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一天，在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居住的邱会作家里来了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

在开门的一刹那，老头看到邱会作的一瞬间，忍不住一阵激动：

“您认不认识我呀？”

一连反复问了好几遍，问得邱会作是一头雾水。

见邱会作满脸的迷茫之色，来人又忍不住自言自语起来：

“您可能不认识我了，我是您在平津战役时的俘虏啊！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一句话，对我是终身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

一听这件往事，邱会作这才恍然大悟，不免思绪又飘的很远。

老人侃侃而谈：

“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回赠你。”

两个老人谈到了过去的许多往事，让邱会作忍不住感慨万千，临别时，老人留下了五盒蜂王浆。

除了说一声谢谢，邱会作已经没可能再用其他的方式表达他的心情。

也许是想起了过去很多往事，邱会作心情一下子激动过了头，等到缓过精神来，人坐在椅子上已经站不起来了……

1981年9月12日，邱会作被保外就医，随后安排在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居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邱会作曾做过不少错事，最终也得到了他应有的结果，晚年安定下来以后，邱会作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当年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

无疑，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邱会作也做出过不少贡献，与身边的战友都有很深的情谊。

邱会作晚年曾回忆称：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同我的上级、平级、下级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流放到西安以后，来看我的人有很多，凡是老战友到西安来，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看我。”

1929年12月，邱会作在江西老家兴国县参加红军。

江西兴国也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据说周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北京南京不如瑞金，中国外国不如兴国。”

那时中央苏区在地方的工作，兴国排第一、瑞金排第二。

与林彪麾下的黄永胜、李作鹏不同，邱会作主要的能力体现在后勤上，据说他当年在工农红军学校学习时，就展现出杰出的数字和计算天赋，中央军委也很看重他的这份天赋，特意安排他到总供给部工作。

遵义会议后，邱会作被安排到军委四局任三科科长，当时才不过20岁，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毛主席在长征途中，还同邱会作讲过：

“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建国后，邱会作曾任总后勤部部长，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总理还在一次讲话中称：

“邱会作是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是个很称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工作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邱会作晚年回忆谈到周总理时曾称，他的一道命令让我多活了70年。

1934年6月，在军委总供给部工作的邱会作接到周恩来的命令：

“你要去完成一项特殊的秘密任务。”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前夕，邱会作接到秘密任务，要求他炸掉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另外把一些带不走的浮财就地卖掉，宁可毁掉也绝对不能留给敌人。

当然，这件事情要高度保密，如果泄露的话，很有可能会动摇前线军民士气，对反围剿作战很不利。

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了一句：

“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麻烦，最好是夜间进行，这是最高的机密行动，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还专门派来一个警卫班一起参与任务，在邱会作看来，这帮人说得好听一些是协助，说的不好听一些是监视。在中央苏区，提起国家政治保卫局几乎都是谈虎变色。原因在于，当时中央当时仍然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在长征前夕错杀了不少干部，如愿红五军团军团长季振同等等。

邱会作完成任务一个月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就考虑到，邱会作掌握着红军的大量机密，担心他开小差，要将他“彻底保密”（即秘密处决）。

在长征前夕的某个黄昏，邱会作突然被逮捕，随后就要被拉往刑场，邱会作当时大呼冤枉，却没什么用。

幸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周恩来、邓发与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三人骑马走过来，当他们看到五花大绑的邱会作时也吃了一惊。

叶季壮是邱会作在供给部的上级，见此情形问一旁的周恩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恩来没有说话，只是以颜色征询邓发，邓发也没有说话，只是挤了挤眼睛，示意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当时周恩来注意到了邱会作的眼神中的乞求，略作思索后对邓发说：

“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

就这样，邱会作被保下了一命。

幸亏也是半路上碰上了，被叶季壮一栏，周总理亲自出面作保，如果是事后杀了在报上去，一切就都晚了，周恩来后来要求邱会作保密这次险些被处决的经过，还深有感触的对他说：

“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邱会作仍然对周总理表示格外感激。

在过去战争年代，邱会作也做出过不少贡献，他的老上级、老战友对他评价普遍不错，特别是东野的主要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等。

