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遗书。

在遗书里，茨威格说：

"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随后，他和妻子在巴西的公寓里，双双吞服镇静剂自杀，彻底告别了他的世界。

此时的茨威格，早已是举世闻名的作家。

他死后，巴西政府给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就连总统，都出席了他的葬礼。

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是茨威格的朋友，但他对茨威格死亡的方式，表示愤怒，觉得茨威格的自杀，是懦夫的行为，因为他如果讨厌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就应该反抗到底，而不是将这个世界让给他讨厌的那些人。

他说：

“他不该授予纳粹这一胜利，如果他更加仇恨和鄙视他们的话，他永远都不该这么做。”

然而，长期的流亡生活，茨威格已经无力支撑了。

在自杀的前三周，他刚刚完成自传《昨日的世界》。

人生最重要的有两天，一天是出生的那天，还有一天是明白自己为何活着的那天。

出生的那天，他有了生理上的生命，明白为何活着的那天，他有了自己的灵魂。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

那时候，世界新旧交替，但对生活在维也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太平盛世。

就连茨威格都觉得，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年代，和平，安宁，搞钱是大多数人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都有一个标准的法度。

茨威格就更加幸运了，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富豪。

虽然有钱，但他并不骄奢淫逸，反而克己复礼，弹得一手出色的钢琴，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会多门外语。

但父亲身上，对茨威格影响最大的，是他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和职位，一生从未追逐或接受过任何头衔。

在父亲看来，隐藏于内心的骄傲，要比显露出来的更加重要。

一个人真正的骄傲，是内心无需借助于任何外在形式的骄傲。

多年后，茨威格和父亲一样，拒绝所有形式上的荣誉。

他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

这是父亲留在他血液里的。

茨威格的母亲，也是出身上流社会，教养深厚。

总之，他“算是投对胎了。”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茨威格，从小就接受了那个时代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

投胎是一门艺术，可惜不能自己选择。

然而，决定一个人最终能走到哪里的，不仅仅是出身。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君王没有政治野心，国家没有军事行动。

经济繁荣，人人都热衷于追求文化。

就连最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读报关注的，都是文化新闻。

尤其在上流社会，假如出现了一个没有艺术感、不崇尚礼仪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似乎不热爱艺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

不像今天，庸俗遍地，人们谈的也不是艺术，而是金钱和刺激。

茨威格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他被送进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毕竟，很多人有钱之后，虽然不再为金钱焦虑，却开始为文化焦虑，家家都想将孩子培育成文化上的精英。

很多人都抱着一种观念，只有进入大学，才有真正的价值。

只有拿到博士学位，才算有点出息。

有了这种标准，学校的教育，就变得枯燥乏味，一切都像机器一样运行着。

小学五年，中学八年，所有老师都为了学生能获得良好的成绩而努力，所有学生都为了获得良好的成绩而奋斗。

一切井井有条，日复一日，跟今天的应试教育差不多，分数是衡量教育成果的标准。

为了让学生专心学习，夏天的时候，教室的窗户都被精心装上窗帘，怕外面的天空漂动的云影响里面努力的学生。

茨威格讨厌这样的教育。

他说：

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很多年后，茨威格才明白，这样的教育，就是为了抹杀个性，因为只有没有个性，只知道遵从传统的人，最好管理。

幸好，有些人的个性，是无法抹杀的。

恰如《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句话说：

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他们的羽翼太丰满了。

教育方式虽然让人讨厌，但知识不会让人讨厌。

从小，茨威格就喜欢读书。

除了读书，他还喜欢戏剧，尤其是歌德的戏剧。

于是，他经常偷看课外书，逃课去剧院看戏。

10岁的时候，茨威格进了中学。

前四年，茨威格就学到了中学阶段的全部知识。

要说此前，他还能怀着沉静好奇的心情学习课程，但后来，他越来越感到学校生活的沉闷无聊。

当他感到无聊的时候，反抗就开始了。

他渴望去探索学校外面的世界，那里有剧院、博物馆，有书店、大学。

一种对知识和艺术的渴望，像小猫挠心一样的挠着他。

于是，一旦有了什么演出，茨威格就开始逃课，和同学一起去看演出，哪怕只能买到站票。

上课的时候，他那拉丁语法书的封皮下面，夹着里尔克的诗。

用来计算数学题的练习本，变成了读书摘抄。

于是，老师在讲台上完成任务似的念那不知道念了多少遍的讲稿，讲台下，茨威格在看尼采和斯特林堡。

每天下午，他们混进大学生队伍里，走进大学去听讲座。

他们偷偷溜进交响乐队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古书，每天多了什么新书，一定要第一时间看完。

