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24岁的奥威尔决定辞去高薪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当一个前途未卜的作家。

在家人看来，他真是疯了。

母亲说他忘恩负义，家里为了让他读书，付出了那么多，为的就是他能出人头地，可如今，他竟然放弃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

他们不停地劝说他，试图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说他不想干那种工作，他想写作。

但他们难以置信，写作如何谋生？过去几年里，他可是什么都没写过，更没靠写作赚过一分钱，很多认识他的人，都不相信他能靠写作谋生。

但奥威尔决心已定，打算做一个作家，哪怕因此穷困潦倒。

他说：

我不得不极力抗争，如果听从了别人的话，我就永远当不成作家。

1903年，奥威尔出生。

他的父亲是殖民地公务员，为了帝国，抛下妻儿，远赴英国的东方殖民地印度，负责将鸦片销往中国，自己挣着糊口度日、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资。

这个平庸的男人，干了几十年公务员，也还是一个低等副专员，兢兢业业听命于领导，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反思此行对别人的危害。

多年以后，奥威尔因为父亲参与过这种不道德、不可原谅的活动而深感内疚，让他的良心倍觉不安。

然而，身处在这种环境里，又被日不落帝国的教育洗脑，小时候的奥威尔，也觉得日不落帝国的统治分属应当。

这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对传统灌输的接受，也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反思能力的灵魂被传统不可避免的奴役。

一岁半的时候，奥威尔肺部出了问题，但一直没有查出具体病根，余生，他都被此病缠身，成了一个长期病人。

父亲忙着工作，在低等职位上苦巴巴度日，母亲在家里，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就连孩子的教育，都耽搁了。

奥威尔六岁了，还没上学，也不识字，所以在学校，备受歧视。

因为当时盛行的看法就是，一个人六岁前不识字，就会被当成智力有缺陷的人。

毫无疑问，老师同学都觉得奥威尔就是白痴。

9岁时，父亲退休了，对于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奥威尔没有感到温暖，反而感到一种浓浓的隔阂。

但在这个不太美好的世界，他依旧努力美好地活着。

他和小伙伴一起掏鸟窝，一起玩游戏，将邻家妹妹看了个精光。

但后来有一天，他告诉人家：

我不能再跟你玩了，我妈说你们庸俗。

原来，在父母看来，跟底层人来往，会染上他们身上的气味，人必须费尽心思维持自己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很多年后，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讽刺地说：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有些人的平等，就是坚信自己比别人更高等，然后蔑视别人！

小时候的奥威尔，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满肚子都是“没有人爱我”的想法。

直到1914年，他们搬了家，他才结识到新朋友，他们一起养宠物、爬树、打兔子和老鼠，打网球和棒球，游泳钓鱼。

他喜欢玩炸药，渐渐地，他变得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一口气读完了《格列佛游记》，他还喜欢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会令人迷惑地问“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我？”

为了让奥威尔接受更好的教育，全家节衣缩食，将他送进了名校，所以他一直告诫自己，必须努力学习，拿奖，不然就对不起家人。

在这所学校上学的，都非富即贵，奥威尔除外。

学校的目的，就是培养有品质的学生，这种学生成绩优秀，身体强壮，一心往上爬，但在奥威尔看来，这种人感觉迟钝，从不怀疑，也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

学校强调忠诚爱国，强调金钱至上，也强调特权之上，致力于培养帝国的跟随者，这些都让奥威尔讨厌，但此时的他，无力反抗。

在这所学校的几年，是奥威尔最痛苦的时光，他说：

对孩子最残酷的行为，就是将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孩子中间。

奥威尔在这里度日如年，他开始尿床，但学校治疗尿床的唯一法子，就是打。

此时的奥威尔，圆圆的脸蛋，他有一个朋友，两人总是被欺负，经常眼泪汪汪，备受嘲讽。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奥威尔也变得压抑起来：

