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畏这个名字在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可以说是大名鼎鼎，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4个师改编为4个军，何畏就是其中的“四大军长”之一，而在他麾下的战将，就有我们熟悉的许世友上将、王新亭上将、詹才芳中将等等。

何畏的一生，完全可以用“传奇”这两个字来形容，其经历之丰富，成长之坎坷，背景之复杂，在红军的高级将领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何畏1900年出生于海南，3岁随父亲去了马来西亚读书，之后他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何畏和他的同学们与殖民者积极抗争，最终导致他被驱逐出境。

何畏于是重回祖国，就读于厦门大学，之后被组织派往香港工作，参加工人运动，期间他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五卅工人大罢工。

1926年，26岁的何畏考上了黄埔五期，当时和他同一届的学生有许光达大将、宋时轮上将、杨至诚上将、陶铸、莫文骅中将、郭汝瑰、廖运周、邱行湘等等。

从黄埔毕业后，何畏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后又奉组织的命令，潜入越南，参加了广西和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和法国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紧接着，何畏又参加了张云逸、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他由此成为我军中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两次著名起义的将领。

百色起义后，何畏随红7军抵达中央苏区，所部被划入彭老总的红3军团。

1932年，何畏被派往红四方面军工作。此时四方面军刚刚成立，何畏不仅参加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还参加了西征、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

在红四方面军将“师”扩编为“军”前，何畏就当上了4个主力师之一的红12师师长。部队扩编后，他之后又顺理成章晋升军长。当时四方面军的四个军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上将，政委周纯全上将）、红9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中将）、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红31军（军长王树声大将、政委张广才少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何畏在四方面军的突出地位。

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时，带队去迎接中央的，正是何畏和李先念同志，但由于何畏后来的历史错误，人们在懋功会师的记录中，基本上看不到何畏的名字。但在当时，薛岳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薛岳所说的是何畏第9军已经与中央红军会师。

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希望中央能提拔四方面军的9人进入政治局，其中就包括何畏。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这份任命名单，但何畏、李先念、傅钟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足以说明他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张国焘之所以提名何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是自己的“死忠”。1935年9月，草地分兵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亲笔给红军大学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大学的学员跟随中央北进，消息传到时任红军大学政委的何畏那里（校长为刘伯承），何畏和当时的红大教育长李特都主张派部队尾追，好在有徐向前总指挥的坚决制止，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最终才没有发生。

关于何畏和张国焘的关系，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就是当年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时候，张国焘对徐向前不听他的指挥非常不满，曾一度有意让何畏接替徐向前的方面军总指挥职务。

因此，当后来四方面军北上来到陕北，张国焘受到中央的批评时，何畏作为他的忠实拥趸，自然也应该受到批判。

据张国焘曾经的警卫排长何福圣回忆，到达陕北后，何畏曾让他给失势的张国焘带话，说自己现在不便去看他，他担心枪杆子一丢，什么都丢光了云云。张国焘也让何福圣给何畏带去过两条香烟。

在1937年3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何畏曾沉痛检讨过自己的错误，并表态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然而，不到一个月后，在同年4月19日的深夜，何畏就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了延安，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抗大也有一个叫何畏的，溜了。”

何畏离开延安后便决计投奔南京，但被胡宗南扣押，他于是给张国焘写信求救，后追随张国焘，历任“军统”少将专员、军统“特种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后随张国焘转入中统，任国民党组织部“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此后何畏的事情就变得众说纷纭了，关于他的结局，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他在解放前夕被我军抓获，并被判处死刑，另一种说法是何畏进入中统后不受重视，心情灰暗，于是开始发奋学习，每天带着一壶水几个馒头，泡在图书馆里苦读农学，最终成了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的一名讲师。49年渡江战役前，何畏自感前途渺茫，和妻子一起投河自尽。

还有一种最常见，也是最可信的说法。说何畏在解放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南，并对自己的往事绝口不提。他当时在村子里当义务教师，协助基层工作人员进行扫盲工作，从拼音开始教学，也教普通话。何畏还跟着村子里的人学会了做木工和泥瓦工，他为人诚恳踏实，很受村民信任。

据何畏的儿媳妇钟家蓉介绍，何畏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和别人交流。1960年，何畏因为食用了煮熟的蟾蜍中毒身亡，终年60岁。何畏出殡的时候，村子里的村民大都来参加了葬礼，为他送行，很多老村民对此事都记忆深刻。

这第三种说法人证多，细节齐全，一般来说被认为是最可信的。

从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军长到一个隐居乡下的农民，何畏一生的经历之坎坷，命运之转折确实令人唏嘘感慨。如果他当年离开延安，他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周纯全上将，当年他和何畏一起，都被视为张国焘的亲信，毛主席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曾说：“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以后，可以转变到完全彻底深刻地承认错误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响到国焘及其他人。”

周纯全将军在犯错了，离开部队10年在后方办学，抗战胜利后才重回军队，在东北野战军的后勤战线工作，后来还负责了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贡献良多。因此，他在1955年被授予了开国上将的荣誉。如果何畏不是错误地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那么，他的结局一定不至于如此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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