邱会作一开始只是在后勤，到了东北以后开始上一线。

1947年8月，以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八纵，黄永胜任司令员，邱会作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接替了刘道生出任政委。

八纵成立之初，新兵较多，战斗力不是很强，当时八纵军事上由黄永胜负责，黄永胜是一员典型的战将，而政治工作方面则是依靠邱会作，但就在极短时间里，八纵便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也有一个说法称，邱会作出任八纵政委时，林彪曾指明由他负责军事指挥者。

肯吃苦，爱学习，加上待人一团和气，邱会作能得到老首长、老战友的赞许便不足为奇了。

1992年邱会作到北京以后，老战友段苏权请他吃过饭，还几次驱车到家里探望，嘘寒问暖。

邱会作当年在八纵任政委期间，段苏权任八纵司令员，两人之间有过一定的交情。

段苏权到八纵任司令员，是接替黄永胜的职务的。并且是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推荐的，这当中牵扯到一件往事。

到了1947年，华北地区的部队始终打不开局面，因此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特意命令朱老总、刘少奇组成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华北去指导工作，华北地区的局面这才稳定下来，但那时全国解放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考虑到东北的情况，中央在战略上便有意让华北地区的部队配合东北地区作战。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原属于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就划归东北民主联军了，后来成立了八纵以后，也是归属于东北民主联军下辖。

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后，作为一名军事干部，其能力毋庸置疑，但他人身上也确实有不少问题，时至今日这些事儿也都没办法完全说得清楚，不少老同志都反映黄永胜只管打仗，其他事情都不管，引起了时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的注意，所以才有了以段苏权代替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的情况。

可这么一来，又引起了林彪不满。

段苏权出任八纵司令员后，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儿让他赶到束手束脚。

1948年9月，东野决定发起辽沈战役，段苏权接到命令，率八纵3万余人南下北宁线，准备切断义县与锦州之间的联系。

9月16日夜，段苏权接到命令，要求他占领锦州周围机场的命令，可不知道什么缘故，这道命令在参谋部晚了四个小时，才送到他手中。

本来接到命令就已经迟了，加上那时段苏权考虑到锦州周围有两个机场，较近的一个已经废弃，而较远的一个则是要越过9纵阵地，因为要越过友邻部队，于是段苏权就发电询问是占领哪一个，这么一来却闹了个笑话，电话那头刘亚楼当即大怒，批评了一句：

“控制机场当然是打能起飞飞机的机场，打下废的有什么用！”

段苏权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贻误战机。

整个辽沈战役，八纵立功不小，不仅仅是切断义县与锦州之间的联系，辽西会战时，还风驰电掣的赶到了营口，堵住了廖耀湘兵团海上撤退的通道。

可在后来记功中，8纵不少的功劳都被抹去，而是被突出放大了缺点。

比如进攻锦州时，八纵比主力部队晚6个小时突入城中。可事实上，八纵在战前接到的任务就是助攻，负责掩护主力部队，他们打的越热闹，就越是能为主力部队减轻压力，自然要比其他部队承受更多压力。

一直到许多年后，2009年筹拍《建国大业》，还特意加了两句台词：

毛主席问：

“十点半还没突进去的是哪个部队？”

周总理回答：

“八纵，这个问题你都问了五遍了。”

1948年11月，黄永胜调回八纵，出任纵队司令员。

段苏权也一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在部队中已经留下了“不会打仗，打烂仗”的名声，离开八纵后，段苏权调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不久后才恢复了级别，出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不过，段苏权在八纵时，也很感激搭班子的邱会作，源于攻打锦州期间的小紫荆山失守一事。

1948年10月，八纵23师68团夺取了锦州外围的小紫荆山阵地，因该地地处险要，东总十分重视，然而就在夺取阵地后不久，在东总指挥作战的林彪就听到了国民党电台里大肆吹嘘，他们在锦州外围的“小紫荆山阵地”重创了我军。

