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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进入体制内工作。截至目前，我整整工作了23年，当了23年基层干部。

2015年，是我从事代驾的元年，今年是我做代驾的第9个年头。

9年前，我大女儿读初中，二女儿读小学，最小的儿子刚满1岁。妻子没有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一家人的用度开销，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支撑。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可解世间惆怅。

我急需赚钱补贴家用，所以，我决定“白天交给国家，晚上交给家庭”——白天上班赚工资，晚上代驾赚外快，并立即付诸实施了。

我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早前管过煤炭等安全生产工作。我只是一名普通基层干部，但并非手上没有丝毫的权力。

那些年，与我打交道的煤矿老板赚得钵满盆盈，我只要稍加学习，使上一些“索拿卡要”的技巧，我的家庭经济可能就会宽裕很多，也不会想到放下身段去做代驾。

但是，我是农村长大，不想刁难别人，也不想为难自己，不愿为了搞钱而做一些良心不安的事。

9年前，我所生活的小城，很少有体制内人士兼职做代驾。代驾是一个侍候人的活，很多体制内人士放不下身段，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基层干部。

针对基层干部做代驾的评价，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至少我生活的地区，人们是这样的认知。

我白天在单位上班，傍晚7点左右，在家吃完晚饭，我会骑着微型电动车，与那些没有正式职业的代驾人员，三五成群守在酒店餐厅附近等待接单。

只要手机一响，或者酒店餐厅服务员远远地招呼一声，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出现在需要的客人面前。简单核对信息后，我将微型电动车放在客人的后备箱，开着车辆将客人安全送回家。人车无损到达目的地，我再骑着微型电动车返回，守候第二单生意。

小地方的酒店餐厅，通常晚上9点半左右打烊。每晚这个时候，也是我上半场代驾结束的时间。每晚10点半左右，是我下半场代驾的开启时间。此时，我已转移“战场”，驻守在KTV和夜宵摊店附近，一旦有人叫代驾，我立即迎上去接单。

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我每天凌晨1点许准时收工，回家后倒头便能入睡，日子幸福而充实。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通常确保在5-6个小时之间。因为睡眠质量好，睡眠时间相对充足，中午偶尔午睡一下，所以白天上班精神抖擞。

小地方流动人口少，不管在哪儿经常能碰到熟人。

刚刚做代驾时，碰到熟人总是遮遮掩掩，对方不主动叫我，我就装成不认识。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平台派单，赶到指定的酒店门口，两位中年男士正在等我。简单核对了信息，其中一位送客的男士对我说：“请你将这位领导送到某某地方”。

随后，他们又寒喧了几句，另外一位男士径直上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途中，该男士主动问我：“小伙子，你好像很面熟啊？”

我侧目一看，发现是我们的区委书记。我有点惊诧，立即与书记打招呼：“领导，我是您的下属，在区某某局工作。”

区委书记说，“好哇好哇，利用休息时间，兼职赚点外快，补贴补贴家用也是好事！”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从事代驾的人，很少去认真观察一个人的容貌。毕竟，很多人的社交活动，并不希望让谁都知道。

特别是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参加私人宴请或社交活动，他们并不愿带着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等随从一起参加。

区委书记上车后感觉我“面熟”，应该是他早前赴基层调研和检查工作时，我作为局里的老同志，又对相关工作比较熟悉，从而有几次作为随从陪同书记调研和检查。

所以，我认识区委书记，他对我也感觉面熟。

体制内人士都能感受到，现在全国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

比如前几年，我每年到手工资是11-12万之间，现在每年到手工资降至7-8万之间。

尽管现在代驾平台改变了计费方式，代驾人员的收入同样在减少，但体制内兼职做代驾的人员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区委办、政府办、财政局等部门和单位，以及各镇、街、委都有干部做代驾的，有的还是党政班子成员。

代驾，已经成为体制内人士的新副业。

做代驾也有运气，生意不好的时候，一晚只能赚40-50元；生意好的时候，一晚可以赚到400-500元。假如碰上双休日，能够代驾一趟杭州、深圳的长途，一趟可以赚到2000-3000元。

9年来，我除了单位上班的工资以外，平均每个月能赚5000-6000元“外快”。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体制内人士做代驾不再大奇小怪。换一话说，现在不管什么身份，不管什么职业，不管是官是兵，兼职做代驾均能被社会接受。

同时，单位领导不会干涉，而且对于一些经济并不宽裕的基层干部，领导甚至鼓励他们赚取合法收入，不靠不等不给单位添加帮扶压力，凭借自己的勤劳苦干缓解经济拮据等问题。

我认为，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收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总比滥用职权“索拿卡要”更高尚和心安理得。

注：文章由当事人讲述，寒士君整理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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