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13日，一封越洋电报经纽约传到了香港，上面只有四个字——“货已启运”。

在香港收到这封电报的程思远老先生心情十分激动，他立即意识到，远在海外的李宗仁夫妇已经踏上了回国的路。

图|1965年7月李宗仁回国，在北京机场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需要指出的是，李宗仁夫妇的回国之路走得并不是那么顺畅，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得知李宗仁可能回国的情况后，立即派出了特务，打算趁着李宗仁夫妇回国的途中暗中下手，当时远在国内的周总理在李宗仁夫妇回国之前，便已经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做了充分的预备，这才化险为夷。

躲过了杀手的李宗仁夫妇与1965年7月17日晚从巴基斯坦乘坐飞机回国，路上还有消息称，国民党当局准备飞机途径金三角地区时派当地残余部队拦截。这一切都使李宗仁紧张万分。

一直到飞机平稳地飞过金三角，透过舷窗，李宗仁看到了云南的滇池，内心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总理也一夜未眠，他一直等候到了第二天早上，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时，周总理也放松了不少，这意味着李宗仁夫妇的确已经顺利回国。

7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停在了北京机场，周总理、贺龙、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连同原来国民党军将领111人一起到机场欢迎。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秘书程思远一起从飞机上缓缓走下，周总理赶紧上前握住了他的手。

李宗仁的心情自然是很激动，为了这条回家的路，他前后走了几年的时间。

当天晚上，周总理便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李宗仁。

图|陈毅

在回国后的一个月里，李宗仁先后与周总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士见面。

一天，陈毅回到北京后，专程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回国，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也一同作陪。

宴席中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宗仁笑容满面，就在这时，他在人群中忽然瞥见了一个很熟悉的面孔——张爱萍，尽管李宗仁此刻已经年过七旬，但记忆力仍旧惊人，他知道自己一定见过这个人，甚至还打过交道，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见过面。

李宗仁紧走了几步，突然上前握住了张爱萍的手，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们很面熟啊，是在什么地方会过面啊？”

张爱萍先是一愣，然后哈哈一笑：

“总统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就是在台儿庄战役……”

图|张爱萍

一听到“台儿庄战役”五个字，李宗仁“嚯”地一下子站起来：

“原来你就是……”

宴会厅里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李宗仁是桂系军阀，桂系在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始终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李宗仁、白崇禧还联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后来平定了两广事变后，与桂系达成了和解。抗战爆发后，桂系部队也听从蒋介石的号令，走上了抗日战场。

1937年10月，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

在抗战初期，由于中日双方国力以及军事实力的差距，国民党军一路溃败，随着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东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军徐州，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徐州地处南北冲要，如被敌占领，日寇就能打通津浦路，控制陇海线，到时候中国的情形将更加岌岌可危。

对于在徐州的李宗仁来说，局势的恶劣更让他如坐针毡，尽管淞沪会战一连打了三个月，一举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在我军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即便如此，上海、南京也没能守住。

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主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战局糜烂的情形下，我军急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来挽回军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并能够打破日军进攻中国的进程，而思来想去，唯有在徐州才有这样的战机。

1938年3月，白崇禧陪同蒋介石经武汉去徐州视察，并准备留在徐州配合李宗仁指挥。

也就是在临行前，白崇禧特意找到在武汉的周恩来询问对策。

那时周恩来正担任着中共驻武汉代表团副团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特意向白崇禧说明了这一情况，并希望李宗仁能够在徐州领导指挥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并且还强调：

“只要能谋划的好，必然能制胜。”

白崇禧深以为然。

可让人诧异的是，事后李宗仁却不见有任何动作，那时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已经分别进军，企图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会师，然后包围徐州，情况万分紧急，值此时刻，周恩来认为有必要派员前往徐州，去做李宗仁的动员工作。

思来想去，也就只有张爱萍最为合适。

图|1937年，张爱萍于上海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

张爱萍1936年6月曾在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任抗大教员，1938年受毛主席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就已经预料到，抗战爆发后，上海有可能最先沦陷，于是派张爱萍赴江浙，并在当地组织游击队武装抗战，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张爱萍换上了八路军军长，并被授予了上校军衔。

