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2.013

作为自古繁华的千年古城，杭州向来不缺文人墨客的吟咏，从白居易、苏轼、柳永到张岱、林和靖，城与人之间彼此投合、互相成就，留下不少佳话。然而在现代文学中，却知音寥寥，没有出现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般的知遇。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也成为很多评论家责备现代文学的杭州书写不够深刻与丰富的原因。但换个角度想，那样深刻的、契合的知遇是需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全的，更多时候城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既有遇合，更有龃龉。在现代浙籍作家的杭州书写中，郁达夫是着墨颇多的一位，其创作的小说、日记、散文、旧体诗词均有涉及杭州的篇章。他的杭州书写，尤其是其与杭州之间的遇合与龃龉，带有典型的郁达夫式的私人意绪，是一个颇值得探索与玩味的问题。

1896年，郁达夫诞生在浙江杭州府所管辖的富阳小城。杭州于郁达夫而言，是广义的“故乡”，也是狭义的“婿乡”——“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不同于鲁迅的极端憎恶，也有别于俞平伯的温情讴歌，郁达夫对于杭州的情感恣肆而幽微，在不同的境遇中辗转迭变。寄居西湖整理旧稿时，他看着秋后的西湖，“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更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抨击杭州人时，他鄙夷“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杭州人的专喜欢中伤人的一般的嘴，却真是有点可怕”。借登玉皇山消胸中之块垒时，他以坐拥玉皇山这座杭州的“秘藏之书”而自得：“细想想，玉皇山的所以不能和灵隐三竺一样的兴盛，理由自然是有的，就是因为它的高，它的孤峰独立，不和其他的低峦浅阜联结在一道。特立独行之士，孤高傲物之辈，大抵不为世谅，终不免饮恨而终的事例，就可以以这玉皇山的冷落来做证明。”[5](P24)与玉皇山的遇合，无非是其自叙传的另类变体，在物伤其类中顾影自怜，进而控诉世俗现实。对于这座求学于斯、筑巢于斯、歌哭于斯的城市，郁达夫有过小镇青年的向往与幻灭，也不乏旧式文人的耽爱与偏见、现代作家的批判与非难。郁达夫的杭州书写，杂糅着种种率直的意绪和真诚的偏见，亦是一场城与人的遇合与龃龉的写照。透过郁达夫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的杭州形象——虽是—个带着郁达夫式的主观偏见的杭州，然而这种主观的偏见往往正是解读城与人之间的遇合与龃龉的切入口。

一、初涉杭城：小镇青年的向往与幻灭

从1910年到1912年，郁达夫辗转在杭州的不同学校间求学，经历了一个小镇青年对省会都市的向往与幻灭的心路历程，也奠定了他一生与杭州之间疏离又眷恋的羁绊。从闹学潮、受冷眼、饱尝生活辛酸，到逐渐才华初显，学会用读书与写作构筑自己的壁垒去与外界对抗——这两年的杭州生活，是涉世未深的郁达夫初次接触现代文明的体验，也是一段走向现代人格的匆匆驿路。而此后他旧式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及对于杭州的耽爱与偏执、批判与非难的矛盾心理，或许可以从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创作和闹学潮经历中找到端倪。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90后”，只不过是一百年前的“90后”。今天的杭州在G20、亚运会和互联网的风潮中吸引了一批批“杭漂”，漂泊于斯奋斗于斯。而在百年前，郁达夫其实也是一名“90后”的“小镇青年”出身的“杭漂”族——提及这些名词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希望隔着百年光阴，能够以切近的身份认同，更设身处地地走近十几岁的郁达夫，沉潜地感受他笔下的旧时杭州体验。这份体验中，有向往与热望，也有幻灭与惘然。只不过我们读到的文字大部分都是郁达夫在中年时期以回忆的口吻书写的。回忆总免不了“从前的锁也好看”这样的怀旧滤镜，加上少年看到的世界总归比中年要明朗，所以郁达夫在三十年代的传记中“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也就不足为奇。

