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勃列日涅夫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当时，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景贤（曾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也被惊地目瞪口呆。

要知道就在几天前，即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阅兵仪式时，勃列日涅夫还是好好的，不仅在列宁墓前一站就是两个小时，甚至后来还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勃列日涅夫毫无疲倦之色。

不过，勃列日涅夫身体情况一直就不是很好，加上年轻时就有的坏习惯，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要知道11月7日莫斯科红场天寒地冻，勃列日涅夫一个76岁的老人本就受不住，况且还有病，所以一下子没撑住，去世了。

时任驻苏联大使的杨守正立即嘱咐李景贤，将这一消息通知外交部，当时外交部也对此事没有员，只能嘱咐驻苏联大使馆尽可能的汇报有关的情况和看法。

中国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要不要派人到苏联去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因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便已经持续恶化了20多年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苏之间其实尚有一段长达10年的“蜜月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仅仅两个小时后，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同年12月，在全国尚未解放时，毛主席就做出了赴苏联访问的决定，因为恰好赶上了斯大林70岁生日，毛主席在临走之前还特意带了礼物，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

这份礼物其实颇耐人寻味，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节、像橘子、大葱这样的物品确实难登大雅之堂。

图|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赴苏联访问

据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称，之所以选择送大葱作为贺礼，源于山东当地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两个山东人打架，只要给他们一根葱，他们立马就顺气儿了，不打了。

“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那么，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也正如阎明复所说，在过去中国革命期间，苏联曾对中国有过很大的帮助，但其实双方合作并不愉快，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说，双方都有“气”。

毛主席其实自己就很生气，据说警卫员李家骥在苏联请示毛主席日常饮食时，毛主席曾明确表示：

“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的是死鱼来，你就把它撇回去。”

李家骥心里很奇怪，因为毛主席日常饮食从来不挑，为了到了苏联以后态度大变。

一直到1999年春，李银桥才解开了这个谜。

图|李银桥晚年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出以米高扬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访问，并抵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可以说是将能拿得出来的好东西全都拿出来招待客人，都是自家养活的猪、鸡，鱼都是从滹沱河里面捞的。

然而在吃饭的时候，米高扬却指着鱼问了一句：

“这鱼是活得吗？”

尽管这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却反映出苏联人傲慢的态度，毛主席心里或许那时就很不痛快，后来到了苏联后特意强调“吃活鱼”，怕也是对米高扬的回应。

中苏之间一开始相处虽然有些许摩擦，但出于国际形势的考量，中国在建国之初其实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方面也确实给了中国很多支持和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了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调整了对华援助项目，并决定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双方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就包括核武器。

可也正如所想的那样，中苏之间的合作其实并非想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屡有摩擦。

图|毛主席

特别是到了1958年，由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一些事情上双方出现分歧，使得中苏关系之间出现了裂痕。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之间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一开始，苏联方面还对这一行为找借口，但是到了后来，就连借口也懒得找一个。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苏联专家被撤回国前，还被要求带走全部的图纸、笔记以及技术资料。要知道这些苏联专家遍布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及部门。

苏联单方面的行为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不久之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便不断在边境挑起一系列冲突事件，随着两国关系恶化，冲突也逐渐升级。

图|赫鲁晓夫

1968年1月，苏联动用装甲车冲撞中国边民，造成了中国公民4人死亡，这也是苏联方面制造的第一起流血事件。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迅速组织了自卫还击，整个自卫反击战，中方以牺牲20人，伤35人，失踪1人的代价，击毙苏军31人、打伤14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

比较出名的是，苏方当时还出动了最先进的T-62坦克，然而该坦克后来抛锚在乌苏里江冰面上，为了不使中方获得这一先进坦克，苏联方面将坦克沉入乌苏里江。然而到了4月，中方还是派遣人员捞出了这辆坦克，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总而言之，为了应对苏联方面的军事力量，中方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加强。

不过到了60年代末，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美苏三方关系后，适时向中国释放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方也对此积极回应，特别是从战略上，陈毅元帅还提出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苏联方面也因同时担心引起两面作战，不敢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战争，并积极同中国缓和关系，双方虽然没有恢复到之前友好关系，但双方仍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贸易关系。

中苏关系的变化始于八十年代初。

其实从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讲，中方仍然处于劣势，特别是苏联在边境的百万陈兵以及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

当时，苏联的导弹能够胁到我们所有的城市以及战略目标，而我们的力量只能威胁苏联在亚洲的部分城市。

经过老一辈儿革命家不懈努力，到八十年代初时，我们终于有所突破。

1980年5月18日，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

时任“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梁思礼激动的热泪盈眶，他高兴的对聂荣臻元帅说：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洲际导弹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消息自然引起了苏联的关注。

