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注老解经者千千万，儒释道三教，法墨兵九流，被丽披离，异彩纷呈。然“前识”甚深者，圉于一家之见；“自见”“自是”者难出自设之境，于是，鸡同鸭讲，各执一端。

其实，无论如何解释，都离不开两个字：无为，这是读懂老子，所谓“悟道”与否的试金石！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策源地，但这一小节不谈百家学术，只谈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三教”是怎么解读“无为”的。

儒家的“无为”是指“仁政德治”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称赞“无为而治”，并认为舜帝是践行“无为而治”的圣王典范。同时，他认为“无为”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是“恭己正南面”。所谓“恭己”就是修身正己、以身作则。

“正南面”，不是面向正南。这个“正”是儒家的重要概念，是“名正言顺”是的“正”，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正”，也是达到“无为而治”的核心要求，孔子强调的是君子修德的重要性，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心中的“无为”不离修身正己、以身作则，是“身正”的榜样文化，为君者的修身文化，因此，属于“德治”的范畴。

《中庸》也强调“无为”的重要性：“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不见而章”“无为而成”的用法，与《道德经》一字不差，所以关于《中庸》的作者也引起唐宋以来学者的争论，正如欧阳修所说“其说异乎圣人”，认为并非子思所作。

但不管是谁所作，《中庸》都跟孔子思想有所“异”，因为顺应天道即可“无为而成”的思想，不符合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子罕言性与天道”的思想。

孟子、荀子也涉及“无为”，《孟子·万章上》讲“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赋予“天”以意志，认为上天不说话，是用行为和事实来示意人们该怎么办。

荀子则有道法思想，他的“无为”接近道家思想，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天论》）”。

荀子认为上天没有意志，社会是清明富足还是动荡飘摇，全是人为的结果，和自然“天”没有关系。也并不上天的所谓“指示”，万物各自成就而已。

但是荀子同样不完全接受老子的“无为”思想，他认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伸……有诎而无伸，则贵贱不分”。

他认为老子的“无为”强调的是柔弱胜刚强，但也可能忽视了刚强的一面，只强调柔弱无为，会抹杀鬼剑之间的区别。

由此可知，孔孟的“无为”，强调的修己安人、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而中庸之道和荀子的“无为”虽强调顺应自然，但其核心依然是“正名”。

佛家的“无为”是不生不灭之法，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涅槃

佛教经典中涉及“无为”的经句，应该是《金刚经》中的名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无为”不是行为措施，更不是治理行为，而是一种“法”。

就是说，“无为”在佛教经典里乃是“诸法”“万法”“一切法”之一，它包括一切事、物、理，近似于“道”，这个“法”，其实就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现象和道理。

佛教经典中“为”，就是作为、造作，因此“有为”就是有作为、有造作。“有为法”和“无为法”都与“因缘”有关，其区别在于：“有为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又叫“因缘法”。“因”“缘”这二者，是事物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其特征是有生灭、有变化。

“无为”即没有造作、没有作为，不是由因缘而生，没有“生、住、异、灭”四相之造作，因此，“无为法”与因缘无关，“无为”也可称为涅槃等。

《金刚经》说于行住坐卧，起心动念时，应当无所住，这就是“无为”，它举了个“无相布施”的例子说，布施者外不见接受布施的人，内不见布施的我，也不执着于自己布施的物品，这就是“涅槃无为”，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成道的境界，它超越了生死，不被生老病死所困扰。

《老子》的“无为”是“治道”，无论你把它理解为振国还是治身

老子和《道德经》的“无为”，不同于儒佛两家，老子的“无为”不是指万物或百姓，而是指“大道”，落实在社会上就是“圣人（修炼者理解的“心”）”，老子“五千言”核心就在“无为”二字上。

老子的“无为”强调一个“治”字，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的“道治”，人生领域的“无为”是引申。但无论是治国还是治身，都不是儒家强调的“德治”“仁政”，更不是佛家强调的个人修行上“心无所住”的“涅槃”，因为圣人是“有欲”的，这个“欲”是“心有所住”的“无为”。

老子的“无为”针对的是权力的柔弱待民不侵民，如此才能使天下人“自然、自发”地发展，自由、自主的创造，实现“无不为”。

对于“为道”的圣人而言，“无为”就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百姓之心为心”，“以不智治邦”，没有“以兵强于天下”的暴政，没有“天下多忌讳”的条条框框限制，没有生事压榨人民的“取食税之多”，在荣利面前“退其身”“外其身”、“不敢为天下先”，等等。

所以，老子笔下的圣人，是“以道莅天下”的“善为道者”，与百姓的关系是：“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权力对于天下人，只能辅助不可主宰，只能顺遂不可倡导（弗始），只作公仆不做主人。也就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章开头写的太多，此处简略，可参考 ，或者）。

简言之，儒道两家的“无为”乃“入世”思想，强调的“治”，是一种行为方式，不同之处是儒家强调的是人伦方面“德治”“仁政”，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主义的“道治”。

而佛家的“无为”是“出世法”，强调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心无所住”，因为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又有何所住？譬如布施，既无心于布施，也无心于被布施对象，同时无心于施舍之物。

所以，三家关于“无为”的“定义”不同，不可不察。但是，作为某种行业的人，他是主张三教同源的，另当别论。

通常的认知中，人们只注意到儒、道两家“无为”的现实性，即关注到了儒道两家的“入世性”，因而常常混淆两家的“无为”概念，其实一个是“道治”，一个是“德治”，看明白“失道而后德”即可，此问题不便于展开。

还有观点认为，道佛两家都是“出世”的、超越的，其因此“无为”思想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不然，道家“无为”在于“治”，核心在不顺民不扰民，佛家“无为”在于“心无所住”，核心在“空”，万法皆空的个人修行，与为道圣人的“无为之治”，能是一回事吗？

但作为特殊行业的认知需要，做出这样的引申，则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