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腐败，是人类文明高层架构，跳不开的问题，不管制度有多么的完美优秀，贪腐都是不好消灭的，人心贪欲是最难以控制的。

高层有高层的“大老虎”，低层有低层的“小苍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一位身在狱中的县委书记——胡健勇，他的检举神操作。

一、东窗事发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发展县域经济的热潮，同时，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也热起来。

在研究中，关于县域经济的概念、特点、特征、特性等论述，大多集中在综合性、全面性、差异性、开放性、民营化等方面。

县域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行政性。县域经济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经济，县一级党委、政府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也是决定性力量，甚至可以说，没有行政主导，就没有县域经济。

我们极端点的讲，县域经济就是县委书记经济，就是县长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县委书记也是始终冲在最前线的。

县域经济的行政主导，不仅源自于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和因此而形成的全党抓经济的大背景和大氛围，而且从实践来讲，行政主导是发展县域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因为行政配置各类发展资源远比市场来得更简单，也更迅速。行政主导，是我们以市场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中必然要经过的环节，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也是必然的规律，只是这个环节、现象、规律，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而已。

因此，行政主导，既是在目前来看县域经济发展不能轻易否定的模式，也是从长远和根本来看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改革的对象。

行政主导本质上就是权力主导，行政主导必然带来权力配置。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控制了土地买卖、公共建设、资源开发等，会带来什么呢?

不可否认，正面作用带来招商引资的繁荣、工业项目的落地、高楼大厦的崛起、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绩的显赫与辉煌。

但同样不可否认，也会带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腐败落马。

有个案例典型，就是县域经济缺点的最好写照。

2012年5月22日，江西省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受审。

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其进行指控，总涉案金额超过1700万元，起诉书指控的第一项内容是：

2004年至2011年，被告人胡健勇在担任赣州市委副秘书长、兴国县县长、定南县县委书记、于都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兴国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肖某等50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安排工作、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刘晓、原司机李小华等人。

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款物共计人民币651.088万元、美元4.1万元、港币28.2万元、新加坡币0.4万元、欧元0.5万元。

在这项指控中，虽然没有区分承揽工程和其他事项收受的金额数目，但相信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送的钱所占比重不会小。

当然，胡健勇受查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贪腐露出了马脚，而是因自己未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而心存怨恨。

指使下属及其亲人，肆意捏造虚假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匿名书信、知名网站发帖等方式。

对赣州市2011年换届工作和有关领导进行造谣诬蔑，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之后，就是他被审查。连带出受贿700余万元，贪污近20万元。

一时之气，将自己送入牢狱，从未考虑到，自己亲人子女下场，不过贪官的想法也能理解，大多数贪官，不是为亲人而贪，多数是纯粹的私心作祟，尽管贪官贪腐的理由很多样，但其产生的后果危害，都是同样巨大的，无疑都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二、绝地求生

中央巡视组应多往监狱跑一跑。那些落网“苍蝇”,往往与上层官员有较多利益纠葛，他们的举报有助于找到“老虎”。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打“大老虎”最多的人，多为最高位的皇帝，什么王侯将相，抵不过皇帝一言。

官位越高，反贪能力就越大，这基本上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运动式反腐，终归只是治标之举。

显然，一劳永逸的办法，还是离不开健全的法制。而无论是权力，还是法制，在反腐工作中，群众路线都是必须走的。

纵然群众举报所打的多是些“苍蝇”,但对搜捕“老虎”的行动，仍大有裨益。

新余市一名落马官员在狱中发出了举报信，举报该市原市委书记，这在网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狱中的赣州市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一个人就举报了300多人，引起了巡视组注意，有趣的是与巡视组一起的一位江西省内官员，也在举报名单内。

这些落网“苍蝇”,往往与上层官员有较多利益纠葛，他们的举报无疑非常有助于中央巡视组找到“老虎”。

但是“苍蝇”身陷囹圄，举报“老虎”并不十分方便，特别是中央巡视组的进驻，已令藏身官场的“老虎”如临大敌，难保他们不对落网的“苍蝇”特别警惕。

当年“白宫书记”张治安将狱中的举报人整死，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可见，巡视组若真正想查到更多关于“老虎”的行踪，应亲身前往监狱，多找“苍蝇”们约谈。

