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前介绍了抗战初期崛起于河北的民间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下辖的五到十三路军，这回就来介绍下崛起于安新县的河北游击军第四路军王烈军部。不过由于相关资料缺乏，关于这支部队的介绍非常只能有限。
话说在在保定市清苑县靠近安新县的地方，有个名叫臧庄的小村庄，早在1929年，地下党员吕书元就在村子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两年后，他又通过合法的选举方式，成为该村村干部，至此，一直到全国解放前，臧庄村委会都在地下党的掌控之下，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红色堡垒村。在吕书元的影响下，附近的傅根深、刘鹏寿、刘光裕、张正亭、赵连奎和李晶文等进步青年纷纷加入地下党组织。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由于中国军队大举南撤，日伪军不费一枪一炮就占领了隔壁的安新县，为了维其统治，这帮侵略者到处杀人、烧房、侮辱妇女、抓人修岗楼修公路，以至于当地老百姓流传道：“迈步上公路，抬头看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眼看当地老百姓反抗情绪如此强烈，吕书元趁机和同志们不辞辛苦地走村串户，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为口号跟着他参加抗日武装。
就这样，到9月底，吕书元在安新县老河头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抗日队伍，自称“抗日第四军”，由其担任总指挥，刘光裕、张正亭担任副总指挥，不过由于大家都是普通人家，手中不仅没啥武器，物资供给上也非常差，因此这支队伍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10月，传来消息说高阳县也出现了一支民间武装，纪律严明，自称河北游击军独立团，指战员都佩戴红色三角标志，吕书元判断这可能也是其他地下党组织组建的队伍，于是决定前往探个究竟。
在高阳县，吕书元见到了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参谋长阎九祥，孟庆山直截了当地向吕书元介绍，自己正是受上级派遣来冀中地区收编各路民间武装，并出示了上级关于“各地党组织应留在原地，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文件，吕书元如获至宝。在问及他手下有多少人时，吕书元难为地说：“眼下天下大乱，各地地主、军官，凡是有点势力的，纷纷搞起武装自称司令、总指挥，我手下只有200多同志，又没什么武器，力量薄弱得很。”
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
孟庆山指点吕书元说：“当前第一要务，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武装。其他各路武装，可以想办法收编他们，或者跟他们搞联合，然后通过慢慢做工作掌握他们。不然，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等他们发展起来，顶多只能算是友军，我们却无法让他们执行什么命令，那就麻烦了！”孟庆山对吕书元的指示非常有启示意义，回去后，后者即开始研究起如何劝说安新县的另一支抗日武装王烈军部的事宜。
王烈军，出生年月不详，原为任丘县巡警局的一名警官，中国军队撤离后，他即跑到安新县组织抗日武装，因为平时经常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所以积累了一定社会人脉，这次拉队伍，他很快就聚集起千余人马，并占据了安新县城。听说王烈军部崛起，孟庆山也曾派人来讨论合作事宜，王烈军表示如有需要他愿意出兵与游击军一起打击日寇。
1937年11月，驻保定日军一部出兵攻打安新县城，王烈军自知不是日军对手，马上派人向游击军求援，游击军参谋长阎九祥一面令附近的刚被收编的游击军第八路军刘克忠部出兵增援，一面又通知吕书元部参战。在三支部队的联合阻击下，日伪军头一天攻占安新县城的企图被打破，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日军加强了攻击力量，阎九祥考虑到敌我双方战斗力差距较大，便下令王烈军部放弃安新县城，随第八路军撤入新安县境内。
1937年12月底，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主力调去路西晋察冀根据地整训，留守的孟庆山趁机对收编的游击军下属各路民间武装进行了整编，其中王烈军部及吕书元的抗日第四军因为都是安新人，所以被合编为游击军第四路军。为了团结王烈军，第四路军仍由他担任总指挥，张正亭、刘光裕分别担任正副政治部主任，原抗日第四军建制不变，改称第四路军第一团，由吕书元担任团长，刘鹏寿任政委，刘九如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光裕
第四路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但王烈军不顾客观实际，打算一举收复安新县城，在他看来这么大力量根本犯不着和日军打游击。吕书元对此则坚决表示反对，认为以第四路军目前的实力，强攻县城无异于以卵击石。可惜在部队初创阶段，党组织对第四路军基本没什么控制力，一切还是王烈军这个头头说了算，他对怀疑吕书元是对他的地位有什么打算，于是干脆给吕书元下达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攻城时阻击保定方面的日军援军。
驻保定的日军兵力强大，一旦游击军攻打安新县城，对方必然来救援，就凭第一团的那些土枪土炮，根本阻击不了日军，吕书元虽然知道王烈军在给他出难题，但也不敢不答应，因为王烈军已经放话，拒绝就军法从事。而事实也正如吕书元所预料的那样，这一场阻击战很快演变成大灾难，只有200多人的第一团在战斗中牺牲130余人，政委刘鹏寿、政治部主任刘九如也在其中，吕书元本人则身负重伤，在勤务员李培桐的搭救下才留得性命。
1938年1月，攻打安新县城和王烈军强令吕书元打阻击的事情很快摆在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的面前，此时正值游击军第二次整编，有人建议干脆把第四路军编遣调，但孟庆山考虑到游击军核心实力目前还不是很强大，为了不过分刺激王烈军，便将此事暂时搁置。直到同年5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被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时，军区才决定，将王烈军的第四路军改编为军区直属独立六团。
这天。孟庆山把王烈军找来，正准备和他商量改编为独立六团的干部配置事宜，哪料王烈军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孟司令员，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孟庆山一听大吃一惊：“王总指挥，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这是何故？”王烈军叹了一口气，说：“最近游击军段师长向地主借粮反被诬告之事，闹得整个军区人尽皆知。吕司令员下令将他枪毙，固然是为严肃军纪考虑，但如此轻易就枪毙一个师长，实在让人有些心寒……”
解放后的低564团团长曹步墀
“我以前当巡警时，得罪过的人不可谓不多，如果他们都跑来举报，再加上我和吕司令员平日里素无往来，只怕够我喝一壶的了。”虽然孟庆山再三予以挽留，但既然王烈军去意已决，最后只能随他去。事后，由已经伤愈的吕书元担任团长，刘光裕任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9月，冀中军区各部再次进行整编，独立六团与独立十三团被合编为军区特务团，仍由吕书元任团长，独立十三团前身为1937年底被游击军收编的河间、大城联庄会武装张汉卿部。
在1939年8月的冀中军区第二次整训中，军区特务团又与新第29大队被合编为第24团，其中新第29大队为原军区独立一团，由原游击军第八路军一部及崔树凯的蠡县人民自卫团合编而成。解放战争中，第24团先后改称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8旅24团、解放军第19兵团63军188师564团，当年参加游击军第四路军的3000多指战员里，经过多次合并和残酷战争的考验，到全国解放时，也已经所剩无几。
除了最后下落不明的王烈军外，再介绍下第四路军其他部分人物的结局：
政治部主任张正亭，曾任冀中四特抗日县政府县长；
政治部副主任刘光裕，后任八路军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8旅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第19兵团63军187师政委，解放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2003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7岁；
第四路军1团1连指导员傅根深
第一团团长吕书元，解放后任湖北桃江县委书记；
吕书元的勤务员李培桐，解放后任兰州化工厂厂长，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
第一团一连指导员傅根深，1945年12月在东北长岭县剿匪时牺牲，终年4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