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讲过，八九十年代中国云南有一处被称为“平远街”的治安黑洞，鼎盛时期，里面的歹徒号称法律在那儿不管用，“来到这里就安全了”。

平远街有两大“支柱产业”：贩毒和军火。1992年，执法人员曾决心铲除这个肮脏之地，便伪装成“顾客”来这里买枪。

谁料，当枪贩子得知来者只想买把手枪时，竟不耐烦地说：我们这没这种低档货，要买去买“化隆造”！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您看，就连犯罪群体内部，竟也搞了这么一个“行业鄙视链”。然而，您要说平远街不法分子嘴里的“化隆造”有多不堪，其实并不然；相反，在几十年前的中国，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也不失为另一个“传奇”。

如今的中国，提到国产手机多数人会想到华为小米，提到烤鸭人们自然就想到全聚德，同理，若干年前，“化隆造”是中国黑枪行业的天花板，是品质的象征。

相传在二三十年前，中国曾有三大“黑枪之乡”，除化隆外还以品类齐全而著称的贵州松桃，擅长生产猎枪的广西北海。与后两者的“现学现卖”不同，化隆县的枪械制造工艺非常正宗纯熟，行业发展也算得上是“渊源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

1934年3月，孙殿英在有“四马拒孙之战”的宁夏作战期间遭遇失败，军阀马步芳趁机大肆扩军，为日后坐稳“青海王”之席位夯实家底。正是在此期间，马步芳军大量建立兵工厂，培养军械人才。虽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些做法的后果并没有立刻呈现，然而它却为后来“化隆造”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平远街毒贩一直都很猖獗，曾有执法人员进入平远镇暗中调查，竟被毒贩当街拦下询问是否要“买货”。随后，执法人员就被带到一处市场，只见毒贩和枪贩把成堆的毒品与军火摆在地上，买家则带着成捆的现金挑选货品，就跟老百姓平时逛菜市场别无两样。

化隆县的黑枪产业虽远没有如此猖獗，但在鼎盛时期也十分相像。当地人把造枪的作坊开在家中，生产出来的零件或是成品就摆在家门口，等待顾客上门挑选。

根据资料显示，化隆县的枪械工艺是由当年马步芳军中的军械师传下来的，技艺非常高超，仿制出来的我军制式枪支不但在外形上非常逼真，性能也是相当优良，精度高，杀伤力大。

化隆县“工匠”们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别看生产加工条件简陋，但任何人只要把原材料运来，当地人就有办法将其变成枪支的零件。正因如此，化隆县在我国黑枪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成了重要的加工厂与中转站。围绕着化隆县这个中心，全国各地的不法分子都能在指导下生产枪械零件，然后转卖到化隆县完成组装。

2003年，河南警方破获一起倒卖“化隆造”枪械零件的案件，罪犯所交代之事让审讯的警方大感惊讶：嫌犯申虎不过是河南省焦作市中州机械厂的一名下岗工人，在于化隆县建立合作后，他就能从工厂里偷拿一些废料，在家中加工成枪械零件，其中仅枪管就有3600余根之多。

2005年，执法人员从一辆由兰州开往西宁的货运列车上搜出10箱半自动步枪配件，可组装出150把成品枪。经追查，犯罪分子是甘肃岷山机械厂的工人，监守自盗，共购买或自行加工成“五六式”冲锋枪零件超过2万件。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犯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能把犯罪的成本降到最低，乃至几乎任何有歹意的人都能因利益铤而走险。而化隆县之所以能成为鼎鼎大名的“黑枪之都”，原因也是再简单不过，就因一个字——穷。

很长一段时间里，化隆回族自治县属于国家贫困县之列。90年代，正赶上“下岗潮”来袭，当地仅有的几家规模企业效益堪忧，不得不大量裁员，相当一部分百姓的生存遇到挑战。

2002年一篇相关报道指出，化隆县的耕地面积极其有限，如果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的收成计算，那么每个农民的“合法收入”只有不到600元；除去种地的成本，纯收入可能也就只有三四百元。