出生地富阳小城的闭塞催生了郁达夫探索外边世界的渴望。郁达夫在自传中谈及当时的富阳，“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郁达夫的父亲早丧，母亲身兼父职在外奔波操劳，两位哥哥与其年龄差距大，也不能一道玩耍。唯一陪伴在郁达夫身边的是家中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孤独的童年里，郁达夫曾“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看着绿野桑田和长空远山，“心里就莫名其妙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他渴望着长大，渴望着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但同时又感到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逼仄的富阳小城禁锢不了郁达夫漫游的思绪与求知的渴望，长大后他确实顺着富春江漂流到了天边外，足迹遍及北上广甚至东瀛和南洋。

作为典型的小镇青年，杭州府城成了郁达夫离开富阳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探索外面世界的第一扇窗口。闭塞的交通，使得当时的富阳人把到杭州一趟看成是充军：“以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非犯下流罪，是可以不去的极边。”郁达夫远赴杭州求学的前夕，祖母愁眉不展，母亲躲进屋子里偷偷落泪。因此他最初是带着“少年的悲哀”与故乡的羁绊来到杭州的。从闭塞的富阳小城初到省会都市杭州，对于小镇青年郁达夫而言，无疑是新奇的而充满热望的体验。虽然带着哀愁离家，然而少年的悲哀毕竟是“易消的春雪”，安睡饱饭之后，船篷外的山水荡涤了离愁。到底是少年心性，他望着杭州的高山，心中难免意气风发：“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等待杭府中学发榜之前的几日闲暇，郁达夫领略了杭州可爱的一面。他流连于三雅园精雅绝伦的陈设和物美价廉的消闲食品，诸如“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像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流连山水，喝茶爬山，淳朴的少年带着憧憬与悦纳的心情，欣欣然地发现眼前的一切。因此，郁达夫这几日闲暇中所体验的旧时杭州，是明朗的、可爱的，带着少年不惧岁月长的无知无畏。或许每个初涉大都市的小镇青年都有过这样短暂的幻象，刚开始体验时还没来得及厌倦与批判，触目所及都是美好的、新奇的事物，是浮光掠影的印象，也是启蒙心智的发现。

但幻象总归要幻灭的，幻灭之后是会发现都市一样存在肮脏与龌龊，同样需要解决生存问题，甚或比在故乡更无依、更艰难。在杭府中学里，郁达夫由于是插班生，“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面临着精神的极度孤独，而乡巴佬的衣着和出色的国文成绩，又使同学们称其为“怪物”。尤其使他受不了的，是杭州府中的断背之风盛行，而他也不加掩饰地对这些同学表露反感与敌意，愈使其“怪物”的称号越传越广，使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多年之后，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郁达夫对李文卿的不伦不类的求欢信及私生活的描摹，或许跟这段在杭州府中的经历有关。李文卿糜烂的私生活、扭曲的心理、极尽肉欲之欢的恶趣，使得这一人物似乎成为恶俗肉欲的符号，在郁达夫小说的人物谱系中颇为突兀。李文卿如此丑陋、且过度脸谱化的恶趣味形象，或许是郁达夫对旧日断背同窗的反感与敌意的隔空流露。正所谓“恨屋及乌”，连同杭州的闭塞风气也被郁达夫借小说人物的口吻予以谴责。小说中冯世芬与堂舅私奔去上海追求革命与爱情，有悖人伦，冯母不怪女儿与陈应环，却叹息“杭州人的专喜欢中伤人的一般的嘴”容不下他们惊世骇俗的爱情。冯母的叹息有开明家长的豁达，然而细究起来却也有些牵强。甥舅结合，在封建社会本不罕见，吕后就曾为了政治联姻逼儿子汉惠帝娶其外甥女张嫣，而放到现代文明的角度看，却犯了近亲结合易得遗传病的大忌。近亲结合的弊端，对于冯母来说或许不在其经验范围，但对于接受新式教育的冯世芬和郑秀岳来说，却不可能没有这种意识。血族姻亲的结合本有悖现代文明，却要怪杭州的闭塞，也足见郁达夫对杭州的怨念之深。在杭府中学、之江大学、浸礼会中学的求学经历，使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而同窗关系的紧张，更使其落落寡合，不得不“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流连于杭州的旧书铺，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街上，一头扎进故纸堆的世界里，从《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中摸到做诗词的门径。