1938年春，张爱萍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奉调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

因为在抗大当过教员，张爱萍一到武汉，就以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被安排到友军工作组，负责对桂系的统战工作。

那时白崇禧对红军的游击战术十分感兴趣，曾在武昌蛇山抱冰堂开办游击训练班，张爱萍还在周恩来委派下，专程去授过课。

也正因为张爱萍对桂系做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周恩来这才想到要把张爱萍派往徐州。

1938年3月，周恩来将张爱萍找来，并对他说：

“爱萍，这次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什么任务？”

叶剑英告诉他：

“你去到徐州会一会李宗仁，帮他打一仗。”

图|周恩来

周恩来拉着张爱萍走到地图跟前，详细地对他说了个大概，并嘱咐他：

“前几天我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去做做李宗仁的工作。”

张爱萍深知此行的重要性，接到任务后毫不迟疑，立即出发。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李宗仁不是不知道徐州的重要性，而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在徐州打这一仗。

随着南京、济南相继失守，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本负责在徐州以北的防守，但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见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渠接连丧权失地，后来更是不放一枪撤过了黄河天险，导致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泰安、济宁，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门户洞开，给接下来保卫徐州一战增添了阴影。

尽管事后韩复渠因战不利，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可徐州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张爱萍到徐州后，立即赶往第五战区司令部约见李宗仁。

图|白崇禧

一听说是八路军派来的代表，李宗仁立即接见，但却见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心里不由得满腹狐疑。

张爱萍顾不上寒暄，一见面就切入主题：

“周恩来、叶剑英此前曾请白崇禧先生转达给司令长官一个建议，此建议白先生也甚表赞同。目前形势紧迫，故特派我前来聆听司令长官的高见。”

“周先生所言极是，对时局的把握真是高屋建瓴，我和健生均感到受益匪浅，只是……”

李宗仁犹豫了一下，最终坦言：

“只是具体的方案尚在商讨之中。”

尽管李宗仁话中的意思说得十分隐晦，但张爱萍却听出了一个大概，李宗仁其实心中并没有下定决心在徐州打这一战。

为了促使李宗仁下定决心，张爱萍慨然讲道：

“司令长官，请恕我直言。以我之见，此战非打不可，且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

“哦。”李宗仁眼前一亮：“请讲。”

图|张爱萍1938年元月在武昌为学生军讲解抗战军事战略

张爱萍侃侃而谈：“如果在徐州接敌，我们有许多获胜的条件。”

“其一、位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复杂，利守不利攻，此乃伏兵之地，若在此布阵，对我军有利。”

“其二、若在徐州打仗，不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劲敌，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可从战略上配合徐州守军，还能获得中央军、川军协同。”

“其三、自华北抗战以来，日军一路夺取济南，骄横之至、目空一切，此正暗合骄兵必败的道理，且孤军深入也是兵家之大忌，正是予以打击之有利时机。”

张爱萍一连谈了三条，见李宗仁眉头微蹙，始终没有任何表示，知道上面这些根本无法吸引李宗仁，于是张爱萍又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才促使李宗仁下定这个决心。

想到这里，张爱萍气愤地对李宗仁说说：

“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失去了民心。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现在是钧座和桂系提高众望的天赐良机。”

李宗仁所忧虑，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日军装备精良，加上兵员素质出众，的确是不好对付，贸然出战，只怕是伤筋动骨，自抗战爆发以后，日军从南北两面入侵中国，国民党军是一败再败，气势低迷，更重要的是，桂系一直以来便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不和，如果中途蒋介石撒手，白白消耗桂系的实力，也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应该说，张爱萍所提出的几条，都切中了李宗仁的要害。

李宗仁心中忽有所动，他目光灼灼地望着张爱萍问：

“你说要是打的话，该如何打？”

张爱萍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指着地图上的“台儿庄”说：

“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我也觉得就是用这个打法，而且最适合的就是在这里伏兵。”

李宗仁本就是一个富有爱国之心的将领，听了张爱萍言辞激烈的话，也被他的激情所打动：

“好，就在台儿庄打。请你转禀周主任和叶参谋长，让他们尽管放心，候我佳音。”

