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那么发达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为什么古代中国那么发达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是个历史发展问题。说起来历史,其实很有意思。在下以前很不喜欢历史,甚至可以说,一碰见历史课脑阔子就嗡嗡地心烦意乱,历史课都是靠自己硬背得来的分数。然而,自从离开学校参加工作、跨入社会,逐渐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之后,又情不自禁地去恶补历史课,大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到肠子都快青了的地步。“读史以明志,知古可鉴今”,此言不虚也!可是,问题又来了,自从认真接触历史之后,却发现现实中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尤其是西方人写的各种史)并不完全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而是学术意义或话语术语境下的历史——夹杂糅合了个人主观认知,(在预设前提或有罪设定下)经过修改歪曲的历史,或为了突出今朝,后朝便竭力掩盖、贬低,甚至歪曲前朝,因而偏离了很多历史真相与史实。更有甚之,自19世纪末西风东渐以来,我们的历史又受到西方伪史的侵染,以西方的立场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更不历史了。所以,在下学习历史的过程,就变成了辨别伪史的过程——所见诸相非相,即见历史,遂自诩为“历史般若波罗蜜”行者
。所以,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往往不得不先澄清一些概念,以剥开各种话语术的“画皮”,不然,许多认知就只能浮于表面,或被话语术误导,无法深入到本质。例如,在下很不喜欢“农耕文明”这个概念。虽然,西方史学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时期—定居时期—农耕时期—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文明时期……等等,而西方(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从学术的角度讲,将华夏文明定义为“农耕文明”并无褒贬意义。但是,站在西方自吹自擂的社会学角度及语境来说,“农耕文明”明显就是落后的代名词,那就另当别论了(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呢?价值观不同,认知就不同,结论则截然相反,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农耕文明”真的落后不堪吗?工业文明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吗?窃深不以为然。再例如,“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听起来很现实,实际上很不人道,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而为人,没有谁甘愿落后,恰恰相反,所有人都是天性好奇,充满幻想而从动上进的——争强好胜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很多人之所以沦落为落后状态,主客观原因各占一半,先进还是落后,大部分都是时运使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决定了稀缺资源占有者与中产及无产者的不平等地位(俗称“二八定律”)。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乃历史和人生之常态,如果落后就要挨打,而且还要“痛打(残酷的剥削欺诈)”,那冤冤相报(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何时了呢?窃以为,人类所有的文明中,道家(注意:不是道教哦)文明,才是人类的终极文明;即人类文明的归宿,是道学(佛学只是思维[般若]哲学[波罗蜜],不如道家“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实际,而禅道双修,则更妙)。
现在的大学里有一门课程,叫“历史地理学”。窃以为这门课程很有意思。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是脱离地理环境的影响而演绎的呢?即便是或许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了,环境与人口因素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简单讨论历史地理时,可以从环境与人口关系的历史地理这个角度入手,来探讨社会发展的问题。或者说,环境与人口关系的演变中,隐藏着国家与历史发展的终极密码。例如,一粒埋在地下甚至石头缝中的种子发芽,除了必要的温度、水分、营养和时令之外,还必须有其生长的缝隙(空间)才可以。西方历史学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然后随着气候变化迁徙至欧亚大陆,并在这里落草为根,生生不息。然而,在下对此深表怀疑。至少,最能支持这一学说的达尔文进化论,越来越被现代人更多的考古发现所质疑。从文明延续的时间维度看,如果说华夏文明的根基是“农耕文明”,那么,欧洲文明的根基不就是“海盗与游牧文明”了吗?两厢比较,那个更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便一目了然。因此,可以这么说,欧洲现代文明,是“海盗与游牧文明”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他们没有天人合一的概念,总不能安分于那点耕地与气候环境,于是,连那点可怜的人口都养活不起,便坐看云起——不得不将目光朝外,从航海这个缝隙,四处去寻找、掠夺以致暴富,遂开创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并以海盗逻辑,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现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瓜分全球殖民势力范围的侵略战争与压榨)。读一读西方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著作(资本家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渗着劳动者的鲜血)——他是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理解得最透彻的当代圣人,对此将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与欧洲三面环海的开放式地理环境不同,华夏文明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前,一直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很容易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以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中心,并以郡县制及“士农工商”阶层进行社会分工而将其他诸侯国兼并统一起来,所以,自秦朝嬴政始皇帝统一诸侯建立大一统的中国开始,华夏的子民们便在这个大一统的体制下,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自我更新式发展,绵延了2000多年,从无间断。西方有位历史政治家说得好,“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隐藏在这个名称下的文明”。这个隐藏在中国这个名称下的文明,就是绵延了至少5000年的华夏文明,而我们中国,也可以因此而称为“华夏族国”。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里,各诸侯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边缘地带游牧蛮夷族的侵扰,以及为应对气候与地理环境变化对定居生存的困扰,而形成的自然联盟。这就是自秦汉以降2000多年来,华夏政治的核心课题。围绕这个课题,统一的力量才是各族人民生存的最大化保障。最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还共同拥有着一个极其伟大的文明——世界公认的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在这个伟大文明的凝聚下,诸侯国被兼并统一在一个强大的帝国之中,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由56个民族组成的华夏族国,这是应对蛮夷侵扰与生存竞争的最佳选择。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要养活56个民族组成的庞大人口,以农耕为中心,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便是族国政治“悠悠万事唯此唯大”的头等大事,因此,华夏文明从百家争鸣到儒家为上,以“礼、乐”为教,以“仁、义”为价值观,顺天承运,最后形成一个固化的大一统的帝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为什么在下对“农耕文明”的称呼表示不服,请诸君打开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读一读,对古代中国科技之发达,就不难理解了。华夏文明自有史以来,从来都不缺少伟大的科学发明和伟大的科学工匠们。为什么我们将“四大发明”引以为豪,那是因为这在今天看起来仿佛小儿科的“四大发明”,却是当今人类科学文明的伟大启蒙——没有这“四大发明”,就没有航海术,也没有现代化学、现代教育与传媒体,甚至说,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天工开物》足以证明,所谓“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区分,完全是人为的强词夺理,是西方伪史学家以“工业文明”自居的居高临下的傲慢无礼与自我粉饰。窃以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并无高下之分,因为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各有其利弊——“农耕文明”强调更精神文明,如:儒家思想;“工贸行业文明”更强调物质文明,如:市场经济学,却都无法消灭剥削与不平等,因为,无论“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无法消除阶级差别,反而是“农耕文明”更适合环保型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却是“工业文明”贪婪加掠夺式发展的最大最致命的弊端。由此或可以推测,在拥有伟大古文明与文化优势的华夏大地上,遍地开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被压抑着无法爆发,与华夏文明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息息相关。当今科学考察也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人类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田园诗般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而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农耕文明”没什么可自卑的,“工业文明”也没什么可自豪的,不过是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已,都有其无法克服的致命弊端——阶级差别语剥削,而只有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的、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公平自由的“田园诗般文明”,才是我们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