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是古代最重要的三部修辞学著作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西塞罗的《论演说》。古代的“修辞”与“演说”概念相通，修辞学研究的是演讲者在特定情况下说服或激励特定受众的能力。
2、在希腊，演说为三种实际需要的用途服务：法庭辩论、公民大会议事和公民仪式中的嘉宾发言，最后这种用途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礼仪性讲话，如表彰先进讲话、获奖感言、就职或离职讲话、追悼会悼词、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教授发言等。
3、演说的话语功能具有公共性，健全的公共生活是演说存在的基础。当公共生活萎缩时，演说的作用不仅会减弱，还可能发生异化，如变成娱乐性质的“辩论竞赛”。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学生通过学习“辩论技艺”来掌握修辞。
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主要综合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修辞和演说理论，全书分为12个部分，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修辞的教育目的功能和修辞的技艺与知识。这反映了当时修辞学的三个主要方面：教育、理论和实践。
5、《演说术原理》的教育部分主要集中在第1、第2和第12卷。昆体良强调从儿童时代就必须开始优良的读写教育，认为早期教育扎实是成人教育的基础。他在第1卷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儿童教育建议，如父母应受过良好教育，儿童应先学希腊语，避免过度专注于外语学习，不应强迫儿童学习，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
6、《演说术原理》的理论部分主要体现在昆体良对古代修辞学理论的综合和创新上。他广泛引用和讨论了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如西塞罗的修辞五部分（发明、谋篇、文采、记忆、陈述）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要素（人格、情感、逻辑）。昆体良在综合这些理论时，并未特别强调自己的思想流派，而是力求全面和详尽，因此他的著作篇幅远超前人。
7、在实践方面，昆体良主张回归西塞罗的黄金拉丁语，反对以塞涅卡为代表的白银拉丁语。他认为白银拉丁语虽然华丽，但表达不够准确和清晰，而西塞罗的语言则朴实、准确、明白。
8、这种主张可能还受到皇帝韦帕芗的影响。韦帕芗是一位出身平民的务实皇帝，不喜欢浮华。他对昆体良有知遇之恩，影响了昆体良的语言偏好。昆体良喜欢自然、不加装饰的说话风格，并用此风格写作，认为这种风格有利于沟通。
9、《演说术原理》是罗马时期的一部全面论述修辞学和演说技巧的著作，涵盖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演说与哲学的关系，以及赞扬、议事、法庭定罪三种演说类型。书中详细讨论了立论、论证、情感和语言等修辞基本要素，这些内容在今天的论述和说理写作教学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0、修辞学家通过解释人们已知但未系统化的知识，如情绪对说服的影响，以及比喻和转义等语言现象，来提升演说的效果。比喻包括明喻和隐喻，而转义则分为“想法转义”和“字词转义”。前者涉及思维方式的特别处理，如讽刺和卖关子；后者则是通过不同性质的字词来增强表达效果。
11、修辞学在古代被视为公民艺术，亚里士多德和伊索克拉底是早期从这一角度看待修辞学的代表。伊索克拉底认为修辞是社会公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对社会各方面都至关重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习修辞，但学习修辞可以塑造个人品质。现代强调公共说理教育的人文和公民品格教育作用。
12、昆体良是罗马的教育家和修辞学家，出生于公元前35年左右的西班牙（当时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加拉古里斯小镇。他的父亲受过良好教育，为他提供了优质的家庭教育。昆体良在暴君尼禄时代早期前往罗马学习修辞，师从著名律师和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阿弗尔去世后，昆体良回到西班牙从事法律业务。
13、昆体良在33岁时跟随西班牙总督伽尔巴重返罗马，伽尔巴随后成为罗马皇帝，但在69年被杀，这一年罗马经历了四位皇帝的更迭，被称为“四帝之年”。韦帕芗建立了弗拉维王朝，统治至79年，之后由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相继继位。
14、昆体良在这三位皇帝统治期间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罗马历史上首位公职教师，主持拉丁语演说学校长达20年，直到90年退休。他不仅教授雄辩术，还兼任律师，将实践经验融入教学。退休后，他从事著作，曾担任皇帝图密善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获得执政官的荣誉称号，但在完成《演说术原理》时，这两位年轻人已被流放。
15、昆体良传世的唯一著作是《演说术原理》，约于95年面世。次年，暴君图密善在宫廷政变中被杀。该书论述了修辞的理论与实际运用，以及演说者的教育。在此之前，昆体良还发表了《论腐败雄辩之缘由》，被认为是《演说术原理》观点的预先准备。这两部作品的先后关系表明，昆体良对罗马公共生活中腐败修辞的现实情况早有不满，因此撰写了《演说术原理》。
16、图密善的暴政对昆体良写作《演说术原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暴政时期的道德崩坏和社会失序导致公共说理的丧失，昆体良希望通过教育重振修辞传统。然而，他所处的皇帝专制时代已不同于西塞罗的共和时代，演说的政治和法庭功能丧失，仅存礼仪致辞。罗马人对演说的兴趣转向了表演性的“雄辩”，昆体良对此持反对态度，其著作旨在对抗这种雄辩术。
17、雄辩术中的“称颂”被用于赞扬皇帝，小普林尼的称颂演说反映了当时的风气。昆体良设想修辞和演说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教育目的，强调全面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与韦帕芗皇帝重视教育培养有德性官吏的理念相呼应。然而，罗马帝国的腐败表明，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对官吏的影响远大于教育目标。
18、《演说术原理》在罗马演说观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强调演说的精心构思和表达。演说与修辞相关但不等同，先有演说后有修辞。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虽被视为修辞学著作，但在现代研究中被视为具有政治含义的“隐秘写作”。修辞学科被“技能化”和“技艺化”，以“不谈政治”避开政治风险，但仍包含对道德政治和公共人格的关怀，倡导自由、理性等价值观念。
19、人们对昆体良的误解主要集中在认为他只是一个专注于修辞学技术细节的教书匠，缺乏哲学和政治观点，且脱离了演说和修辞的具体政治和社会环境。例如，雷纳托·巴里利认为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只是对修辞材料进行了详细罗列，缺乏创新。克拉克则指出，昆体良对西塞罗之后的时代变化缺乏认识，其作品缺乏历史感和对当代现实的感知。因此，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被视为仅仅是教书匠的课程。
20、事实上，《演说术原理》不仅仅是一部修辞学的技术性教科书，它还涉及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下的隐秘政治和写作策略。昆体良通过这部作品探讨了知识与专制政治的关系，展示了在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如何通过修辞学这一“学科扮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21、昆体良虽然生活在专制时代，但他通过引用西塞罗等人的言论，巧妙地传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如随机应变这一美德，强调了在专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因此，今天我们阅读昆体良的作品，不仅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更是为了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下的生存智慧和道德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