第二天下午，李宗仁又把张爱萍单独叫来，询问了他对于徐州战事详细的对策。

张爱萍离开徐州的第三天，李宗仁就把第五战区所属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叫来，商量台儿庄布防事宜。

事实上，整个战局确实如张爱萍所说，日军连续在正面战场取胜，志得意满，尽管板垣师团南下途中迭遭败绩，但位于西路的矶谷师团仍然不顾一切向南推进，事实上也为李宗仁诱敌深入至台儿庄地区奠定了伏笔。

图|台儿庄

台儿庄战事激烈时，蒋介石亲赴徐州，不仅亲自莅临战况最激烈的台儿庄南站视察，还鼓励守城的池峰城将军：

“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

池峰城激动表示：

“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

仅台儿庄一战，日军号称精锐的矶谷师团伤亡惨重，据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8日称：

歼敌万余人，坦克车被击毁30余辆，缴获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日方数据为第5、第10师团合计伤亡11984名，其中第五师团2月20日至5月10日共战死1281人，受伤5478人，第十师团3月14日至5月12日战死1088人，受伤4137人。此数据源自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三课对台儿庄战役前后日军伤亡的一个统计。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国人的精神。

图|李宗仁

张爱萍对于徐州劝说李宗仁一事，直至多年以后印象仍非常深刻：

“开始谈时，他（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李宗仁神气十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台儿庄大战也成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参与过的最著名的战事。

一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撤往四川。

此后岁月悠悠，李宗仁与张爱萍终究也没有再重逢。

离开徐州后，张爱萍于1938年4月下旬接到命令，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发展秘密党员，筹建游击队，9月初接到长江局指示，率部赴豫东与彭雪枫率领的部队汇合。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李宗仁回国后，两人才在陈毅为李宗仁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见面。

时隔多年不见，李宗仁不仅有些感慨：

“原来你就是当年恩来派来的那位高参啊！台儿庄大捷有你的大功！”

李宗仁拉着一旁的陈毅说道：

“张参议是大将之才啊。”

陈毅也笑呵呵地说：

”他现在是副总参谋长。“

图|李宗仁与白崇禧

李宗仁恍然大悟，一想起“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又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白崇禧来。

要知道抗战爆发之初，李宗仁、白崇禧也积极响应号召，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而白崇禧则被蒋介石接到了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

一个“副参谋总长”、一个副总参谋长，时移世易，也让李宗仁不由得感慨万千。

李宗仁看着张爱萍坦言：

“张副总参谋长比我那个白副总参谋长厉害得多啊！他没说服我，张副总参谋长三句话就说服了我！大将才！”

其实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张爱萍在军中主要负责的是政治工作，后来是在抗战时期，张爱萍才开始独立指挥作战的。

图|1944年，张爱萍在陈家港盐廪上指挥战斗

1942年初，苏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第三师首脑机关开始转移至盐阜地区，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新四军军部特别委派，时任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政委兼旅长、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兼政委，负责指挥盐阜地区反扫荡战役。

张爱萍之前担任三师副师长，主要统管军队教育、训练、编制、装备，突然转为指挥作战，不免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意味，可一向对党组织命令不打折扣的张爱萍还是勇敢的接下了任务：

“这次反‘扫荡’如果失败了，由我全权负责，撤职、查办，都服从组织的处理；如果反‘扫荡’胜利了，那就请组织上早点派人来接替我。”

可实际上，张爱萍指挥的反扫荡战役，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抗战胜利以后，张爱萍已经成长为军政全优的干部。

图|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人民海军初创人员，前左三为张爱萍

1948年年底，张爱萍伤愈回国，本立即打算投入解放战争，但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却交给他一个任务：

“中央决定由华东军区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命你为司令员兼政委。”

这对张爱萍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在了解到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后，立即接下了任务，短短一年的时间，到1950年4月，张爱萍就从13个人、几辆老式吉普车发展出了7个华东军区海军编队。

“受命即干，干则干好”

张爱萍将军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这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