我没有钱，我体弱，我丑陋，我没有人缘，我咳嗽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

然而，他还是在这里，并且成了一名优秀的学生。

在时代的大环境里，大多数人都无力反抗，他们只能让自己变得强大了，然后才有能力去挣脱环境的束缚。

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服从到反抗，从反抗到自由。

没有反抗，有时候就没有自由，会在习惯和忍受中，慢慢过完一生！

1916年，奥威尔参加伊顿公学的奖学金资格考试，并成功拿下了这个资格。

进了伊顿公学后，奥威尔从一个脸圆体胖的小胖子，变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高个子，穿着黑色长袍在校园来去匆匆。

在伊顿公学，所有上等阶层的男孩，都去做了包皮环切术，奥威尔没钱做这手术，所以他总觉羞愧难当，就连洗澡的时候，也总是遮挡着自己。

在他看来，就连阴茎的样子，都能让人联想到阶层的差异。

他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样子，而且嘲讽循规蹈矩的人视为神圣的一切，嘲讽那些年轻人必须参加的比赛，嘲讽军官训练队，也嘲讽基督教信仰，还嘲讽王室特权。

萧伯纳的作品，助长了奥威尔对传统宗教和家庭生活习俗的敌视。

毕业后，他上不起大学，所以他决定考公，去缅甸当警察。

他选择成为缅甸警察，是因为工资高，而且他想去东方。

为了能当缅甸警察，奥威尔参加了考试培训班，死记硬背半年后，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上了缅甸警察。

这年10月，奥威尔成了一名见习警察，年薪444镑，这还不算奖金，转正后，年薪600以上，外加奖金！

他满怀热情地干这份工作，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压根就不想干这份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是明目张胆地压迫别人。

在殖民地缅甸，奥威尔也窥见了帝国之一貌，他讨厌这种野蛮的国家社交。

然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这份工作把他变成了一个野蛮的人，他无法再为这样的帝国服务，因为这就是一场骗局。

1928年，他不干了，他不愿再当一个杀人犯：

当一个杀人犯被绞死时，在此仪式上只有一人未犯杀人罪。

他说的那个人，就是被绞死的那个人。

英国将缅甸人视作野蛮人，可是为了控制缅甸，他们变得比野蛮人还野蛮。

人生有许多无奈，有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偏偏强加在我们身上，有些我们所讨厌的人，偏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深而为人的枷锁，然而，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的命运我们拒绝不了，但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可以拒绝的，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一些可改变的东西。

所有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1927年底，奥威尔趁着休假时期，回到了家里，当了几年警察，他已经24岁了。

此时的奥威尔，穿着时尚，还有一年696英镑的年薪，再加上奖金，可谓是前途无量。

家里人都为他感到开心，觉得他有出息了，但奥威尔却告诉家人，他要辞职。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劝奥威尔，父亲说这工作体面，而且还有退休金。

母亲则说奥威尔要是辞职不干，那就是忘恩负义。

但奥威尔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他绝不回去工作，他想当作家，这是他小时候就有的理想。

为了摆脱这种无休无止的劝说和数落，他在外面找了一个房间，独自居住，没有人为他做饭，没有人为他打扫，冬天寒冷，他只能点一根蜡烛取暖。

朋友借给他一个旧油炉，他写了一个短篇。

没有收入，他只能节衣缩食，想让当警察时挣来的钱能多用一段时间，所以越过越落魄，成了一个流浪汉。

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他看见了人性的自私，看到了生活的艰难，他一边考察社会，一边省察自己，积累写作的素材。

在省察中，他发现：

我有极大的罪过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人的行为。

他就这样流浪着。

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从一个市镇漂泊到下一个，辗转于各种慈善性的旅店之中，穿破衣服，靠乞讨为生，生活与当警察时相比，天差地别。

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方设法犯点小事，以便被抓紧警察局，因为至少那还有一个舒适的单人牢房。

流浪了几年，他开始写作了。

1930年，他开始创作《巴黎伦敦落魄记》，同时也为杂志撰写书评和随笔等文章，获取微薄的稿费。

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流浪，也是所有最底层人的生活。

到1933年，作品出版的时候，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乔治·奥威尔。

距离他决定当作家，过去了六年，他终于成了作家。

虽千万人，吾往矣。

有些事情，即便千万人反对，但你去去了，就有希望，而拒绝开始，永远也没有成功的可能。

奥威尔喜欢一句话：

这时代需要一个实话实说的声音。

奥威尔写作，就想写自己看到的，写自己感受到的，他写《缅甸岁月》，抨击的就是帝国主义。

这本小说一出版，就得罪了一大批人。

1935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爱琳，他告诉朋友：

那就是我想娶的女孩。

他娶了这个女孩，她照顾他，陪他一起受苦，让他不必打理生活的琐事，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写作。