小镇青年郁达夫的杭州初体验，由最初的向往与热望转为幻灭与惘然，从向外求索变为向内筑壁，最终决定回故乡索居独学。然而在杭州的两年，郁达夫见识了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旧体诗词的才华也初露头角。多年之后，他往返沪杭，一边骂杭州的政客军阀一边频频往城隍山玉皇山跑，在杭州筑巢安家却又奔走他乡。杭州成为他生命中一座特殊的驿站，可以经停但无法久留。他也无法客观地去书写这座城市，而是带着私人体验去回忆与叙写自己和这座城市的遇合与龃龉——寄情山水，动辄落泪，不吝赞赏，而又满怀怨念。

二、屐痕处处：旧式文人的耽爱与偏执

从初涉杭城到最后远渡南洋的岁月里，郁达夫曾多次途经或居留杭州，在杭州留下了不少旧式文人式的屐痕。他一边鄙夷着杭州人附庸风雅的四时幽赏，一边又不畏疲倦地探索着杭州的山山水水。西湖的湖山，在他看来，只是假山盆景的一区，“若当盆景来看，好处也未始没有，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真正让他倾心的，是那些不被游人侵扰的偏远的、幽僻的或曾经显赫而后被冷落的山水。城里的吴山，原是杭州城里真正的大观，然而在当时却备受冷落，故而郁达夫欣然称其为“我的杭州城的发见“: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明，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当吴山消除不了他胸中块垒的时候，他就登上更为偏远的玉皇山，在孤峰独立的玉皇山上感怀身世、物伤其类，借山水荡涤胸中的愁云。而西溪的晴雨、超山的梅花、花坞的清幽，亦是其探微索幽的佳处。每到一处，无不搜罗志书，发思古之幽情，消胸中之块垒，甚或作诗记游，留下典型的旧式文人的屐痕。如登皋亭山时就与诗人何君谈笑风生，和诗一首：“春愁如水刀难断，村酿偏醇醉欲狂。笑指朱颜称白也，乱抛青眼到红妆。上方钟定夫人庙，东阁诗成水部郎。看遍野梅三百树，皋亭山色木苍苍。”其脚力之健，与其身体之虚弱、精神之苦闷，形成撕扯的张力。似乎愈是精神苦闷，就愈是爬山涉水。从他所留下的杭州游记中，足见其对杭州山水的耽爱，既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沉浸式的体验，也有在乱世惘惘的威胁中隐遁山水的心理。这是非常典型的旧式文人的心理，从谢灵运到张岱，江南文人对于山水的耽爱似乎都伴随着物我两忘与消极遁世的屐痕。

