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贺子珍逝世，追悼会神秘男子前来送别，悲痛呼喊：姨妈，姨妈

1984年4月的一个春日午后，上海殡仪馆内哀乐低回。在贺子珍的追悼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送别者缓缓走过，向这位经历过长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老革命家作最后的告别。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冲到灵前，失声痛哭：＂姨妈，姨妈！＂这撕心裂肺的呼喊，让在场所有人为之一震。这位悲痛欲绝的神秘男子是谁？他与贺子珍之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深厚情谊？而他的身份，又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有着怎样特殊的联系？这一切，都要从贺子珍在上海的最后岁月说起。

一、贺子珍生命的最后时光（1984年）

1984年初春，上海的天气多变，忽冷忽热。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天气变化而起伏不定。3月下旬，她开始出现间歇性发烧症状，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重视。

4月初，贺子珍的体温开始不规律地升高，上海市卫生局立即抽调了多位专家组成医疗小组，每天轮流值守。上海市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派出专车接送医生，并安排专人负责药品供应。

4月10日，李敏从北京接到母亲病情加重的电话后，立即与丈夫孔令华赶往上海。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出现了间歇性昏迷症状，但在清醒时仍然惦记着工作。她询问护士关于上海市最近的工作动态，并叮嘱李敏要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4月15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前来探望。贺子珍勉强支撑着与他交谈，谈及上海的发展状况。这是她最后一次与外界人士交谈。

到了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当天夜里九点，她的体温急剧升至39.8度。医疗小组立即采取降温措施，但收效甚微。深夜11点，体温再次攀升至40.2度。此时的贺子珍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们连夜展开抢救。他们采用了多种治疗方案，包括物理降温、药物治疗等，但贺子珍的生命体征仍在持续恶化。次日凌晨，她的血压开始下降，呼吸变得急促。

4月19日中午，上海市卫生局又紧急调来了三位专家会诊。下午两点，贺子珍的心率开始减慢，医生们再次展开抢救。但这一次，各项救治措施都未能起效。下午三点十五分，贺子珍的心跳逐渐微弱，最终停止。

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做出安排。邓小平亲自过问此事，决定将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上海市委则负责安排追悼会事宜。

在贺子珍住院的最后一个月里，她的病房里始终摆放着一束鲜花。这是上海市妇联的同志们每周定期更换的。病房的窗台上还放着一盆兰花，是她生前最喜欢的品种。这盆兰花在她去世前一天，恰好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朵花。

二、追悼会上的重要人物

贺子珍的追悼会于1984年4月22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清晨六点，殡仪馆门前就已排起长队。来自全国各地的送别者们身着素服，手捧白花，在春雨中静静等候。

追悼会现场布置庄重肃穆。灵堂正中悬挂着贺子珍的遗像，遗像两侧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中央政治局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力群代表中央领导出席追悼会。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副书记杨浦、市长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场。

上午八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邓力群宣读了中央的唁电。唁电中特别提到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和长征途中的贡献，肯定了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付出。

随后，多位与贺子珍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相继到来。其中包括曾在长征途中与贺子珍共同抢救伤员的李伯钊，井冈山时期的战友黄火青，以及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谭启龙。这些老战友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9岁，坚持从外地赶来送别。

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与女婿孔令华在灵堂前接待来宾。中央组织部派专人护送贺子珍的姐姐贺怡从湖南赶来。已经83岁高龄的贺怡坐着轮椅，由护士搀扶着向妹妹作最后告别。

追悼会期间，一个特殊的场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队伍中，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是贺子珍在上海休养期间的主治医生张幼仪。1979年至1984年间，张医生每周都会定期为贺子珍检查身体。

上午十点，追悼会进入献花环节。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其中包括全国政协、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协等单位的代表，以及贺子珍生前工作过的机关单位代表。

正当献花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人群中冲出，跪在灵前失声痛哭，呼喊着＂姨妈＂。现场一时陷入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位神秘男子身上。

追悼会结束后，灵车缓缓驶向上海虹桥机场。按照中央的安排，贺子珍的骨灰将被护送至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机场候机楼外，数百名群众自发前来送行，目送灵车远去。

在追悼会后的档案记载中，这一天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人前来送别。其中包括120多名与贺子珍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300多名上海市各界代表，以及数百名自发前来的群众。仅花圈就收到了168个，其中既有中央各部委送的，也有普通群众自发献上的。

三、神秘男子贺麓成的身世之谜

追悼会上那位突然失声痛哭的神秘男子，名叫贺麓成，是毛泽覃与贺怡所生之子。他的身世，牵连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家庭往事。

1934年8月，贺麓成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当时他的父亲毛泽覃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母亲贺怡则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后不久，因革命形势危急，年仅三个月的贺麓成被送往乡下由外祖母抚养。

1935年1月，毛泽覃在军事行动中牺牲。同年3月，贺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幼小的贺麓成随即被送到贺家在湘潭的亲戚家中隐藏。为保护孩子安全，贺家对外宣称这是远房亲戚的遗孤。

1937年，贺怡获释后，形势仍然严峻，无法带着孩子四处奔波。贺子珍得知侄子的处境后，立即请托上海的地下党员将贺麓成接到上海。从此，年幼的贺麓成在贺子珍的安排下，以＂何子明＂的化名在上海生活、读书。