然而，他依旧没有写出影响力很大的书，不温不火。

西班牙爆发战争，奥威尔不顾一切地成了志愿者，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人格和尊严而战。

然而，他们失败了，奥威尔成了通缉犯，九死一生逃回国内，但英国政府也把他当成危险分子，派人监视着他，这种监视，持续到奥威尔离开人世。

加缪说：

在西班牙，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仍会被打败，人们会学到，武力能消灭精神，勇气有时候并不能以带来勇气作为补偿，因此，世界上才有那么多人认为西班牙之剧是一场个人意义上的悲剧。

终其一生，奥威尔都在反对极权。

伦敦也被战火吞没后，奥威尔也很固执地不肯离开，每天清晨，他用一年前的旧报纸生火，他窥见报纸上一条条乐观的标题，随后看着报纸灰飞烟灭。

他说：

那种沮丧感难以言说。

他很穷，英国税务局催他交税，他埋怨道：

我这儿实在压榨不出什么油水。

炮火下的伦敦，生活艰难，奥威尔又病又穷，但他仍旧积极乐观：

尽管我身体糟糕，没有子女，可我仍有那么多活下去的理由。

尽管人生艰难，但你依旧要艰难地活着。

尽管人生不自由，但你仍旧要努力自由！

1941年，奥威尔加入了BBC，在‘东方部’当讲座节目制作人，一年可以挣640英镑，勉强达到了当缅甸警察时所挣的数。

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星期六还要工作3个小时，所有的内容，都要经过审查部的审查，才能播出来。

很多情景，都被他后来写进了《1984》。

他尖锐地说：

我们全被淹没在污秽当中，知识分子式的诚实和公正的判断已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

他意识到，在BBC的审查下，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他决定离开，他不能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他要去写作，他人生最重要的作品还没写出来。

岁月如梭，他和爱琳结婚已经多年，但两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渐渐确信，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朋友有了自己的孩子，奥威尔羡慕地说：

有自己的孩子多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个。

后来，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爱琳做了全职宝妈，他们养了一头羊，因为孩子需要喝奶。

朋友称赞奥威尔很会照顾孩子，他却幽默地说：

你知道，我一向善于养动物。

确实，早在当缅甸警察期间，他的屋子里就养了一堆动物，公鸡，山羊，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可就在这时，爱琳却长了瘤子，在手术过程中，不幸离世。

爱琳走了，奥威尔身体也垮了，孤独和内疚又深深折磨着他，他明明才42岁，可是看起来却苍老得多。

人生很苦，所以才需要我们努力创造美好。

奥威尔曾经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赶着一辆马车，马一想转弯，男孩就使劲抽打马。

他突然想到，要是这畜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牲畜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剥削无产者一样。

这件事激发了奥威尔的灵感，让他创作了《动物农场》。

1943，奥威尔就开始创作《动物农场》，第二年，《动物农场》创作完成。

奥威尔将书稿给了出版社，可是却遭到接二连三的退稿，书中那些成为领导者的猪，冒犯了很多人。

就像有人说：

如果这部寓言中的统治阶级不是猪，就不会冒犯那么多人。

直到1945年8月，才有人愿意出版《动物农场》，结果，这本书出乎意料地大火，奥威尔从一家书店到另一家书店，将书本从儿童读物那边搬到成人读物的位置。

这本书给奥威尔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名气，还有大量的金钱。

有人声称，奥威尔是社会批评方面的“当代唯一的大师。”

名声和财富都有了，但奥威尔却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伦敦，他不会被已有的财富和名气左右，更不愿被成功淹没！

他向朋友抱怨：

每个人都来找我，想让我去演讲，写约定内容的小册子，加入这个加入那个，你不知道我多想逃离这一切，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时间。

