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29日，从父亲张作霖手中接掌东北大权半年之久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自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名正言顺的封疆大吏。
既然是改旗易帜，服从老蒋的领导，在涉及内政外交方面的路线方针自然要跟着南京的风向标前行。对此时的老蒋而言，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英美势力才是自己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大金主”，而苏联虽在早年间不遗余力的帮助实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但归根结底，他们的那套政治制度实在让自己颇为头疼，而此时英美等国抛出的橄榄枝，无疑让老蒋甚是满意，一边是对其政体的欣赏，一边是对方的公开支持，老蒋也就心甘情愿的上了这条“贼船”。
张学良与蒋介石
可问题是，老蒋选择倒向英美，与张学良公开挑起的“中东路事件”又有何直接关联呢？这个要先从接任东三省最高领导者的张学良开始说起。
众所周知，张学良从老帅张作霖手中接过统领东北的大权时，面临的时局形势并不乐观：一边是奉系内部老派、士官派和少壮派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这点从奉军元老张作相在力排众议推举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联合会议上也可窥知一二；另一边是日本关东军日益增长的统治欲望和称霸野心，这个自不必多说，从老帅被炸身亡到干扰易帜统一，再到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对东三省的地域统治和资源掠夺战略从未中止过；最后则是以老蒋为首的“北伐军”即将大兵压境，是战是和也是摆在这位新的当家人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张学良受此前亦师亦友的郭松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思想的影响颇为深刻，这使得他在郭松龄走后对军阀混战的“内斗”行为更加深恶痛绝，并最终决心寄希望于东北易帜来完成国家统一，尽管这种统一仅在形式上存在。
曾任奉军将领的郭松龄
至于东北易帜后不足半年时间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东铁路事件”，一方面出于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后“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建功立业想法，“新官上任三把火”倒也不难理解，何况这是名正言顺的“收回主权”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平息因东北易帜带来的内部争议声音，同时在国内其他军阀及日本关东军面前树立应有的威信。当然，还有不容忽视的关键一点，那便是老蒋的坚定支持。
只不过，这种支持在今天看来似乎用“捧杀”一词代替形容最为妥帖，老蒋的口头支持、鼓励乃至带有一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怂恿心理作用下，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也真的放开手脚大干了一场，只是最终结果有些不太光彩，不仅东北军全线溃败，张学良也被迫与苏俄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草约》，除了恢复战前苏俄对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外，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领土也被苏俄攫取。
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症结固然在自己奉军内部的指挥力和战斗力，但老蒋首鼠两端的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也着实让张学良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军阀认清了他的狡黠面目，更让他认清了身处国民政府权力旋涡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
中东铁路路段情形
这是张学良人生中的一次滑铁卢，却也成了他走向政治生涯巅峰的起点。
1930年5月，以晋军首领阎锡山、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和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组成的反蒋联盟正式向老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战，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大战开始后，张学良成了老蒋和阎锡山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毕竟在双方实力旗鼓相当、战线争夺几易其手的情况下，谁先争取到张学良和身后30万东北军的支持，战争胜利的天平将倾向谁的一边。
中原大战时的阎锡山
客观的讲，此时的张学良因中东铁路事件对老蒋的怨气尚未消散，如若阎锡山能在此时果断大方出手，给予张学良真实可靠的物质援助和势力范围，张学良加入反蒋联盟也犹未可知。但偏偏以“抠门”著称的阎老西儿只派出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亲信携带2000大洋前往拜会，同时许诺功成之后将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四地区统归张学良接管。毋庸置疑，代表们不仅没能见到张学良本人，连拉拢其他东北政要都被无一例外的吃了闭门羹。
平心而论，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军费和武器装备方面捉襟见肘这是公开的事实，不然也不会有老蒋在大战期间以经济手段大肆瓦解阎、冯联盟的各级将领以求反戈一击。但在这种存亡攸关的大事面前，微薄的钱财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空头支票”又如何能打动一个统率30万大军的地方大员呢？
何况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对老帅张作霖左右逢源的驭人之术略有见长，不置可否，坐地起价成了他在这期间面对两方势力拉拢时最为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能支持老蒋取得战争的决定胜利，得益于老蒋在他身上下的“大力气”。
影视作品中蒋介石的说客吴铁城与张学良
一是通过购置高额武器装备变相馈赠张学良军费。面对张学良东北军沈阳兵工厂制造的高于市场价一倍之多的枪支价格，阎锡山望而却步，老蒋则大手一挥直接购置了10万支步枪，按照50元大洋每支的高昂价格计算，其中的250万大洋则成了老蒋馈赠张学良的“见面礼”了。
二是满足张学良出兵相助的后顾经济危机。尽管在当年6月初老蒋曾主动提出支援张学良200万大洋以帮助解决东北财政和经济危机，但随着山东战略首府济南的失而复得，张学良又借机坐地起价，将原有的200万筹码提高到500万，同时出借1000万元公债为附加条件。老蒋虽是倒吸一口凉气，但为了实现胜利目标，委派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千方百计周转拼凑，最终还是满足了张学良“狮子大开口”的要求。
三是给予政治地位的认可和势力范围的划分。相比于阎锡山有名无实的空头支票，老蒋的第一说客吴铁城则是携带“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委任状和关防打印有备而来，不仅如此，连同张学良麾下大将于学忠、王树常等人主政天津、河北的任命也都一并呈上。于张学良个人而言，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于东北军而言，势力范围由关外拓展到关内的华北地区，怎么合计似乎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时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的于学忠
多方权衡之下，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等于是开诚布公的向外界宣布了拥护和支持老蒋统一。
随着张学良东北边防军第一军、第二军相继入关，大势已去的阎锡山、冯玉祥于当年10月中旬起先后隐居大连和山西汾阳；11月4日，二人通电取消大本营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长达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宣告彻底结束。
回望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从居中保持中立到全面拥蒋统一这一态度行为变化，固然是蒋介石在人情世故和手段格局上远胜反蒋联盟集团的表现所致，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抓住了张学良作为后起的新军阀力量在身份地位和势力范围方面迫切需求的特点，继而施展了自己长袖善舞般的政治手段与张学良达成了利益合作。事成之后，一个是不满30岁的中华民国三军副统帅，坐拥东北、华北5省地盘；一个则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并借此实现了自己的“削藩”目的，可谓互利共赢。
归根结底，中原大战中的张、蒋二人不过是军阀和政客间一场利益交换后各取所需的游戏而已，既然是当下进行的游戏，也就无需将精力和思绪再去聚焦昔日的恩怨情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