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东坡赤壁
熊十力（1885—1968）汉族，湖北黄冈人。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为中国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光绪十一年，他出生于黄冈上巴河张家湾一户贫穷农家，只读过半年私塾，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几乎完全靠自学成才而荣登于北京大学教席，是一位传奇式的励志人物。曾投身于湖北新军，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慨然弃武从文，矢志向学，成为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合儒释，自成一家的一代鸿学大师。他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弘扬儒家思想，提倡“内圣外王”之道，是“新儒家”学派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与梁漱溟、马一浮一道被称为现代“新儒学三圣”。著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教名相通释》《读经示要》《体用论》《乾坤衍》等。
熊十力像
一、少年轻狂，投身革命
熊十力父亲熊其相为县学生员（秀才）掌教乡塾，娶妻高氏生六男三女，十力行三。三岁时，熊十力由父亲启蒙开智。因家境贫穷，为赚钱糊口，八岁时替邻家牧牛，读书于牛背之上；闲时入父亲执教的乡塾旁听，初习五经章句。他天资颖悟，独具才思，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13岁时父母双亡，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无奈之下，14岁的熊十力与弟兄四人到江西德安开垦荒地，以谋生路，备受艰辛。1900年，长兄仲甫送他回湖北圻水从师于亡父故交何昆阁先生。受其影响，熊十力喜读晚明诸子著作，尤爱王船山书，并怀忧国忧民之志。半年后因家贫及同学讥讽而辍学，遂四处游学，博览群书，以丰富知识，拓宽视野。
湖北黄冈东坡祠
痛感大清帝国腐朽羸弱，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熊十力“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定加入反清排满运动。他天生自尊自信，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友人诧异不已。1902年,熊十力与何自新、王汉等人共游武汉，试图联络四方豪俊，图谋革命大计。同年，他投身行伍，加入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他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除新军操练外，日夜读书不倦，于诸子百家豁然贯通。1904年，他先后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革命志士，在新军中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并与反清组织华兴会取得联系，借研究科学为名，秘密宣讲革命思想。
熊十力书法
1905年，好友王汉枪击清廷户部侍郎铁良未果后投井自尽，激发了熊十力的革命义愤，决心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同年秋，他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为学兵。次年，加入了日知会和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并在武昌正卫街发起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当年夏天，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谋划起义事泄，鄂军统制张彪密令逮捕其主要负责人熊十力。新军营务处革命党人蓝天蔚得知后暗通消息，熊十力化装成病妇，坐车到武胜门外江边，雇船秘密逃回黄冈，潜归乡里以教书课徒为业。1911年，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他参加了光复黄冈的战斗，出任湖北督军府参谋。
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
民国建立后，都督府发给熊十力遣散费3000元，他将此款携回江西德安，全部赠给其兄弟购买房屋田地，从此熊家弟兄生活无忧，安居乐业。1913年，熊十力离开武昌回德安安居。他将自己之前的读书札记整理后，在《庸言》上发表了《健庵随笔》等五篇笔札，这是熊十力最早见诸报端的一组文字。1914年，熊十力与出身书香门第的韩既光在湖北黄冈结婚。婚后夫妻和睦，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两人先后生育了两女一男三个子女。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不甘寂寞的熊十力赴广州追随并佐其幕。他奔走于湘桂之间，支持桂军北伐段祺瑞。年底，蔡元培于北大发起进德会，熊十力贻书赞助。从此，两人遂结文字之交。
蔡元培先生
二、弃武从文，幸遇伯乐
1918年，他将《健庵随笔》等五篇笔札和自己之前的书信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并请辛亥革命元老蔡元培写序。护法运动失败后，目睹军阀之贪婪无耻，国民之昏然无知，熊十力内心痛苦不已，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他自度非事功之才，逐志学术。这是熊十力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他慨然弃武从文，“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从此，他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寻找学术真谛，终于成就了后来的盛名。
湖北黄陂木兰山——木兰坊
1919年，熊十力任教于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主讲国文。暑假之前，他致书给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原来他在1913年发表在《庸言》上的《健庵随笔》中认为：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被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的指责：“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在收到梁漱溟同意晤谈的回信后，当年夏天熊十力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漱溟见面。虽然两人在理论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熊十力还是接受了梁先生要他好生研究佛学的劝告。两人惺惺相惜，和而不同，从此结下终身友谊。
