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曾生

1974年，曾生身体逐渐恢复后，经中央决定出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

也就是曾生在任交通部部长期间，他做了一个安排，推荐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

招商局历史起源，还要追溯到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作为一家国家驻港大型企业集团，历经百年多的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已经远远落后，甚至于已经捉襟见肘。

曾生当时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深为企业的发展而担忧，因而决定调袁庚来招商局，而袁庚此前工作经历虽然丰富，却从来没有从事过商业上的运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班底，却为招商局的发展后来提供了一个契机。

袁庚全面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期间，建议中央蛇口蛇口工业区，曾生1981年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对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仍然很关注，并且不顾年迈，几次赴蛇口工业区视察，关心施工建设、工人生活等情况，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袁庚

不过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曾生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之所以到地方工作，一开始申明只是借调，工作关系一直留在海军舰队，然而因为工作繁忙，后来大家都忽略了这层关系。

曾生离开部队后，在地方工作了17年。

1960年10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找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曾生将军谈话。

“朱光同志已决定调中央工作，我准备推荐你来接替朱光同志，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

两人见面后，陶铸的一席话却让曾生吃了一惊，因为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里度过的。

曾生抗战时期曾任东江纵队司令员，袁庚则是东江纵队司令部联络处处长。

从这层关系来看，两人应该是老相识。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曾生与袁庚都是深圳人，不过与袁庚不同的是，曾生的父亲曾庭杰是澳大利亚华侨，曾生幼年时曾跟随父亲一起到悉尼去，并在当地求学，一直到1928年才回国。

所以从这一层上讲，曾生将军是一个归国华侨。

图|年轻时的袁庚

回国后的曾生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曾生将军回到老家惠阳县坪山（建国后改称宝安县）领导游击队抗日，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曾生领导的游击队规模越来越大，至1943年12月成立东江纵队，到抗战结束时，东江纵队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万余人，建立了6个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余万。

此后南征北战，曾生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2年，曾生将军率领中南军区学习团入朝，后来就留在了朝鲜战场，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副军长。

回到国内后，曾生将军由华南军区转调海军，并在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并于1956年6月出任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负责舰队的作战、训练、舰船修造以及水面舰艇部队建设。1959年，曾生将军还主持了南海舰队第一艘自行设计的高速护卫艇下水。

对于陶铸的提议，曾生显得很犹豫，虽然抗战时期他也兼任过不少地方职务，但工作的重心一直是在部队中，他很诚恳的对陶铸说：

“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基本上是在部队中渡过，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生活和工作方法也比较适应，而地方工作从未做过，情况比较复杂，责任重大又缺乏经验，怕干不好有负党和人民的嘱托。”

图|陶铸

作为一个同样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陶铸心里很清楚曾生心里的顾虑，再三劝说：

“你是广东人，对全省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广东人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你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是比较合适的。再说了，服从党组织分配也是一个党员应有的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让曾生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虽然是陶铸推荐，但整件事情也不是他一人能够决定的，需要经过省委决定，然后报请中央以及国务院批准决定，既然程序上无任何问题，足以说明，就连中央也对曾生的这一任命表示了支持。

见到如此情形，曾生也不好再推脱，只好勉强答应，但同时提出要求：

“我只答应先干一段时间，如果干得不好，我还回部队去。”

一听曾生这个要求，陶铸也笑着点点头：

“好！先作借调吧。”

就这样，曾生以借调的名义来到广州，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

图|1944年，曾生与被救出的美国飞行员克尔在深圳龙岗大鹏小船上合影

1960年11月29日，广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曾生为广州市巿长，焦林义、梁湘、李朗如、孙乐宜、张瑞权、杜祯祥、钟明、李广祥、杨毅、罗培元、林西等11人为副市长，并选举34 人为人民委员会委员，组成新一届广州巿人民委员会。

尽管当时约定，曾生到市政府工作是借调，然而在后来繁忙的工作中，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忽略了这个问题。

曾生就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正是经济处于困难时。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初任广州市市长时，曾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受命于危难之际。”

因为工农业生产出现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关系紧张造成了人们生活的困难，因为营养供不上，导致了很多人出现了水肿病，另外城乡之间还有数万待业青年等待安置。

当时广州所面临的情况也十分严峻，这让身为广州市市长的曾生心很不好受。

为了能够渡过这些难关，曾生当时响应中央的号召，对国民经济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1961年、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比1960年分别调低了36.7%、40.5%。并且调整了农业、轻重工业的比例，加强农业生产，并动员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新职工、干部家属13万人到农村从事生产。

令曾生最感动的是，在经济困难的那些年里，他领导市政府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大家同心协力，渡过了这个难关。

图|1964年，曾生(左一)视察东江至深圳供水工程

至1964年，广州市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根本解决，至1966年，市场上用于生活的物资，如粮食、蔬菜、瓜果等副食品显著增多，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需要指出的是，从曾生答应借调到地方开始，至1964年已经过去了4年时间。但大家仿佛都像是约定好了一样，没有提这件事。

就连曾生自己也忘了这回事儿，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中。

曾生任广州市市长期间，身上的兼职也有很多，担子很重。

一开始，曾生除了负责市政府的全面工作，还以市长身份主抓农业生产工作，后来又和副市长林西一起主抓市政建设工作。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对广州市的市政建设工作非常重视，后来在一次开会时强调：

“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对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有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

陶铸后来还规定，广州的市政建设总体是市委挂帅，具体工作由曾生负责。

图|曾生与夫人阮群英合影

不仅如此，在广州市工作时，曾生还同时兼任着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州军分区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还被安排分管政法、科技、文教、卫生等战线工作。

除了广州市里的工作，当时曾生还兼任着广东省副省长。

相比于在市政府，曾生在广东省政府中兼任的职务也不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外事办公室主任、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委员以及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等职。

