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真就甘心了吗？不再想想办法？再不回，这年可真就得窝在这里过了！”张小平的声音有点急，带着不甘和失落，回荡在窑洞里。
我没说话，低头拨弄着炉子里的柴火，火星子噼里啪啦地跳出来，映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脸，一片阴沉。谁不想家呢？谁不想趁过年回去看看爹妈，可是，这年是回不去了，这是铁的事实。
消息是昨天传下来的。韩书记亲自来的知青点，站在炕边，挥着手用他一贯的严厉语气说：“今年的春节，咱们知青就地过！和乡亲们一起过个革命化的年，这也是上级的要求。大家要服从安排，别再想那些回家的事了。”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像一盆冷水浇在我们头顶。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连烧柴的声音都显得刺耳。
我们是1970年6月从北京下乡来的。二十多个知青，被分配到陕北延河县的张家塬生产队。那年我十八岁，父母送我到火车站时，母亲的眼泪一滴滴砸在站台上，我心里难受，硬是忍住没回头。
这两年，陕北的日子过得艰难。风沙刮在脸上像刀子，冬天冷得能冻住井水，夏天又热得田里的泥巴开了裂。我们每天扛锄头，背粪担水，干农活的苦不必多说，最难熬的还是那种孤独，像一根针扎进心里，尤其到了春节，思乡的滋味更浓了。
去年春节，我们还能回北京。虽然来回折腾了好几天，但回了家，和父母围着炕桌吃了顿热乎乎的饺子，心里踏实。今年却不行了，早就听说县里下了死命令，不准知青离开。韩书记也不是随便吓唬人，听说长途汽车站连票都不卖给我们。
张小平还想试试：“要不，咱绕道山西走，车站不卖票，咱坐货车，不信真回不去！”他话没说完，张大壮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行了，别折腾了！今年回不了，咱就老老实实待着，别再惹事了。”
我们心里都清楚，张大壮是对的。可话虽这么说，谁心里没点不甘呢？我躺在炕上，盯着窑洞黑乎乎的屋顶，脑子里全是北京的样子。那条热闹的胡同，挤满人的年货市场，家里的炖肉味儿，还有母亲一边包饺子一边唠叨的声音，离得那么近，又那么遥远。
腊月二十九那天，天刚擦亮，生产队的老队长赵老安就扛着一块猪肉来了。他一进门，扯着嗓子喊：“娃们，今年咱不回北京也不打紧，年还是要好好过的。这块猪肉是队里给你们分的，韩书记还说了，明天再给你们送点白面。”
话刚说完，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包红纸包着的东西，放在炕头上：“这是鞭炮，咱陕北人，过年不能没这个，你们北京娃也不能例外。”
我们几个围着炕桌，听着他说话，心里忽然有点暖。赵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灰，手上冻得裂了好几个口子，可他总是乐呵呵的。自打我们来生产队，就没少受他照顾。
那天晚上，我们点着油灯，把猪肉切成小块，包了一大盆饺子。这是我们这些北京娃最拿手的活儿，擀皮儿、调馅儿，分工合作，热热闹闹的。等饺子下锅的时候，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香味，张小平一边吃一边嘟囔：“哎，要是能给家里寄点饺子就好了。”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点着鞭炮，围着小炉子说笑聊天，心里竟觉得这个年也没那么难熬了。张小平忽然提议：“明天咱去给赵队长拜年吧，他对咱们这么好，咱们也得讲点礼数。”
大家都点头同意，忙活着准备礼物。可我们几个穷知青，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翻箱倒柜，凑了点红枣和两个枣花馍，算是心意。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穿上仅有的新棉衣，沿着山路去了赵队长家。村里的山路陡得很，一脚踩下去，鞋底全是黄土。冻得通红的手揣在衣兜里，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飘散。
赵队长一家早就起来了，见我们来了，赶忙迎出来：“哎呀，娃们咋来了？快进屋，外头冷！”
窑洞里炉火烧得旺旺的，赵大妈端出热乎乎的油糕：“快吃，自己家炸的，不够我再去做。”赵队长却从炕头的柜子里摸出一叠红纸包着的东西塞给我们：“这是压岁钱，一人两毛，收着，别嫌少啊！”
我们几个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赵队长会给我们压岁钱。张小平红了眼圈，连连摆手：“队长，咱不能要，这……”
赵队长一瞪眼：“啥不能要？你们是嫌少是不是？”我们被他这话一堵，谁也不敢再推辞了。
从赵队长家出来，天已经大亮，阳光照在地上的积雪上，反着刺眼的光。张小平一边走一边小声说：“你说，咱还能给北京的家里写信报个平安不？”
我正琢磨着，突然听见后头有人喊：“哎，娃们，等一等！”回头一看，是韩书记。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包东西：“这是我家昨晚炸的丸子，给你们带点。”说着，他把东西往我们怀里一塞，又摆摆手：“行了，赶紧回去吧，别冻着了。”
那天晚上，张小平在炉子边坐了很久。他低着头，用树枝拨弄着火堆，嘴里嘟囔着：“要是家里知道咱在这儿过年，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咱不孝……”
我听了心里一酸，却不知道怎么接话。
正月初五那天，村里来了人找韩书记，说隔壁的李家坪村出了事，有一家人的窑洞塌了，人被埋在里面。韩书记一听，立马让我们几个知青跟着去帮忙。
那一晚，我们挖了一夜，手上磨出了血泡，脸上全是土。等把人救出来的时候，赵队长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娃们，干得好，咱张家塬的知青是有骨气的！”
后来，韩书记特意来知青点表扬我们，说我们给村里争了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年虽然没回北京，但过得很值得。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北京，进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知青。离开张家塬的那天，赵队长送了我一程又一程，他把两块钱塞进我手里，说：“娃，记住咱乡亲的好，别忘了咱张家塬的人。”
这些年，我常想着再回去看看，可工作忙，时间总推着往前走，直到2013年冬天，我才终于回了一趟张家塬。可赵队长已经不在了，他的坟头插着几根枯草，风一吹，摇摇晃晃。
站在他的坟前，我想起那个年初一，他塞给我们压岁钱的模样，眼泪忽然就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