那时候，看书成了茨威格最重要的事情。

凡是能搞到手里的书，一点都不挑食，全部都看，看完了就和同学换着看。

他们一起去咖啡馆，点一杯咖啡，然后就能在咖啡馆翻看世界上重要的文学杂志和画报。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攀比的不是父母，不是身上的衣服和鞋子，而是心中的知识。

连续几年，他们连走在路上的时间，都在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干。

人生是很诚实的，你做了什么，你的人生都会如实地反应出来。

在人生这条路上，一个人可以欺骗他人，却绝对无法欺骗自己。

巴尔扎克说：

“我总以为名人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

中学生茨威格，也天真地这样想。

读书越多，他的内心越饱满。

当内心饱满到一定程度，他就拿起笔，将内心满溢出来的诗意，变成文字。

1897年，16岁的茨威格，开始在维也纳的《社会》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歌。

那时候他太年轻，太有诗意。

他喜欢诗歌，尤其是惠特曼的诗歌，他向往惠特曼的自由和浪漫。

可是在学校里，白天，他们的时间被课程和重要的起居用餐占满，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

怎么办呢？

没关系呀，少睡一点就好，点灯熬油，看书到半夜，早上七点还得准时起床上课。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去上课，都睡眼惺忪。

每天早上，茨威格跟忙着打仗一样，急急忙忙奔向学校，有时候连脸都没洗干净，一边走，一边嚼着抹上黄油的面包片。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睡眠不足，看书过度，导致他满脸菜色，看起来极不健康。

在学校，他看起来邋里邋遢，既不注重穿着，也不在意打扮。

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买书上。

所以，连结交女友的时间都没有。

八年中学，茨威格完成了人生重要的成长和蜕变。

1900年，茨威格勉强通过了结业考试，令人厌倦的中学大门终于在他身后关上了。

而他的前面，打开了另一扇大门，那就是维也纳大学的大门。

人生，不断向前，不断成为自己。

但有时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坚定自己的方向。

1900年，茨威格成了维也纳的一名大学生。

然而，该学什么专业呢？

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问题，但对茨威格来说，这不是问题，甚至根本不需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内心，早已献给文学。

在他看来，好的书籍要胜过好的大学，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上过中学，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

他觉得，大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但对一些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大学没用，甚至还会阻碍人的创造性。

尤其是维也纳大学，因循传统，根本就没有哪个教授的学科对他有吸引力。

所以，他选专业的标准很奇葩：

不是哪个专业学科最吸引他，而是哪个专业最不让他头疼，最能给他自由。

最终，茨威格选了哲学。

因为这个专业，考试最容易蒙混过关，他要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来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服务。

于是，大学生茨威格，光上学，不上课。

别的同学在上课，他在看自己喜欢的书。

别的同学在上课，他在写自己的诗。

别的同学在上课，他去看戏。

一切时间，自由安排。

他将过去的诗作，进行了一次严格的筛选，汇编成集。

然后，他摸着胆子，鼓足勇气，将诗稿寄给出版社。

不久，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拿到校样的书稿，他心里砰砰直跳，激动不已。

拿到样书，他不知疲倦地查看着。

不久，书真的出版了，他又像孩子一样，跑到书店，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还是角落。

随后，他又随时关注各方评论。

1901年，茨威格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

这本诗集得到了诗人里尔克的赞赏。

人生的路，需要慢慢走，人，需要一点点慢慢靠近自己。

从中学开始，茨威格就不断有文字在杂志上发表。

但他一直不敢向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报刊投稿。

维也纳最有影响力最权威的报刊，就是《新自由报》。

在茨威格的父辈眼里，能在《新自由报》发表自己的文字，那就是一件特别有出息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茨威格终于鼓足勇气，将自己的一篇文章投给了《新自由报》。