梁漱溟先生
1920年暑假，梁漱溟向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近代著名佛学居士欧阳竟无大师介绍熊十力，并推荐他入欧阳竟无先生创办的南京内学院学佛，得到欧阳竟无大师的同意。当年秋天，熊十力离开南开中学入内学院研习佛法。在欧阳竟无大师的指导下，经过近三年夜以继日的研学，熊十力不仅系统阅读了佛家的诸多著作，而且较为深入的研究了唯识学。唯识学是观心之学，是瑜伽学，唯识宗也被称为瑜伽行派。唯识宗的根本大论叫《瑜伽师地论》。唯识学认为，一切法不离识而有，一切法唯识而变现，故名唯识。1921年，佛学造诣颇深的熊十力开始编辑《唯识学概论》。1922年秋，蔡元培校长要在北京大学开设唯识学讲座，梁漱溟先生力推熊十力。
欧阳竟无大师
蔡元培与熊十力有过交往，知道熊先生人品才学，便欣然同意，并由梁漱溟亲赴南京邀请熊十力来北大任教。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主讲佛教唯识学。熊十力既无学历又无文凭，能受邀荣登北大教席，不得不佩服蔡元培的眼光与气魄，且不得不感谢梁漱溟的慧眼识珠。梁漱溟给熊十力的指导和提携，为熊十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他的理论提升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梁漱溟是发现熊十力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心无旁骛，专心研学，并获得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金光大道。
北京大学
三、任教北大，结交同道
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的第一年，熊十力按照自己在内学院时编辑的《唯识学概论》初稿，边写讲义边开讲，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宣扬欧阳竟无先生的佛教思想。1923年，他的唯识学讲义由北京大学编辑刊印，定名为《唯识学概论》。1924年，在较为系统地研习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后，他深深感到了佛学的悬空构画及佛教出世精神的流弊，开始怀疑在内学院学到的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写的东西，感到不安。乐于挑战自我的熊十力开始构思《新唯识论》。他决心将之前自己已经构筑的唯识学体系推倒重来，以儒家经典为宗，融儒释道及西方哲学为一体，扬弃旧稿，自创新说，构建起一套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的的内心已自觉地由对法相唯识学的服膺开始向宗于儒学传统的转变。
北大未名湖博雅塔
熊十力为学之余喜交学界朋友，与梁漱溟、林宰平、钱穆、汤用彤、蒙文通、马叙伦、张申府、张君励、冯友兰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除梁漱溟外，他与林宰平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蒙文通两人经常打嘴巴官司。蒙文通经常驳难熊十力草创的《新唯识论》，从佛学到宋明理学，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汤用彤总在一旁观战，钱穆则从中缓冲。
近代著名学者——林宰平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他正式辞去北大教习，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作为以后续办曲阜大学的预科。熊十力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后因山东政局变化曲阜大学停办，梁漱溟与熊十力返回北京，与曹州高中的部分学生在什刹海讲学，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民国十四年(1926年)一月，梁漱溟与熊十力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
北京万寿山
1929年，来杭州养病的熊十力仰慕隐居西湖的著名学者马一浮，欲求一见。他委托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很是为难，他知道马一浮是不轻易见客的。熊十力只好将自己撰写的《新唯识论》初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焦虑和失望。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今天怎么突然间就来了呢？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细拜读后，才敢来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通信往复。除叙友情外，更多的是探讨现代新儒学的相关问题。
马一浮像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由浙江省图书馆出版，蔡元培、马一浮为之作序，对此书推崇备至。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群起而攻之。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认为：《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马一浮书法
四、讲学西南，继往开来
1933年夏，熊十力、梁漱溟曾专程到杭州西湖拜访马一浮，中国三位儒学大师难得聚在一起，彼此相谈甚欢，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先回原籍黄冈。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避难西南的马一浮决定在四川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得到了国民政府要人陈布雷和陈立夫的支持。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自任山长兼主讲。熊十力应邀于同年六月抵乐山，与马一浮及甫任山长副手的浙大教授贺昌群一起，组成复性书院三人核心。他见了书院简章细则后，与马一浮争论。他反对把书院办成讲道学而不容异见的独裁统治点缀，认为“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
四川乐山——乌尤寺