总而言之，曾生所有兼职中涵盖的方面很广，其中除了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还国防、外事、统战等各方面，这还不包括一些临时性的职务。

从赴任广州那天开始，曾生便马不停蹄的投入到工作中。

在主政广州期间，曾生还致力于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工作。

曾生将军当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就在两广地区领导游击队，对老区人民有着很深厚的情感，在广州任职的几年时间里，曾生时不时的会带着省、市歌舞团到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并亲自聆听当地百姓的建议。

一次，曾生陪同朝鲜金光侠大将经深圳处境后，途经惠阳坪山，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依然十分艰难，曾生回到广州后，便就此情况向省委做了单独汇报，广东省人民政府考虑到革命老区实际情况后，立即决定由民政厅拨款30万用于解决这些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形。

图|曾生（右一）

曾生将军晚年也在回忆录里，记载了担任广州市市长六年多时间里，所作的一些工作。

即便如此，曾生将军依然谦虚的指出：

“在我担任广州市长六年多时间里，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比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来说，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办成这么几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曾生将军还主持加强了广州的公安政法战线，并经省委与广州军区批准，成立了广州警备司令部，曾生将军兼任司令员，把广州市公安与军队力量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在回忆录里，曾生将军还提到了一件往事，刚赴任广州的时候，头发长的很好，但工作干了几年后，头发越来越稀疏，以至于成了秃子。甚至有的同志还如此说：

“曾市长忙到头发都掉了许多。”

自从赴任广州那天开始，曾生便时常风里来雨里去的操劳，加上劳累过度，吃不上饭，以至于头发日渐稀疏，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曾回忆：

“父亲从部队回到地方以后，工作上千头万绪，忙到连吃饭都像打仗一样，母亲算好父亲回来的时间准备好饭菜，父亲回来之后三口两口吃完了又出去工作了，工作压力也大，因为用脑过度还掉光了头发，被称为‘光头市长’，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晚上经常失眠，有时候会坐在楼梯口靠唱客家山歌来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以至于身体情况每况愈下，甚至有一段时间患上了失语症。

一直到1974年7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曾生才被释放，并经过一段时间调养，身体才得以恢复。

1974年9月30日，曾生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招待会，正式为接下来复出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5年10月，曾生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协助部长叶飞整顿交通企业，发展远洋船队和开发蛇口工业区。

可到了1979年1月，叶飞重新调回部队，出任海军第一政委，不久后又出任海军司令员，但曾生后来却并未回到部队，而是接替叶飞出任交通部部长。

从部队走出来后，调到地方工作多年，又被调到中央工作，当年一句简单的借调，曾生将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再回到部队去。

时值改革开放的浪潮，曾生将军萌生了筹建工业区的想法，并得到了广东省地方的大力支持，时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亲自赴广东，会同广东省地方考察各个地方，最终将工业区选定在了蛇口。

对这些往事，曾德平记得很清楚：

“当时建设蛇口，父亲和袁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父亲既要做好交通部的工作，又要为蛇口工业区的事情忙碌，为了更好地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工作，父亲分别在广州、深圳设立了办公室，以方便处理蛇口这边的问题以及和广东省委进行沟通协调。”

曾生将军的秘书陈小平也回忆称：

“曾老在蛇口工业区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曾三次陪同曾老前往蛇口工业区视察，迄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当来到蛇口，他老人家首先直奔的地方就是施工工地、职工宿舍和职工食堂，关注职工的生活。他的心思都投放在工业区的发展蓝图上。”

短短一年时间，蛇口工业区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蛇口模式”后来也成为全国最先改革开放的窗口。

除了推动蛇口工业区建设，曾生将军还主持交通部的工作，协助地方规划了全国水陆交通网络，并积极推动与国际接轨。

1981年，曾生将军正式退居二线，出任了国务院顾问，因为他本身就是华侨，加上早年在两广地区领导抗战，接受过许多华侨以及港澳同胞的支持。

从开展统战工作和招商工作的需要，曾生将军不顾暮年，先后前往香港、澳门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访问，会见一些当年曾支持过东江纵队的华侨与港澳同胞，为祖国建设不遗余力的奔波。

1982年，曾生当选中顾委委员。

1988年夏，曾生从北京回到广州定居养老，虽然年龄已经不小，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建设，时不时的仍然会到革命老区视察，家里也常有老同志以及华侨、港澳同胞来探望。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将军病逝于广州，享年85岁，中央以及国务院先后发来唁电，悼念这位已经逝去的革命家。

就在曾生将军去世后，家人们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安放在了深圳革命烈士陵园。

图|曾生将军故居陈列

作为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对父亲始终充满了尊敬。

就以家世来论，曾生将军可以算得上是家境优越，父亲曾庭杰是澳大利亚华侨，当过外国商船的海员，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回国后还买了十几亩地。

得益于家家庭环境，曾生幼年时便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还考入中山大学。

在诸多开国将军中，虽然也有不少高学历的将军，但没有参加过军事院校学习，却拥有文科类的大学学历的开国将军，曾生将军也算是少数的存在。

也由此可以看出，曾生将军就算不选择参加革命，未来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可在那个年代，国家面临危亡的境地下，曾生将军却毅然决然选择参加革命。

尽管面临数次危险，但曾生将军始终不曾后悔过，晚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选择，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

抗战时期为了组建游击队抗日，曾生说服了家里人，将家里所有的几十亩地全部变卖，充作游击队的费用

在回忆家人时，曾德平曾骄傲的告诉记者：

“我母亲、我舅舅、我大姐、还有阿姨……全家都在东江纵队参加了抗日斗争。”

曾生将军为国家建设，为民族的复兴所作的功绩，必将为世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