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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周武王在丞相姜子牙的协助下灭掉了昏庸无道的纣王。
从此商朝的历史的在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落下帷幕，以周武王开始的西周文明登上历史的舞台，开始诉说起属于周朝八百年的兴旺盛衰。
西周总结了商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并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多位先王的努力之下为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样它也延续了前朝的分级制度，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在社会地位进行区别对待，在对百姓的管理中缺少人文关怀。
一、等级制度分尊卑，贯穿西周始与末森严的等级制度是整个西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变和发展也自始至终影响着整个西周的发展。
在西周的等级制度主要分为三大阶层，分别为贵族、平民和奴隶。
其中在这个基础上又对有权势的贵族阶层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最后就将整个社会阶层分为天子、诸侯、御大夫、士、平民和奴隶一共六个阶层。
其中天子、诸侯、御大夫、士为统治阶层，平民和奴隶则是被统治阶层。
这六个阶层在社会地位和行使的权力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社会地位方面平民虽然和奴隶同样都没有土地，但平民有基本的人生自由，可以有自己的积蓄并选择工作地点等，而同样是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就只能统治阶级下的生产工具。
在权力方面，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臣子的士大夫们就相当于给天子工作的打工人，要听从天子的管理并服从其安排。
等级制度不仅体现在身份的象征上，它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也是有着实际的作用的。
例如在西周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妻子在经过一系列世俗礼仪后就能风风光光的成为女主人了，是内宅做主的第一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作为以妾为身份的妻子地位就要低很多，她们大多都是当做繁衍家族的工具和炫耀家族实力的附属品。
同样在西周重要的“宗法制度”中强调等级也是它最重要特点，大宗由嫡系的长子来继承和发展。
他所代表的宗族祖先基本意识和其权威的继承和发扬，其中的势力弱一些的小宗要对大宗绝对的服从，这里服从不仅仅是对宗族意识和权威的认可更是对国家政治和法规的服从。
另外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强调血缘关系，这其实就是对阶层的变相巩固，在西周大量的同姓和近亲结婚就能很好的说明此事。
二、阶层固化成事实，权贵更迭在人为道路的修建为阶层流动打下物理基础伴随着周公治礼和康成之治的到来西周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口都得到增长，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地区之间交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地区之间都修建了直道等古代的快速通道，这样就使得各地区人们的交流在现实的物理层面变的更加的便捷，也为各个阶层在整个西周的社会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流动性。
实际上就是机会变多了，但在这里机会包括向上的升迁机会，也包括了向下的衰落机会。
这也是很多有权有势的家族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西周虽然明令禁止同姓结婚，但各个家族势力为了自己发展和壮大的利益，让这道禁令形同虚设。
中央集权为下层人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保障《史记·周本纪》就说：
“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表面上看在这个时期天下太平，百姓生活相对安宁。
但在随后出土“师旂鼎”记录着这样一段铭文，大致的意思是军队要出征远征外族的异势力。
但是士兵们都不为所动，不愿意听从军队的指挥出征，即使军队用尽了一切手段也无济于事，最后没办法只能向上级汇报此事。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统治之中权力过于分散，各地诸侯势力都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地范围，虽然在西周的制度上有统一的纲领，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大家又各自为政。
出于这样的原因国家的权力开始逐渐向中央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君主为了防止诸侯、公族、卿大夫的篡权。
不得不开始削弱并打压原有的贵族阶层，重新选择有能力的士或者平民来辅助管理国家。
后来各国出现的变法和军功爵位制度都是为了中央集权和改变阶层固化而逐步出现的。这些制度的出现也为下层百姓向上流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战争产生的阶层流动性在周朝刚建立的时候，有很多的诸侯国。《吕氏春秋·观世》谓
“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荀子·儒效》谓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
“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诸侯国都被相互兼并了，最后只留下相对七个比较强的诸侯国。
与此同时各个诸侯国内部也都是有着极大的矛盾存在，这就让大夫也相互争斗起来，逐渐的权力就被集中到了个别诸侯的手中，而其他被灭掉的诸侯和贵族们不是死去就是逃亡。
这就使得很多的权贵阶层失去庇护沦落成了平民或者奴隶，让上级阶层开始向下流动。
与此同时到由于大批管理者失业和下岗使得诸侯对人才的渴求迅速增加，为选拔更多的人才下层人民就得到了大量脱颖而出的机会，这让下级阶层开始向上流动。
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区域内的商品活动也日渐增多，所以在这个时期国家也开始鼓励商人的发展，商人开始大量聚集财富，这让商人也开始向上流动。
婚姻产生的阶层流动西周虽然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国家，在婚姻方面也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定，如同姓不婚、交换婚、掠夺婚、贡献婚等。
表面上看都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实际“自由恋爱”形式结婚的人们也是大有人在的，男女双方两情相悦不会太计较对方出身，也不会太在意对方阶层。
反而是在结婚以后双方都会共同努力实现阶层共同提升的双赢局面。尽管如此最后能通过这个方法达到阶层向上流动的人们也是少数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西周时期“奔者不禁”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记载：“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 而会之。从这段可以看出国家会在每年的三月份让有恋爱关系又互相仰慕的男女可以下私下结婚，如果有不服从或者敢阻拦的人还会受到处罚。
当时很多地方诸侯国还专门为这些人提供了幽会的地方。
《国语·周语上》记载的密康公和“三女”的婚姻就是在“奔着不禁”前提，三个姐妹私奔了密康公，在周围看见这种情况后也没没有人上去阻拦，随后密康公便迎娶了这三个姐妹，也使得她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仕途产生的阶层流动不仅是男人，在西周时期女人也同样可以通过仕途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婚姻，周王宗室之女多在朝为官，如《周礼·春官》中记载的“内宗”官和“外宗”官。这类入仕的方法对女子的德行标准要求很高。
对于中低层的女子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和技艺进入仕途，在西周的内廷女官中有女酒、女幂、女祝、女史、女御、女工、、女祧、女府等官职，之后通过自己在各自岗位上政绩还可以进一步升迁。
让女子凭借自己的才华也可以在社会中脱颖而出，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历史是面镜子，告诉了我们想要的答案综上所述，从历史的角度上去看，西周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下，它也显示出了包容性很强的部分。
例如前文提到“自由婚姻”、“奔者不禁”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等方面。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包容的前提都是统治为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央集权而在世俗方面作出的长期妥协，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王权的统一和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普通人要想在世俗中快速的突破阶层的限制而获得更多权力和更好的生活，大致也可以效仿西周人民，从战争即社会大的变革。
如工业革命，改革开放等；婚姻；学习三个方向来实现最终的阶层突破让“咸鱼彻底翻身”。
参考文献：
《周礼》
《国语》
《吕氏春秋》
《荀子》
《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