勃列日涅夫1964年继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在中苏关系上延续的一直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而且中苏关系持续的恶化，勃列日涅夫要负不少责任。

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勃列日涅夫也不能不考虑适当缓和中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趁着一次活动，在距离中国较近的塔什干发表讲话，释放出了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

事实上，中方的反应也并不慢。

在塔什干讲话后不久，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也是一次改善中苏关系的好机会，邓小平几乎是立刻指示外交部，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3月26日，即塔什干讲话发表两天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特殊之处在与，这是一次只答不问的新闻发布会，当时钱其琛只说了三句话：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不到一分钟的发言，第二天被刊载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苏联《真理报》对此进行了刊载，而西方各国媒体几乎是在一瞬间进行了转载，并发表了评论。

“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对中苏关系的变化，中方其实做了不少努力。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同时试探一下中国对勃列日涅夫演讲的态度，邓小平对此心知肚明，他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富建厅接见了齐奥塞斯库。

“勃列日涅夫讲得话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会上报告一改往日对苏联的谴责的句式，并重申了中国的主张。

总之，从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后，中苏之间便已经开始尝试性的接触，中苏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会突然去世。

“塔什干讲话”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是勃氏“绝唱”。

当时，中苏关系其实尚未获得完全恢复，国内对是否派人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也有一定的议论。

有的人认为，在中苏关系尚未转圜的情况下，不应该派人去，但外交部门包括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可以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中苏“间接对话”的外交成果。

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方式中，“葬礼外交”无疑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尽管这一形势不能够取代核心外交，但却可以用来解决一些通常外交方式不能解决的问题。

显然在这方面，邓小平更显得高瞻远瞩。

11月11日傍晚，驻苏联大使馆就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去世的三项决定：

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

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

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李景贤后来得知，这些决定都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做出的。

11月12日上午，使馆接到通知，黄华作为特使已经出发，除了要求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外，使馆还应另外再派四名工作人员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李景贤为代表团联络员。

黄华乘飞机出发后不久，邓小平立即指示发表一篇出面谈话，并请胡乔木来拟稿，按照邓小平的意思，这篇书面谈话后来也被用明码电报传给使馆，内容高度盛赞了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在之前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的努力。

当天中午11时，杨守正亲自到机场迎接黄华特使，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到了机场，两人闲聊时谈到了黄华登机前发表的那番书面谈话，杨守正见苏联方面对这篇书面谈话很重视，也不由得会心一笑。

黄华从飞机上下来以后，杨守正拉着他到一边，说了书面谈话的事儿，黄华也笑了：

“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

杨守正将书面谈话的内容递给他，黄华仔细看了一遍，不由得击节赞叹：

“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有意思的是，中方代表之间交流期间，伊利切夫就站在一边，事实上作为苏联领导人，伊利切夫也是一块“老姜”，他能够吃透邓小平发表的那篇书面谈话的精神，却并不清楚当中还有些细节。

无疑，苏联方面对黄华的到来表现出了足够的重视，当时中方代表递上的花圈，就摆在勃列日涅夫棺椁旁边较为明显的位置，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葬礼仪式上，黄华也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较为靠前的位置上。

图|黄华晚年

新任苏联领导人安德波洛夫在葬礼后也递话给使馆，希望能同黄华会面，不过因为前来参加吊唁的代表团特别多，最终只是采用了集体会面的方式，简单交谈了几句。

尽管如此，安德波洛夫仍然对中方代表表示了足够的重视，黄华特使后来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还兴奋的对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

李景贤后来回忆，事实上以黄华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这个级别其实不算是很高，但苏联方面每次安排，都将他安排在重要来宾的位置上，显示出足够的重视。

这无疑也说明，苏联方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重视程度。

外交部长黄华此次来苏联，无疑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葬礼结束后不久，黄华便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面。

双方一见面，葛罗米柯便表示：

“我这次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的表示，苏方主张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虽然黄华同葛罗米柯的谈话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对于已经中断了20年的中苏交流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图|邓小平

不过，安德罗波夫继任苏联领导人时以68岁，肾衰竭很严重，两年后就因病去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出席了葬礼，为表示对等，苏联方面也派出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继任的契尔年科担任苏联领导人时也70多岁了，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1985年3月10日因病去世后，中方也派出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出席葬礼，而这一次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亲自同李鹏会谈，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也能看出，中苏之间“葬礼外交”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效果，但没有取代正式流程的外交，双方关系的推动仍然很缓慢，钱其琛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同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磋商期间，双方也常常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一度让参与磋商的工作人员感到不耐烦。

李景贤记得当时钱其琛副部长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一直到1989年，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正式下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到中国同邓小平会面，彻底宣告中苏关系正常化。

有意思的是，早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一年，邓小平就对中苏关系定了一个调子，领导人会面只握手，不拥抱，这其中蕴含的意义可以说是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