贺昌群亦支持熊十力，并与马一浮大起龃龉，随即愤而辞职。由此原复性书院的三人核心变成马熊的“两贤相厄”。正值日本飞机滥炸乐山，熊十力腿部负伤。在九月十七日书院开学典礼上，马一浮与熊十力分别发表了《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的讲话。两人在办学宗旨上存在明显的分枝。刚到复性书院时，熊十力曾写信叫在昆明的弟子牟宗三，来书院做“都讲”即助教。开学典礼后，他马上给牟宗三去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熊十力与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合作，仅维持半年，就不欢而散了。熊十力离开后，马一浮曾给他写信："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复性书院同人合影
离开复性书院不久，熊十力来到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办的勉仁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熊十力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全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唤起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在重庆时期，熊十力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及郭沫若等人交往甚密。1943年，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徐复观读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敬佩不已。他给熊十力写信要拜他为师。熊十力回信批评其字迹潦草，没有诚意。徐复观见状，立即再一信道歉。
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旧址
经过几次书信来往后，熊十力约徐复观来勉仁书院见面。徐复观请教该读什么书，熊十力向他推荐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此书早已读过，熊十力面露不悦之色叫他再读。过了一段时间，徐复观再见熊十力，报告已经读完。熊十力让他谈谈心得，徐复观就谈了许多对王夫之的批评，熊十力还未听完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番痛快淋漓的痛骂，骂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徐复观狼狈不堪，半天回不过味来，但也使他从此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终于成为其满意的嫡传弟子之一。
徐复观像
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为其被称为新儒家开山祖师奠定了基础。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学，向校长胡适建议设北大哲学研究所，没有得到回应。1948年2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住浙大幽静校园，别号为漆园老人，室名空不空斋。自撰一联：“白首对江山，纵横无限意；丹心临午夜，危微俨若思”。是年秋天，受门人黄艮庸先生邀请，在广州郊外化龙乡观海楼居住年余。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但南北分治之议纷纷扰扰，时局变得混沌不明。已是国军少将的徐复观收到恩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他分析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且不思进取，美国援助靠不住，列举出台湾保不住的种种理由，奉劝徐复观别走上歧路。
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五、梦牵国学，魂断故国
最终，徐复观跟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惶南赴台湾。师生二人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天各一方，相互之间再无联络。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全国解放后，熊十力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
郭沫若像
自此，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居住于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小四合院中，与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等老友毗邻。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在这段难得的平静时光，熊十力心情舒朗。他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1954年10月，熊十力从北京来到上海定居。1956年12月，熊十力的《原儒》上下两卷共计33万余字有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发行。他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0年，熊十力已年届七旬，身体日渐孱弱，在学问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日渐稀少，精神更趋孤寂。1963年，熊十力在其《存斋随笔》中又一次慨叹：“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北京什刹海
晚年的熊十力恐怕没有想到，那个“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的阶段最终还是来了。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一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心会神交，稍可慰藉。
熊十力与他的家人弟子们
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此后，家被抄了，人被批斗。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几乎天天写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时局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硕儒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浊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