1949年后，贺麓成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他在校期间表现突出，多次获得奖学金。1953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在科研岗位上，贺麓成专注于半导体物理研究，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60年代初，贺麓成在半导体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但他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对外提及自己的家世。即便在文革期间，他也只是默默工作，继续进行科研。

1972年，贺麓成调任上海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他主持开发的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这项成果后来在多个重要工业领域得到应用。

工作之余，贺麓成经常去探望在上海休养的贺子珍。每次去看望，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向这位视如母亲的姨妈汇报。贺子珍也一直关心他的工作，常常询问研究所的情况。

1982年，贺麓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消息传到贺子珍处时，她特意让人送去了一封贺信。信中提到了他父亲毛泽覃生前对科技报国的期望。这是贺子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贺麓成提起他的父亲。

直到贺子珍去世，贺麓成始终保持着每月探望的习惯。他的同事们只知道他有一位在上海休养的长辈，却不知道这位长辈就是贺子珍。这种低调的态度，他一直保持到贺子珍追悼会那天。

在科研领域，贺麓成始终坚持在一线。即便担任领导职务后，他仍然亲自参与实验室工作。到1984年时，他已经在半导体领域发表了40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专利12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

四、贺子珍与贺麓成的特殊情谊

1937年秋天，上海街头雨雾迷蒙。一位地下党员将年仅三岁的贺麓成送到贺子珍的住处。从此，这位失去父亲的孩子在姨妈的庇护下，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新生活。

贺子珍为贺麓成安排了一个新身份：何子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她托付可靠的地下党员夫妇照看贺麓成的起居生活，自己则隔三差五前去探望。每次探望，她都会带去一些学习用品和衣物。

1940年，贺麓成开始上学。为避免暴露身份，贺子珍特意选择了一所普通的私立小学。她叮嘱负责照看贺麓成的地下党员夫妇，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的学习。每当贺麓成考试成绩优异时，贺子珍都会设法送去一本课外读物作为奖励。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贺子珍让人给贺麓成报名就读上海市立初级中学。这所学校距离地下党的联络点较近，便于保护。贺麓成在校期间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擅长物理和数学。

1949年上海解放后，贺子珍终于可以公开探望贺麓成。但她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从不在公开场合表露两人的真实关系。每次见面，她都会详细询问贺麓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状况。

1953年，贺麓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贺子珍破例出席了他的毕业典礼。她坐在礼堂后排，默默注视着台上发言的贺麓成。典礼结束后，她只是简单地祝贺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1960年代初，贺麓成在科研工作上取得重要突破时，第一个向贺子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贺子珍立即让人买来一套工具书作为礼物。这套书后来成为贺麓成案头的珍藏。

1978年，贺子珍因病住院，贺麓成每周都会抽时间前去探望。他常常带着研究所最新的科研成果向姨妈汇报。有时还会带去一些新研制成功的半导体样品，向贺子珍展示科研进展。

1982年春节，已经卧病在床的贺子珍特意叫来贺麓成。她将一个旧皮箱交给他，里面装着他父亲毛泽覃的一些遗物，包括几封家书和一本笔记本。这是贺子珍多年来一直替他保管的珍贵物品。

1984年4月，在贺子珍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她将一封信交给了贺麓成。信中详细记述了他父母的革命经历，以及她这些年来一直默默守护他的原因。这封信后来被贺麓成锁在保险柜中，从未示人。

在长达47年的时光里，贺子珍始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个侄子。她既是严格的长辈，又像慈爱的母亲。这份深厚的情谊，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五、贺麓成的后半生

追悼会结束后，贺麓成回到上海半导体研究所继续他的科研工作。1985年，他主持的一项半导体材料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成果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春，贺麓成受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半导体材料研讨会。这是他首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会议上，他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特别邀请他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

1988年，贺麓成升任上海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上任后，他着手改革研究所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以项目为导向的研究团队。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1990年代初，我国半导体工业面临重要转型。贺麓成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他带领团队开发的新型集成电路制造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使我国在该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93年，贺麓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院士大会上，他作了题为《中国半导体材料发展之路》的学术报告。报告中，他系统总结了四十年来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1995年，年届花甲的贺麓成主动申请退居二线，但仍坚持在实验室工作。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上。在他指导下，研究所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半导体专家。

1998年，贺麓成创办了＂半导体材料青年创新基金＂，专门资助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研人员。基金成立后的十年间，共资助了12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其中多人后来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2000年，贺麓成整理出版了《中国半导体材料发展史》一书，系统记录了新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历程。书中还特别收录了一些已故老科学家的研究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档案。

2002年，贺麓成将父亲毛泽覃的遗物和贺子珍的信件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研究这段特殊的革命家庭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2005年，已经年过古稀的贺麓成仍然每周到实验室指导年轻人。他经常说：＂实验室就是我的家＂。这年，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全部捐给了青年创新基金。

2008年，贺麓成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医。康复后，他将毕生积累的科研笔记整理成册，作为教材出版。这套教材后来成为半导体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

2010年，贺麓成在上海的家中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收藏了他多年来购买和收集的科技图书。每逢周末，他都会邀请年轻的科研人员来此讨论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