林彪一开始没理会，还以为是国民党军虚张声势，后来亲自调查后发现，情况属实。

当时东总一个电话打到了八纵，段苏权和邱会作还都不知道小紫荆山失守的情况，一直到联系上了68团，才明白情况属实，68团团长、政委也是考虑到这件事情影响大，想着能夺回阵地以后再上报。

段苏权、邱会作到68团以后，才得知情况，原来是68团夺取小紫荆山阵地后，副团长韩枫考虑到部队又累又饿，于是决定只留下于沛然的八连在阵地上，自己带着部队吃饭去了，就在他们下山以后，锦州的国民党军反扑，在飞机大炮的猛烈进攻下，八连守不住阵地，于沛然又擅自下令撤离，导致阵地全盘失守。

尽管阵地已经被夺回，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坏，邱会作到了部队以后，便召集了团长张峻岚、副团长韩枫、副政委杜绝、参谋长蒋勇、政治处副主任朱林尧，雷霆处置了事件的相关人等。

“八纵组建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必须严肃军纪！我这次来，就是奉了101的命令，来当监斩官的，这次我先杀个‘两条腿的’，如果下次还出现类似情况，那我就杀几个‘四条腿的’！“

这件事儿给邱会作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同小儿子谈起这件事，还忍住不感慨：

“当年有一个跟了我将近十年的连长，因为一次失误被我枪毙了。”

小儿子一听，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因为一次失误就枪毙，这也太残酷了吧。”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邱会作忍不住感慨道。

尽管段苏权与邱会作搭班子不到一年，但两人配合还算是默契，8纵在他们的带领下成长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就连林彪也不能否认。

据说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除了罗荣桓帮忙说话外，林彪也是点头同意的，他还曾对一位心腹爱将这样说：

“苏权是个老实人，我不是要处分他，我是处分冀察热辽。”

在那个特殊时期，段苏权也曾受到针对，就是因为他接替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但在这件事上，黄永胜替段苏权说了话，使得他免受无妄之灾，九大以后，又有人提出要动一动段苏权，当时邱会作说了一句话：

“九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咱们八纵就出了10个。”

邱会作言外之意，大家自然心知肚明。

邱会作92年到北京，除了老战友段苏权多次探望、请他吃饭，张震也特地在国防大学设宴，让他很意外。

张震75年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78年出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干过总后勤部部长，为了这次便宴，张震还专门从家里拿来了一瓶茅台。

“咱们岁数都不小了，喝一瓶就可以了。”

有趣的是，张震对管理人员说了一句话：

“我是请我的老同学吃饭。”

一句话，让邱会作大惑不解，他们什么时候成了老同学，后来还是张震专门解释:

"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一个队，一个支部的。"

邱会作才恍然大悟。

其实，张震与邱会作是老相识，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震出任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而邱会作则是担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委兼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

席间两人推杯换盏，聊的都是当年打仗时候的往事。

让邱会作印象深刻的是，张震在席间还几次谈到对他妻子胡敏的政策落实情况。

胡敏也是老革命出身，军医出身，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抢救过无数伤员，为我军的卫生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可因为同叶群的关系，胡敏也受到了影响，被安排在陕西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981年，邱会作保外就医后，就跟随老伴儿胡敏一起到了陕西，住在西安市郊一栋民居。

张震是反对搞“株连”的，所以对胡敏的政策落实很是关注。

在诸多老战友的帮助下，胡敏恢复了军职，属师职干部。

1992年，邱会作住进了省委干休所，生活条件上也有所好转。

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在张震等老同志的关注下，被接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邱会作晚年生活上过的很安稳。时不时的还有老战友以及他们的后人上门探望，有的是专门来探望，有的则是出差路过，哪怕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要想方设法的打探清楚。

对于这些老战友的情谊，邱会作都铭记在心里。

邱会作住进省委干休所后，干休所还特意安排他与老伴儿胡敏一起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他们夫妇还在延安半山坡上，找到了那个他们当年居住的窑洞，尽管里面的事物仍旧如初，人却已经不再年轻，看着延安的景致，邱会作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对老伴儿胡敏说：

“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陕西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认识呢？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患难，为革命献出了毕生，有这一点就够了。荣辱都置之度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