对于杭州的山水人文，他既充满旧式文人的耽爱，也不乏旧式文人的偏执。无欲则刚，关心则乱，何况郁达夫如此情绪化的个体，总是带着私人意绪去打量周遭世界，不免带有文人式的先入为主的想象与偏见。寄情山水时，他总是会追怀杭州的往昔——那个他从志书古籍中认识的杭州、活在文人想象中的杭州，而对目下杭州城的乌烟瘴气心怀怨念。他对于那些曾经显赫而后被遗忘的景点总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孜孜不倦地探索。西溪在当时备受冷落，他愤愤不平道：“在古代可不同；至少至少，在清朝的乾嘉道光，去今百余年前，杭州人的好游的，总没有一个不留恋西溪，也没有一个不披蓑戴笠去看半山（即皋亭山）的桃花，超山的香雪的。”赤子之心拳拳可掬，但是过度地追古述怀，汲汲于那些处于过去时态的、受冷落的、被遮蔽的角落，则又何尝不是对现在进行时的杭州的某种不公与无视呢？杭州在文人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卷帙浩繁的诗书典籍，构建了无数人关于人间天堂的想象。很多人在踏足杭州之前，心中已有了一个轮廓，一个先验的、应然的杭州模样。但当想象落空，则往往如闻一多归国后发出“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的叹息一样的郁闷与失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杭州，继而转身扎进故纸堆中重温自己想象中的杭州，或在荒草废丘中寻访旧日的杭州。然而杭州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有其自身演变的内在秩序与节奏，何况乱世风云中的迭变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郁达夫心目中应然的、先验的杭州模样，必然是会落空的，也便产生了城与人之间的龃龉。当然，他坚持他可爱的偏执，也是一份文人气的天真，在故纸堆与荒草废丘中保持了与现时杭州的距离。在这种疏离中，郁达夫确立了自己的审美主体，也固守了自己的审美壁垒，只不过其笔下的杭州，则往往被虚化成旧时光里的符号。

三、相看两厌：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与私人恩怨的迁怒

留日归来后，对于杭州的社会现状，郁达夫的态度是颇为复杂的。郁达夫的旧学底子颇为深厚，旧体诗造诣颇高，而十年的留学生涯和新文学的创作经历又塑造了其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在时代的转型更迭中，像他这样既旧又新的人往往面临着既沉湎于怀旧又寄希望于革新的撕扯，这一点在对待所寄寓的城市上表示得尤为明显。如果说旧式文人的偏执使郁达夫对于杭州的不够“古”感到遗憾，那么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则又使其对杭州的闭塞落后忿忿不平。虽是省会，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杭州，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是冯世芬信中的“封建思想最深，眼光最狭小的杭州”。处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变革中，人心不古、闭塞落后、繁文缛节似乎都成了杭州的原罪，使其处于既不够“古”朴也不够革“新”的尴尬境地。这就不得不提到杭州在现代文学中的尴尬地位。或许是南宋迁都之后“,固有的杭州人的骨里，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鲁迅等浙籍作家对于杭州的偏安气质一直都深恶痛绝。作为省会，它远比富阳等小城镇先进，但又不及省内沿海城市宁波开放，更遑论北京与上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了浙一师的学潮，杭州基本上远离了时代的风云际会，而兀自偏安一方。在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中，日本人打进杭州的时候，杭州人依旧游赏西湖，果然如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但其实杭州也潜藏着其激进的一面，辛亥革命中杭州出了不少烈士，只不过大部分人只有离开杭州才能表现出激昂愤慨的一面，或许是杭州的温山软水太容易招安人的意志了。郁达夫在杭州的交游甚广，但在杭州的创作却时常蹇涩。各种名目的交游集会占据了他的时间。加上晴天出游，梅雨天倦怠，三伏天嗜睡，总有各种事由干扰创作。1932年10月，郁达夫到杭州暂住，到了11月，创作毫无进展。他在日记中写道：“到杭州，至今日为整一月，但所计划写的《蜃楼》尚无眉目，心中焦急之至”。可见温柔乡往往就是英雄冢，杭州于郁达夫而言适合经停而不宜久留。

对于杭州人的习性，郁达夫更是充满了抵触情绪与批判思维。在《杭州》一文中，郁达夫曾对杭州人的特性做了一个概括：“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名；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这些通病一般中国人也有，但是郁达夫认为杭州人表现得最严重，而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杭州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行。”而对于杭州风俗的繁缛铺张，郁达夫更是大加鞭挞：“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毫不留情地嘲讽了杭州人的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