此时，《一九八四》已经在他脑中成形，他想去荒岛上，好好休息两个月，让自己脑海中的想法更加清晰。

于是，他去了偏远的朱拉岛。

他要自己思考，一个人不能思考是可悲的，一个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是可悲的。

帕斯卡说：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人的伟大和强悍，就在于这思考本身。

对于奥威尔的决定，有人觉得疯狂。

一个病弱的人，去那里简直是疯狂之举动。

在朱拉岛，奥威尔生活艰难，但他都克服了，而且在这种困难的生活里，他很满足。

他的朋友说：

我有种印象是他只要头上有片屋顶遮身，有块面包吃就很满足了。

一开始，他忙于制作书架，忙于种菜，忙于饲养鹅和母鸡，也忙于晒干草，他还忙着钓鱼和打兔子等野味。

有一天，他抱着一只鸡，大喊：

快点，我的鸡着凉了。

岛民奥威尔，也有很多客人，但他对待客人，有些横眉冷眼，有些热情相待，很明显，有些客人，比其他客人更平等。

谈到新作品的主题，他说：

我们正进入一个极权主义专政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

创作《一九八四》时，奥威尔的身体，出了很多问题，而在朱拉岛，医疗条件落后，奥威尔担心自己随时会死，他告诉他的遗稿保护人，如果他遭遇任何不测，就把《一九八四》的手稿销毁。

他的体重急剧下降，几个月时间，瘦了20磅，而且还在日益消瘦，1947年底，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并且一住就是7个月。

治疗很痛苦，奥威尔每次都感到害怕，但他从不抱怨，也从不喊叫，而是默默忍受。

1948年6月25日，他悲哀地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45岁，真可怕啊，我又装上了几颗假牙，头上多了不少白发。

然而，即便是病得很严重，他就坚持写作，最后，医生强行没收了他的打字机，才让他停了下来。

出院后，他再次回到朱拉岛，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

尽管病得很严重，他还是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打字稿。

然后，他最后一次垮掉，再也没能康复。

我们总是一次次抗争，然后又一次次失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会看到不屈的精神和人格。

1949年6月8日，《1984》出版，将奥威尔推向了作家神坛，成为一座丰碑。

在《1984》里，他关心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如何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此国度内，宗教信仰被对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崇拜所取代。

他说：

世界上的问题是，如果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能否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

《1984》出版后，奥威尔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距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时间。

他向索尼娅求婚，索尼娅答应了。

此时的索尼娅，被梅洛庞蒂抛弃，不得已选择了奥威尔，因为奥威尔有钱也有名。

到了9月份，两人订婚的消息震惊了一大波人。

奥威尔说：

在我再次活在世上时，我打算再结婚，我想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可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好主意。

尽管已经病入膏肓，但奥威尔还打算写一篇关于康拉德的论文，他钦佩康拉德，因为康拉德揭示了“人总是孤独的，政治生活提供不了道德指南。”

可是，他还没写完，就在医院的病床上去世了。

死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等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死了，而他的新婚妻子索尼娅，正在夜总会喝酒。

普里切特说，奥威尔是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奥威尔的老朋友康诺利说：

他最后得到了名声及成功时，却成了一个垂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了名声却病得不能离开房间，有了钱却没有花钱的地方，有了爱却不能参与，他尝到了垂死的痛楚。

他这一生，有很多身不由己，但他一直努力选择自由，有很多事情不可改变地降临于他，诸如疾病，但他努力珍惜自己的自由。

他在《1984》里创造了一个不自由的世界，可是当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却懂得了什么是自由。

甚至可以说，只要你读懂了《1984》，你就没法忍受不自由，你就没法忍受不思考，你就没法忍受被奴役，因为那样的世界，太可怕。

然而如今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奴役自己。

诺奖诗人米沃什说：

人们读《1984》时，会发现奥威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灵魂或无灵魂的特点。

奥威尔有首诗说：

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

而教士们的脸都刮得光光。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世界不好不坏，不坏在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永远可以选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永远可以自由。

但它也没那么好，因为谈物质胜过了灵魂，谈外在胜过了人格，人们谈远方却不敢选择，人们痛苦却不愿改变，这是这个时代的灵魂。

在这个时代，人们若是不自由，那不是时代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文|不有趣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