编辑很快就告诉他，过稿了。

文章发表后，他的兴趣爱好，更是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文字在《新自由报》发表了。

此后，他几乎每周，都在《新自由报》上发表文字，这让他成了维也纳的名人。

走到哪里，只要被人认出来，就是一阵议论。

成了名人，有人会很开心，但茨威格很烦恼。

他讨厌这些东西。

于是，一天早晨，他告诉父母，他要去柏林上大学。

父母当然不会反对。

茨威格去了柏林，每学期去学校两次，一次是为了做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上签名盖章。

除此之外，没去过学校。

他说：

我到柏林寻找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有价值的、完美无缺的自由。

确实，在柏林，他像飞出笼子的鸟儿。

他的脚，开始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他从上流社会里走了出来，见到了一个更广大，更真实的社会。

更广泛地接触现实，却没有增加茨威格的创作欲望。

甚至，他压根就没有创作的欲望，因为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够真实，他甚至觉得自己压根就不会写。

于是，他去翻译那些大师的作品，想通过翻译，锻炼自己。

他要多观察，多学习，然后再创作。

1904年，茨威格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大学的课本通读了一遍，总算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从此以后，外在的生活完全自由了。

多年后，当茨威格站在人生的边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说：

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都是为了取得同样的内心的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艰巨。

自由。

美好的自由。

它之所以令人向往，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是因为，不想做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了。

大学毕业后，茨威格去了巴黎。

出去，既是为了寻找风景，也是为了寻找自己。

他去拜访那些有名的作家、诗人，他和里尔克谈诗歌，和叶芝谈人生。

其实，他谈的都是自己。

然而，出去，还是要回来，漫游虽然令人愉快，但始终需要一个可以稳定的地方，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

离开中学后，茨威格就积攒了一大堆书、画和纪念品，可是他没法将这些东西装进行李箱，拖着它们周游世界。

于是，为了给自己的收藏的东西安一个家，他在维也纳租了一个房子。

他给房子的装修很简陋，墙上贴着布莱克的素描，还有歌德亲笔书写的一首小诗。

茨威格一直在写作。

他不是在写作，就是在积累写作的能量。

工作之余，他收藏手稿，收集作家的手稿。

他的文字越写越多，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作品里，没有一篇让他满意。

他的收藏品也越来越多，其中却有许多让他满意。

他开始尝试戏剧创作，但他不歌颂英雄，而是始终关注那些失败者。

有剧院愿意演出他的戏剧，可是他的戏剧命运，实在多舛。

第一次被搁浅，是因为主演意外去世。

第二次被搁浅，还是因为主演意外去世。

第三次，同样如此。

茨威格觉得，这是一个诅咒。

有朋友鼓励他，不妨走出去看看，世界很大，去看了，你才会明白。

茨威格走出了欧洲，他走进亚洲，走进美洲，这是他一战前最后的安宁和幸福时光。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可以安安心心地写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隐藏在暗处的阴霾，终于笼罩着整个世界。

有人痛恨战争，有人鼓吹战争。

原先宁静的、热衷于追求文化的维也纳，也变得疯狂起来。

整个世界都变得疯狂。

茨威格说：

无知和愚昧统治着他们的大脑。

苏格拉底则告诉我们，无知，是一种邪恶。

茨威格就是痛恨战争的那一类人，他觉得，战争就是一种罪行，然而，他这样的想法，竟然让他遭到了无数排挤。

他的朋友们开始疏远他这个危险人物，他们的聚会，不再欢迎茨威格。

对此，茨威格唯有沉默。

后来，骂声越来越大，为了躲避疯狂的维也纳群众，茨威格也落荒而逃，躲到了偏远的郊区。

在郊区，茨威格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他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