从沉浸式的体验转为启蒙式的批判，这种变化可从郁达夫自身的境遇找到原因。随着年岁渐增，从赴杭求学的小镇青年到归杭定居的中年知识分子与杭州女婿，郁达夫接触杭州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或者应该说其所接触的杭州人的群体发生了改变。独处穷乡而盛名在外，自然有当地的名流雅士慕名前来拜访，郁达夫本人也曾坦言受声名之累，“不知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比起少年时的茕茕独立，他既拥有被称为“杭州第一美人”的妻子，又谈笑有鸿儒，尽管经济时而拮据，创作也时有不顺，但境遇已远胜少年时。加上多年的漂泊经历与辗转不同城市的阅历，使其在看待杭州时有了不一样的坐标，在批判杭州时有了不同于最初乡下人的底气。

在郁达夫眼中，杭州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或许正是在接触杭州的三教九流尤其是名流的过程中，他看清了杭州的外强中干与喜撑门面，看透了杭州人所引以为豪的四时幽赏的靡费之风和附庸属性。他在散文中用“婿乡”代称杭州，是戏语，也是他对杭州的身份认同的某种体现。虽然富阳属于杭州管辖，在行政意义上他也可称为广义的杭州人。但作为乡下人，总归对烟柳繁华地的杭州府城有所疏离。而出身名门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则成为他与杭州之间最为深切也最为脆弱的羁绊。情深意切时，他们是富春江上神仙眷侣，他也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先生等杭州名流绅士的认同与尊重，领略到了杭州的美人美食之风味——王映霞为他洗手做羹汤，烧得一手好菜。鲁迅获悉郁达夫移居杭州的计划，曾作诗极力劝阻：“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正是在王映霞的多番劝说下，他才不顾鲁迅的阻挠，移居杭州，建造风雨茅庐。但夫妻反目之时，婿乡终非故土，在“恨屋及乌”的迁怒中本已被现代性祛魅的杭州形象进一步走向丑化，受到郁达夫情绪化的非难。杭州军阀的蛮横、杭州女子的虚荣爱娇、杭州风俗的繁文缛节，都成了他“恨屋及乌”的对象。怨念之深，足以让他写信上诉，登报自曝家丑，修改旧作题记。这是郁达夫式的批判，在境遇坎坷之时，总会把责任推诿给“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而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因此郁达夫对杭州的批判，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使然，更杂糅了很多私人的恩怨与龃龉。

对于这种批判与非难，我们应持保留意见。但也很难苛责郁达夫的“恨屋及乌”。因为城与人之间的羁绊，不是靠空洞的概念维系的，而是在具体的际遇、琐屑的日常中产生的。尤其对郁达夫这种常年漂泊的人，是亲友故人、山川旧物决定了其与各个城市之间的亲疏关系。他对杭州的恨与爱、遇合与龃龉，都是性格与境遇使然。

结语

从小镇青年的向往与幻灭，到旧式文人的耽爱与偏执、现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与私人恩怨的迁怒，郁达夫的杭州体验与书写始终是私人化的、情绪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人性的遇合与龃龉又往往是那一代半新不旧的浙籍作家的时代缩影，只不过郁达夫身上表现得更为极端、更为外化。作为中国传统理想型的城市，杭州在现代文学的地位却一向尴尬。在郁达夫的文学地图中，杭州处于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以富阳为坐标视之则太新，以上海、东京为坐标视之则太土鳖，这就使杭州的城市精神变得半旧不新、飘忽游弋。而郁达夫本身也是半旧不新的历史“中间物”式的人，出身富阳，而留学东洋，他身上既有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特性，又保留着旧文人士大夫特性，这就造成了其矛盾与痛苦。这种城与人的精神的同质性，或许是郁达夫与杭州之间最为本质的羁绊吧！飘忽游弋的城与漂泊不定的人，在动荡的时代中，既遇合又龃龉，既同病相怜，也同性相斥。

城是人的镜像，但成日面对着镜像，是会固步自封甚至面目可憎的。对于镜像而言，龃龉往往才是最深层次的遇合，因为镜像之间连缺陷都是一致的，讨厌对方的缺陷其实也是对自身缺陷的焦虑感的投射，是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焦虑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有离开城，行异乡走异路，才能彼此成全而不至于相看两厌。或许正因此，杭州只能是郁达夫生命的驿路，而非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