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关乎美国自身的未来，更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格局。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内政外交动向无疑对国际社会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加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应对乏力，国际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荡与重塑。

美国选举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球在供应链经济安全、关键技术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进程。然而，无论新政府采取何种政策，西方国家似乎都难以摆脱内部分裂与政策不连贯的困境。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也为其他国家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寻求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

此外，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安全的关注不断增加，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动向也备受瞩目。无论是拜登政府对气候协议的承诺，还是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坚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合作与竞争格局。面对这些挑战，西方国家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定位和外交政策，以应对日益多变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美国政治版图上的一次重要变动，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在这场大选中，西方国家如何调整自身战略，如何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将决定其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霸权的未来，正悬于这一关键时刻的选择之中。

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全球各国都在关注。当美国人民走向投票点时，他们的选择将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CSIS新成立的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汇集了学者的见解，评估此次选举对欧洲、俄罗斯、欧亚地区、印太地区、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影响。虽然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带来诸多不同之处，但学者们发现，各地区和国家正在为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做准备，预计变化势在必行，只是变化的速度或强度将由2025年1月入住白宫的人决定。此次选举正值欧洲和中东的两场战争造成前所未有压力的时刻。这些局势发展和选举一样，正在迫使全球领导人重新审视他们与美国的未来关系，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可能发出政策连续性或不连续性的信号。

本报告《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全球影响》提供了涵盖全球的简明分析与预测，归纳出了一些共同的主题。

首先，许多人将这次美国选举定义为“成败攸关”的时刻。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和恢复，许多新的工作也已启动，例如在供应链、经济安全、关键与新兴技术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建立新的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这些工作如果中断，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下一届政府有责任促进政策的延续。对于许多与美国有往来的国家来说，焦点不仅在于总统大选，还包括美国国会是否能够向世界提供一致且透明的信号，以支持相关的立法、拨款和规则方向。

其次，下一任美国总统在上任时，不仅要面对欧洲和中东的两场战争，还要应对对手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这种合作正对全球秩序构成破坏性力量。此外，所谓的“摇摆”或“枢纽”国家——如南非、土耳其、巴西、印度等——也不一定会支持西方，而是采取观望态度。这些行动者将会测试新政府，虽然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会瞄准那些被认为脆弱的地方。对手国将会通过安全与经济胁迫等灰色地带策略，检验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的相对经验不足；而对特朗普，他们将会探测在“美国优先”的最小化参与框架下，美国盟友在多大程度上会屈从于对手国的偏好，而不引发美国的反应。

第三，全球各地的美国盟友和伙伴正在为美国总统换届做准备——并不是为了与美国脱钩，而是为了在安全事务上更加自力更生，并广泛加强与邻国的区域一体化。虽然盟友们欢迎任何延续拜登联盟政策的迹象，但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国内对深度参与的热情低迷，这将影响下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

在经济安全方面，预计政策将得以延续。然而，在贸易问题上，盟友和伙伴们正准备迎接特朗普惩罚性关税的回归。他们也清楚拜登并没有取消许多这些关税，包括对钢铁的25%关税和对铝的10%关税，哈里斯也不太可能采取降低关税壁垒的政策。然而，这并不会阻止英国和日本等亲密盟友，试探新政府对某种形式贸易合作的兴趣。

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入主白宫，人们都担心在当前战争已经证明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盟国都尚未准备好在没有美国提供核心能力的情况下捍卫自己地区的时刻，美国的安全存在可能减少。乌克兰战争显然表明了这一点。特朗普承诺“在第一天”结束战争，这将促使美国盟友迅速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注定是不完整的。而对于哈里斯而言，尽管对联盟的承诺相对强烈，但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强调自力更生和分担负担也不可忽视。

第四，世界将期望哈里斯政府能在气候承诺上保持连续性。特朗普对巴黎协定和《通胀削减法案》的敌意将成为与欧洲和亚洲政府之间摩擦的源头，但可能也会受到这些国家私营部门的欢迎，因为这削弱了对美国公司的补贴。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会试图推动“气候议程”，虽然不会明确提及气候问题，而是重点推动美国在建设关键基础设施、港口和机场方面的作用。

最后，尽管美国大选是推动变化的重要变量，但各国和各地区的国内背景同样重要，并将影响最终结果。例如，中国的经济放缓、失业率、房地产行业资不抵债和公众不满情绪，可能会导致外部行为变化，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下一届政府还将面对战争消耗严重的俄罗斯所带来的未知后果：大量的伤亡、过热的经济、日益减少的财政储备和劳动力短缺。在英国，左倾的政治动向可能会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引发新的联盟紧张关系（哈里斯则相对较少）。在日本，自民党内的新领导层也将成为特朗普或哈里斯政府面临的联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