这文章一出，茨威格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骂他，说他通敌，与敌人狼狈为奸。

也因为这文章，他开始了和罗曼罗兰长达二十多年的通信联系。

罗曼罗兰是坚定的反战者，与黑塞等人一直致力于反战事业。

为了反对战争，罗曼罗兰简直成了过街老鼠，就连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列为禁书。

举世皆睡，醒着的人最荒唐。

罗曼罗兰是，黑塞是，茨威格也是。

他见过了战争的残酷，见过了生命在战争面前的脆弱。

一位白发苍苍的牧师说：

我是即将入土的人，见的事情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类能犯下这样的罪行。

而此时，很多鼓吹战争的人，还在吹捧他们狭隘的英雄主义，茨威格明白了，要是在这样的谎言面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行动，那他就是罪人。

他通过文字来反抗荒诞。

可他的反抗，却让他被孤立了。

但他的反抗并没有停止，而是一直在继续，1916年，他创作了反战的戏剧《耶利米》，大获成功。

茨威格也给自己买了一栋房子，远离了大城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可是世界又陷入了一种战后的疯狂，精神类刺激药物横行世间，价值观淡漠，就连文化上，都是一片混乱。

茨威格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

我们往往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遭遇失败。

他决定，隐居起来，一心创作。

战后，世界慢慢恢复正常。

茨威格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早些的作品，他很不喜欢。

他要写出一些新的作品，于是，《情感的迷惘》《三大师传》《与魔鬼作斗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篇又一篇杰出的文字，被他创造出来。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而这个世界，也平静了几年。

茨威格并不是与世隔绝，他也会和朋友交往，出去旅行。

从1924年到1933年，欧洲是和平的，所有人都觉得，战争已经远去了。

就连茨威格也是，多年后，他说：

我们再一次像傻瓜一样以为，战争已经远去。

茨威格旅行，写作，读书。

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用赚到的钱去买收藏品，慷慨大方地购买名人手记，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

他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作家，还是身价颇丰的收藏家。

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贺的邮件和电报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可是茨威格却在想：

这一天，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首过去，他已经走过了五十载了，未来，是该勇猛精进？还是急流勇退？

他回到内心，听见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但愿会发生一些事情，将他从那种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拖出来，重新开始。

然而，他的这一愿望，很快就以某种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了。

1933年，希特勒掌权，一个混乱的时代，再一次到来。

茨威格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别，就再也没能回来。

茨威格的流亡生涯，拉开了帷幕。

最初，他很少觉得自己是流亡者，因为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他还是奥地利的公民。

后来，奥地利沦陷了，他被纳粹驱除了，不再被当成奥地利的一员，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战争，持续地影响着这个世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四处流亡，他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婚后，茨威格加入了英国国籍，前往巴西。

在巴西，他开始创作《昨日的世界》。

在流亡的后面几年，他没有出版过一本书。

8年的流亡生涯，所遭受的不仅是身体的颠沛流离，更有内心的痛苦折磨。

茨威格身心俱疲。

在完成《昨日的世界》后，1942年2月22日，他和妻子在公寓服用镇静剂自杀。

他曾用艺术反抗荒诞，可茨威格的好友罗曼罗兰却说：

“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然而，艺术真的无济于事吗？

不，那是心灵对心灵的呼唤，是美的希望，是寻找真理的曙光，真正的艺术，总会以某种方式照进人心的阴暗，让人们重新思考光明。

在《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有句话说：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

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

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

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

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

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

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茨威格抛弃了这个世界，但他心疼这个世界，所以还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只要再读他的文字，就能在他的文字里，重新再活一次。

当我们抱怨命运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

她那时候还太年轻，

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当我们摇摆不定的时候，他说：

只有一件事会使人疲劳——

那就是摇摆不定。

而每做一件事都会使人身心解放，

即使把事情办坏了，

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当我们欺骗自己的时候，他说：

一个人什么都能逃避，

惟独逃避不了他自己。

当我们害怕失去的时候，他说：

谁一旦发现了自己，

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失去。

谁一旦在自己的身上理解了人，

也就理解了所有的人。

当我们对世界妥协的时候，他会说：

人只要让步一次，就会不断让步。

一次妥协，势必导致一连串新的妥协。

这就是茨威格。

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活法，就是贴近自己的灵魂活着。

文|不有趣灵魂&素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