“七科谪”。这其中有违法官吏，有逃亡户籍者，还有经商致富者及其后代。秦制统治者认为，这些人危害了国家税收与统治秩序，破坏了高爵权贵对土地和财富的垄断，而且四处流动（没有土地的束缚）不利于管控，故而被“谪戍”处理了。而赘婿也是因妨碍了国家的税收与社会原子化而被严厉打击的。《睡虎地秦简》中还记载了一条律法，不允许对赘婿授予爵位田宅，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并且七代内必须在户籍中标明为赘婿之后，优先征发徭役。另外，赘婿从军后，不仅待遇缩水（只有三分之一的饭食，还没肉吃），而且优先作为炮灰，攻城时顶在最前面填城壕。

注15：《淮南子》之所以要夸大其词，是因为其主编淮南王刘安崇尚黄老之道，提倡休息无为，还曾上书反对汉武帝出兵讨伐闽越。

注16：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注17：秦军通过灵渠运粮而深入越地，对保证秦军岭南战争的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学者推断，灵渠宽度5-7米，水深1-2米，当时可以航行宽5米、装载500-600斛粮食的运船。参阅《广西航运史》编委会编：《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4-7页；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注18：赵佗乃赵地真定人，又姓赵，有可能是当年赵国王族后裔；其对秦的忠心应相当有限。另外龙川县地处珠江东水开端，乃百粤首邑，岭南第一要塞，其名得自“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汉书·地理志》），即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可凿井通渠，农业十分发达，故在南海郡各长吏中实力最为雄厚也最有野心者，秦时掌管南海三郡的南海郡尉任嚣因此将三郡独立的重任托付于赵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