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17/j.cnki.tzgj.2017.11.010
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但那不过是短短的三年。他生在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长期担任闻名于世的燕京大学校长，因为支持抗日，被日本侵略者监禁了3年8个月。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师，更是一位教育家，成为中美友好的象征，声望之隆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一句话，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
生于杭州
“司徒雷登故居”就在我住的这条耶稣堂弄里，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了14年之久。当时他父母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是他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朋友们上我家来，常不无羡慕地笑说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
司徒雷登的父母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到杭州定居，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用说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司徒雷登的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的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堂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有时候他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11岁那年（1887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
司徒雷登眼中的清末中国
尽管离开杭州18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话（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司徒雷登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83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17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已成了“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司徒雷登73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83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最后一次重回故居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身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浙江、杭州的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
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看了故居，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逾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让他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杭州各界在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我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应之江大学、燕京大学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了西湖。司徒雷登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的一幕，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司徒雷登讲话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今承给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对这次杭州之行，他十分感慨，在回忆录中说：“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与第二故乡失之交臂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起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局势急转直下，他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第二故乡失之交臂。8月，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杭州耶稣堂弄里的“天水堂”依然，司徒雷登的故居也恢复重修了，有多少人还记得司徒雷登，那个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流学府的教育家，那个曾作为中美友谊象征的传教士、知识分子，那个在日本人刺刀下不屈服的老人？以及他黯然离开第二故乡时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