现实中，“苍蝇”举报“老虎”,大有人在。

譬如，原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狱中举报武汉市副市长袁某某；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举报了近百名与之有经济往来的领导，其中有31名是厅级干部。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有效的检举揭发属于立功行为，加之许多落马官员还存在找人“陪坐”心理，作为“老虎”的一丘之貉，“苍蝇”也不是什么好人，估计拉人下水的事，他们自己也会很乐意。

因此可以预见，巡视组多与“苍蝇”接触，必然是行之有效的，很多时候，“苍蝇”举报比群众举报更有针对性，其效率也要高得多。

曾经的“赣南王”史文清，在赣州那些被他置于异己之列的官员人人自危，有的被调离重要岗位，有的被查处入狱。

据不完全统计，史文清治下，赣南被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官员有16人之多。其中，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安远县原县委书记邝光华、瑞金市原市委书记钟炳明、会昌县原县委书记傅春荣等4位赣州下辖县县委书记的落马在当地官场引起较大震动，胡健勇案和邝光华案更是轰动全国。

这些案件撕开了史文清治下赣州官场生态的一角，他与下属们的矛盾和所涉及的腐败问题也随之曝光。

有赣州官场人士称，史文清到赣州之后，曾让人召集市里5位主要局的副局长分别闭门写出前任市委书记最喜欢的5个人和最讨厌的5个人。

随后，他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将其前任的旧部“亲信”全部剔除在外，进行排挤和打压。

时任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曾是前任赣州市委书记的秘书，据说，他与史文清之间的矛盾由此而生。

胡健勇提拔不得心意的原因，可能就有与史文清有关，在其受查的通报里的“有关领导”，即时任赣州市委书记的史文清。

想必胡健勇举报的三百多人里，少不了这位“赣南王”。

三、任重道远

对于这些贪官污吏，要减少其贪腐现象的出现，就要做好相关制度规章及法律的建设，从外力来规束这些所谓的“人民父母官”，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来做调整：

1.提高经济展，建设好相关制度

基层党组织处于我国的经济大环境之中，进一步优化我国基层党组织廉洁政治生态，须从优化我国的经济大环境入手，具体举措如下：

进一步关注并努力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精神财富的显著增多，基于此强化基层党组织成员的素养，降低这些人员贪腐的可能性；

进一步深化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各种经济战略，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使基层党组织的成员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使其在这一情况下不愿贪腐；

继续完善经济管理制度中的监管机制及惩戒机制，进一步提升监管力度及惩戒力度，对基层党组织成员形成有效监管，严惩基层党组织中的贪腐分子，以对基层党组织中其他成员形成威慑。

2.强化“强政权”状态

一是对现行法律及制度继续加以完善，以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尤其是必须进一步完善对基层党组织成员的监督机制，降低“有法不依”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的出现率。

二是强化问责文化的效能，依托公民对基层党组织成员的问责，实现对这些人员的有效监督；

完善对正当问责公民的保护力度，使公民敢于问责；

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使其愿意问责。

三是注意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基层党组织的权限，降低基层党组织某些成员借助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3.加大力度，提高制度化

构建复合监督机制，使上级党组织、群众及基层党组织内部人员均可对基层党组织成员展开监督，以降低贪腐现象出现率；

进一步完善与反腐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这一基础上完善反腐机制及反腐制度，根据法律法规、机制制度等推进反腐进程。

从宏观上看，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党组织廉洁政治生态显著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演变之中等情况的影响，我国基层党组织的廉洁政治生态演变不会消失，但会在进入一个极优范围内(腐败现象很少)之后开始小幅度(腐败现象变化程度很小)演变。

千言万语的规劝，都难抵人心之变，那怕我们的外在监督和制度，弄得再好再完整，也要从个人的心灵意志出发，建设好自身防贪意识，时刻谨记做个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的好官清官。

莫要为了一时痛快，断了今生的人生路。

参考文献：

借力苍蝇打老虎 《广州日报》 2013年7月24日

“赣南王”史文清落马记 《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9期28-32

防止县委书记落马的建议 《权力与“笼子”》 2013

县委书记落马原因：贪污受贿耍酒疯 共产党员网 2013年06月09日

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党组织·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与优化

《长白学刊》 北大核心 2017年第4期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