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师哲之女师秋朗回忆,1954年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之际,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访华,并带来了一个1吨重的纯金国徽作为贺礼。
毛主席看后并不高兴,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行贿啊!”
其实,相比赫鲁晓夫送来的其它礼物,这一吨重的黄金国徽根本不值一提,比如赫鲁晓夫这次访华,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还交还了旅顺港的海军基地,这些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在这些“礼物”面前,一吨黄金就显得太轻了,太庸俗了。这个纯金国徽反映的,其实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种复杂心态。毛主席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只用了“行贿”两个字,就无比形象地勾勒出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心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内部陷入了巨大的权力争斗,呈现出一种“三马同槽”的复杂格局。赫鲁晓夫当时就是“三马”之一,他是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排名第一的书记,但他此时的权力有限,主要负责文宣。真正的政治、经济大权,则分别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掌握。
贝利亚是个危险的人物,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朱可夫等人觉得自己迟早死于此人手中,于是他们私下联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宣布逮捕了贝利亚。
此事发生在斯大林逝世3个月后。据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忆,当时苏联向我们通报的情况是:
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打先锋”,说他是英国特务,贝利亚以为是和他开玩笑,赫鲁晓夫说:“我们正在讨论你的问题,什么开玩笑!”随即按动电铃,应声进来四五个小伙子,把贝利亚押到地下室,当场就枪毙了。
毛主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做法太粗暴了,贝利亚是苏共主席团(苏共最高权力机关)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处理他理应名正言顺,通过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而不是这么乱搞。
贝利亚死后,苏联就形成了“双雄并立”的格局。
马林科夫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赫鲁晓夫则在党内不断增强自己的权势。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一直暗中活动,试图搞垮马林科夫。他翻出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试图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当然,马林科夫也不会闲着,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正是在这种斯大林逝世,苏共内部竞争到了白热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此时的赫鲁晓夫,极度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他此行是带着目的来参加新中国国庆的,为了表示诚意,他和中国签署了七个文件,包括:
55年6月前交还旅顺口海军基地;将4个中苏合资公司完全交给中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为中国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并扩大原有的援建中国的141个大型企业。在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主动问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主席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按住,是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到毛主席的话“愣住了”,停顿了一会儿才会:“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还说了一些核武器既不能吃,又不能用之类的话。
毛主席听后回答: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之后,赫鲁晓夫还提出,想邀请中国加入东欧经互会。毛主席回答:这个想法不实际,双方差距太多,困难太多,如果稀里糊涂地挂上钩,将来的麻烦不堪设想。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强求,立刻改换了腔调,说中国是个大国,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发展前途广阔……
在会谈期间,毛主席还抓住机会多次旁敲侧击地提醒赫鲁晓夫,让他做事谨慎一些,说话要要有分寸,不要被敌人钻了空子。这是因为和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性格独特,有时候表现得粗鲁无礼,说话也经常不过脑子。赫鲁晓夫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
不管怎么说,在这次访华结束后,中苏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真正的蜜月期。
师哲曾和毛主席谈过赫鲁晓夫,他直言不讳地用“混蛋”来形容赫鲁晓夫的性格,认为他不如苏联的其他同志,比如莫洛托夫。
毛主席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而是意味深长又含蓄地对师哲说了一句话:“他们安定下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什么是“他们安定下来”?1955年7月,也就是从中国回国10个月后,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人全部打倒,至此,赫鲁晓夫真正地成为了苏联的头号人物。
当时赫鲁晓夫给他的这些对手扣上了很重的帽子,毛主席不以为然,说:“他们只是反对赫鲁晓夫。”
师哲晚年说:“毛主席智慧过人,常常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天机,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