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瞧办主任》

评定军衔的标准

《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都规定了评定军衔的 标准：

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

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

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

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

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

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

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少数可评为中尉;

副排级，任军官职务者可评为少尉，任军士职务者一般评为准尉。

据了解，这个评衔标准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正军、正师、正团、正营这几级，分别比外军低一到两级。

1955-1965年期间,我军实际授予的军衔基本上是按这个标准掌握的。我军评衔标准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1953年8月，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彼特鲁塞夫斯基中将在总干部部顾问卡苏林少将陪同下，到总干部部了解军衔制准备情况。彼特鲁塞夫斯基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根据苏军的经验，首次授子军衔时、一般应压低一两级。

据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调查，在准备授予中校军衔的60名干部中(绝大部分为正团级，个别为副团级)，对所评军衔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完全满意的。只有3人，占5%。他们说自己“贡献不大，能力不强，党和上级已十分照顾。”第二类是表示同意，但内心还不完全愉快的，有48人，占85%。这类人有的想提意见，但因不大了解全面情况，“没有理由，很难张口。”第三类是有意见，而且已公开表示出来的，有6人，占10%。第四类是公开发牢骚表示不满者，有3人，占5%。这类人怀疑上级看不起自己，要求转业或退役。可以看出，95%的人对评衔结果不是完全满意。

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1955年2月8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早在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

从后来评授的结果看，评授元帅的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 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9月16日，周总理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邓小平。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大将军衔的授予标准，未见到文字规定，但从实际授予的人员 实事 看，多数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也有个别正兵团级的。

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 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

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军级)，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符合，但后一项不符，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临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

中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人员，实际授予中将军衔的人员中有一名正兵团级和部分正军级者。

少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人员，也有部分正军级和战功卓著的正师级者。

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当时评衔的依据首先是干部的级别，其次是资历和功绩。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就比相同级别将领军衔略低。有些将领因特殊贡献，在评衔时适当放宽条件。据说军委总干部部本拟授皮定均为少将，授衔名单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处，当毛看到皮定均的名字时，提笔批下“皮有功，少晋中。”又为:“定均有功,由少进中。”皮定均去世后，夫人张烽在80年代曾向总政询问过此事，说当年大家都这样说，如果确实，希望看到毛的批示手迹。最后有关部门回答:经查证此话是毛当时口说的，未留文字记录。这一传说流传甚广，

但无独有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百战将星--韩先楚》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1955年下半年实行军衔制时，组织上从韩先楚的职务和资历考虑，以评中将军衔的意见上报的。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所以命令公布时，韩先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毛主席的文采，这两个传闻至少有一个不可信。

除此之外，对高级将领评衔还有个平衡问题。

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

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1973年一次军委办公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时，拉着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手笑着说:“陈士榘同志，假如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哩，都是井冈山的嘛。”毛泽东又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人、刘邓的人。”

王宗槐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我刚到总政不久，在一次部务会上听罗荣桓主任说过:我们的干部工作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他说，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到几个方面军;从抗日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都有不同的经验和工作作风，各方面的干部在一起工作，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负责组建总政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时，建议由原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任总政副主任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后来，总政机关各部门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和其他干部的配备，也是根据罗主任讲的原则，从各野战军选调来的。‘五湖四海’的选配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军的大团结，显示了政治领率机关的高度党性原则，为全军做出了榜样。”可见，当时还是很注意平衡各山头间关系的。

元帅和大将最后评定的结果，各时期的主要山头，至少都有元帅和大将各一人，这不是偶然的。

土地革命时期: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

红二方面军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红四方面军元帅徐向前，大将王树声;红十五军团大将徐海东。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一一五师元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大将徐海东、黄克诚;八路军一二〇师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

八路军一二九师元帅刘伯承、徐向前，大将陈赓、王树声;

新四军元帅陈毅，大将张云逸、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后从八路军一一五师调入。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元帅彭德怀，大将许光达;

第二野战军元帅刘伯承，大将陈赓;

第三野战军元帅陈毅，大将粟裕、张云逸;

第四野战军元帅林彪、罗荣桓，大将谭政、黄克诚、萧劲光;

华北野战军元帅聂荣臻、徐向前，大将罗瑞卿。

其实，不仅是元帅和大将，评上将军衔也有平衡问题。

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管高发 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故 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军衔，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上将，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中央军委还 任命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副政委。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瞧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