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律法体系中，“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这一规定，宛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百姓心头，成为了公平与正义之路上的巨大障碍。

这一规定，首先是封建等级观念的极致体现。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官与民是天壤之别的存在，官员代表着皇权在地方的延伸，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他们认为，百姓对官员的控告是对这种等级秩序的严重挑衅，如同子女冒犯父亲一般“大逆不道”。于是，用残酷的笞刑来惩处敢于告状的百姓，不问青红皂白，先给其身体和精神以沉重打击，使得民众在面对官员的不法行为时，往往因畏惧这种惩处而忍气吞声。

其次，这种规定严重阻碍了社会正义的伸张。即使百姓有确凿证据，在历经磨难胜诉之后，还要遭受被流放二千里的厄运。这意味着，他们为了寻求公正，不仅要付出身体受刑的代价，还要被迫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如此一来，许多百姓权衡利弊后，宁愿忍受官员的欺压，也不敢轻易走上“民告官”之路。这就使得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官场腐败之风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矛盾在这种压抑下不断积累、恶化。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是封建制度腐朽的表现之一。它将百姓的权利无情践踏，把官员的权力置于无监督的危险境地，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也为王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当民众的冤屈无法申诉，当正义被扭曲和压制，社会的根基便开始动摇，王朝的大厦也必将在民众的愤怒和历史的洪流中逐渐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