然而，仿制一支“五四”式军用手枪就能卖5000元左右，而一支军用半自动步枪则可以卖数万元。制造一支手枪的周期大概在5 ~ 7天，而真正的成本，也就是从全国各地淘换来的那些边角料，估计至多不超过500块。就算当地人不具备生产黑枪的条件，只把零件组装成枪，一把手枪的“加工费”就至少有几百元。

如此一比较，种地所得的那些钱就完全不值一提了。

在我们看来，生产贩卖黑枪就是违法犯罪，但对这些贫困地区的百姓而言，它却意味着“快速脱贫致富”。这一点，同为黑枪重灾区的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体现得尤为显著。

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于1956年，其贫困程度比起化隆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955元，松桃县的这一数据只有17286元，大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民的收入则更加可怜，人均纯收入只有5000元出头，几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一半。

也就是说，倘若每人每年生产2把手枪，那么他们立马就能实现小康。

贪婪是人的本性，在利益的诱导下，松桃县对这个黑产业的疯狂丝毫不亚于化隆县，其中有个村子22户村民竟然有21户在造枪，为追求利润，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小口径炮的生产。

1992年，公安部门对松桃县的非法枪支产业展开大力打击，在随后的四年里，执法人员共收缴各类枪支8772把，其中大多为仿制制式枪支，还有小口径炮18门，从阵仗上以完全不输化隆县，直逼“犯罪天堂”平远街。

1996年，随着平远镇犯罪团伙的覆灭，堪称世界上最严的禁枪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出台，象征着我国执法部门对非法枪支的宣战。而作为重灾区之一的化隆县则毫无疑问地受到“重点照顾”。

与平远街直接与武警开战不同，化隆县的人们只图财不害命，当收缴违法枪支的行动开展后，他们所做的主要是销毁罪证。一说在当时，执法人员从那些家庭作坊中的熔炉中搜出的成品枪支及零件竟多达数千吨；警方从化隆县附近的黄河流域中也打捞出上千件枪支配件，实在令人惊叹。

虽然相关部门做足了努力，但效果显然不够彻底。当地人改变了生产销售模式，他们将枪支作坊转移到地下，通常设置在自家的地窖中。而买家想要买枪，则会被安排到另外的地方。

狡兔三窟，为防止警方突击检查，不法分子都给自己留好了“后路”，有人甚至在地下作坊出挖好了长达数百米的地道，方便脱身。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这种新的销售模式，当地又形成了另一大“产业”——诈骗。

曾有人慕名前往化隆县购买枪支，对方也出示了“货物”，但在支付完几万块钱后，买家才发现自己收到的货竟然是一箱苹果，几万块就这么打了水漂。

毫无疑问，虽然诸如化隆县这样的案例如今听来近乎于天方夜谭，有些“地毯文学”的意味，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的头十年，它却只是乱象的冰山一角。

1993年9月，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马田村、井岗村因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大规模械斗，动用“兵力”多达5000余人，相当于10个营，投入土炮95门，土制手雷255枚，炸药数百公斤，“战场面积”达2平方公里。

1994年，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与白博县朱姓宗族势力与彭姓宗族势力因坟地划分发生纠纷，竟引发数万人规模的械斗。正如刚刚所说，北海本来就曾是我国几大黑枪生产基地之一，两伙人动用大量枪支与手雷，打了个昏天黑地。最终，当地部门调动千余名武警官兵，经过一个多月才平息了这场“战争”。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到过，世界上近200个被广泛承认的主权国家中，只有约40个是立法禁枪的，比例只有20%，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只是我们国家政府依靠努力为百姓打造了一个不受枪火荼毒的安全的生活环境，让多数人误以为“禁枪”理所应当，是世界各国的主流选择。

从数据来看，过去32年里，美国因枪击事件死亡的总人数约为111万，平均每年有3.46万人死于其中；而鲜为人知的是，仅1996年，也就是《枪支管理法》出台的前一年，我国与枪支有关的案件就多达5万余起——若不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我们可能比美国都好不了多少。

有人说，“人人有枪，他才不乱”，笔者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从化隆县的故事来看，只因为钱，人们就可以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前赴后继地造枪卖枪。

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很多情况下，尝试一些政策导致不合理状况的发生，哪怕是犯罪，它也并不可怕；我们真正无法承担的，是尝试挑战人性底线所引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