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时候变一变了。
1
大招
杭州又放大招了。
就在4天前（3月13日），杭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这份文件释放的信息很多，概括起来就两个字：抢人。
例如征求意见稿提出，进一步放开学历落户——
对已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35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大专学历毕业生，可在市区办理落户。
在此之前，杭州只针对本科45周岁以下，硕士50周岁以下，缴纳社保即可落户。而如今，只需要满足“大专学历+35周岁以下”，缴纳社保就可以落户。
除此之外，以前是博士55周岁以下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如今——
硕士45周岁以下就可以“先落户后就业”。
技能人才落户的社保年限也有所放宽——
由原来的1年调整为6个月。
在投靠落户政策方面，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办理夫妻投靠和老年投靠落户时，实行同城化累计——
取消《浙江省居住证》条件。
如果你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城镇落户，更是基本取消限制，全面放开。
从这一连串的政策看下来，落户杭州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杭州第一次降低落户门槛。
早在2019年5月，杭州市曾放宽落户条件，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就可以直接落户。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2021年10月，杭州又将大学生落户门槛提高到本科。
难道落户门槛也像“夜壶”，需要的时候降低，不需要的时候就提高？更令人疑惑的是，号称要对标一线城市的杭州，为何选择在此时低下高贵的头颅？
2
抢人
杭州是有野心的。
时间回到2022年2月，杭州立了个Flag——争取跻身国内一线城市、全球城市第一方阵。按照目前的标准，换句话说，杭州想和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排排站。
▲图源网络
要实现这个目标，杭州有一定的底气。
在第一财经发布的“新一线城市”排行榜上，杭州长期排在前列。中国主要城市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杭州仅次于香港、北京、上海、深圳。这座城市的资金总量，在内地城市中也仅次于北上深广。
但杭州也有很多肉眼可见的差距。
例如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杭州的城区人口规模被划分为特大城市，离超大城市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当时的数据来看，杭州的城区人口规模甚至低于西安、武汉等同类省会城市。
▲图源第一财经
还有地铁客流强度，杭州也远低于北上广深，低于西安、长沙、成都等同类型城市。
很明显，杭州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但从近年数据来看，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已出现回落。
《2022年杭州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22年末，杭州全市常住人口为1237.6万人，与2021年末常住人口1220.4万人相比，增加17.2万人。
而在此之前的2015年至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分别增加12.6万人、17万人、28万人、33.8万人、55.4万人、160.5万人、23.9万人。
▲数据来源：杭州市人民政府统计公报
要知道过去数年，杭州一度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如今这种增长势头已经逐渐蔫了。
此外，杭州新引进大学生数量的增长势头也出现了回落。2020年，杭州全年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43.6万人，同比增长106%；2021年，杭州全年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48.3万人,同比增长10.67%。
但到了2022年，这一数据猛然降到了34.7万人。
一个背景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池”已经到了底部。联合国曾做过预测，到2035年，中国15-64岁人口将降至9.43亿，占比降至64.46%。
当人口演变为稀缺资源后，城市的焦虑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知道，我们过往常用的经济模式、玩法、产业升级，都是建立在中国有巨大的“人口红利池”的基础之上的。
这样的时刻，年轻人才就变成了各大城市的必争之地。理论上来说，抢到了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抢到了8个人的GDP。伴侣、子女、双方父母，这些人都能给城市带来经济活力和消费需求。
得年轻人就是得未来，得人才就是得长远。这一点，杭州很清楚，这次降低落户门槛，也是出于这个担忧。
但看到这个趋势的，不止杭州。过去几年里，中山、青岛、沈阳、南京、无锡、重庆、郑州等50多个城市持续加码新政，千万补贴、打折购房、落户零门槛等“强手段”轮番上阵，不惜血本拼速度、拼底线、拼福利，暗战一路打到了明面上。
就连一向傲娇的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都加入了“抢人大战”。杭州面临的，是一个“白热化”的竞争环境。
3
短板
杭州需要人，还有一个很少人提及但却非常关键的原因：补短板。
长期以来，杭州都笼罩在互联网的光环里。土生土长的阿里系，以及随之蜂拥而来的一众互联网公司，一度让杭州成为互联网之都。
形势的变化发生在2020年10月，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开炮之后，蚂蚁IPO暂停，互联网反垄断呼啸而至。也就是从那之后，爱说话的马云逐渐噤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是从那时候起，互联网裁员的风声就没有停过。
互联网之外，杭州的土地财政也很猛。2020年，杭州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超2500多亿元，排在全国第二，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123%。
更早的2019年，有人曾统计过，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但要知道，无论是GDP还是人口总量，杭州都没有挤入全国前五。
这种局面下，过去几年，杭州楼市是深圳以外飙得最猛的，有时候风头甚至盖过深圳。在2019年，杭州甚至出现了16次“万人摇”。
在那时候的杭州，要买套新房子，和买彩票中奖没太大区别。
迷恋互联网和土地财政的杭州，逐渐掉队于制造业的发展大潮。
2019年的时候，杭州GDP是1.54万亿，但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
此外，根据无冕财报局的梳理，2014-2020年，杭州的工业投资从710亿元下降到662亿元。对比同一时间，上海的工业投资由1156.44亿元增长到1574亿元，深圳由520.57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
“在工信部公布的第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中，上海和深圳各占两席，杭州一个都没有。”
细数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硬科技”领域，杭州似乎都没有太亮眼的表现。“涌金楼”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杭州信息经济的“三大软肋”——
偏重于应用层开发，基础层研发不足；
偏重于商业模式创新，技术突破不足；
偏重于政策引导发展，市场引导机制尚不成熟。
在国家大力发展硬科技和制造业的当下，如果还沉浸在互联网和土地财政的甜蜜里，还怎么冲击一线城市？如果继续滋养出高房价和一大批炒房客，还怎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问题，值得杭州深思。
马云沉默后，杭州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毕竟——
沿着旧地图，可找不到新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