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戴维·卡德、安格斯·迪顿和吉多·伊姆本斯，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其中，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他着重探讨了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警示我们关注技术进步的潜在风险。

技术进步无疑推动了社会发展，许多人认为，被技术取代的旧岗位最终会被新岗位所替代，因此无需担忧。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技术的变革周期可能跨越一代人甚至两代人。

对于个体而言，生命是有限的，旧岗位的消失和新岗位的出现之间存在时间差，这将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技术进步的红利往往首先被精英阶层、权力阶层和大公司所攫取，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技术进步可能加剧贫富差距，使大部分劳动者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无需司机，只需下单即可享受便捷的出行服务。然而，这种技术进步的背后，是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体影响的不对称性。

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技术带来的冲击，尤其那些仅拥有劳动技能的群体，可能难以抵御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技术应用的破坏性和益处之间的比例是截然不同的。

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对技术进步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他认为，应该引导技术应用普惠大众，并约束大型科技公司和精英阶层对技术的垄断，以避免技术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

在当今社会，关于技术进步的讨论 often 沦为非黑即白的争论。持有科技公司股票的“受益阶层”往往鼓吹技术进步，而忽略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技术的早期发展通常需要补贴，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早期用户的“成本补贴”。然而，当技术成熟并开始盈利时，这些早期的付出却往往被忽视。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不会主动考虑社会公平，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监管。

技术的变革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社会最终会找到新的平衡点。但是，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技术进步的“代价”。

技术进步早期，财富和权力会向少数企业家、资本和个人集中，如果缺乏监管和约束，技术可能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加剧贫富分化。

近30年来，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阿西莫格鲁指出，技术、权力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着技术垄断，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将形成新的垄断，对社会造成更大的风险。

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科技巨头对政治的介入值得警惕。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强有力的反垄断措施至关重要。阿西莫格鲁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提到了美国的税收政策：企业雇佣劳动力的税率高达30%，而使用机器或人工智能的税率仅为5%。

这种税率差异鼓励企业用机器取代人力，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阿西莫格鲁建议，应该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不平衡，对技术征税以补偿劳动者，并对雇佣劳动力的企业进行减税。

与之相反，在中国，我们仍在用劳动者的税收补贴技术进步。这在技术发展的早期或许是必要的，但到了中后期，就需要考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例如，面对数千万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如果大规模推广无人驾驶技术，可能会加剧失业，对社会造成冲击。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呼吁对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进行约束，并通过税收政策来平衡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影响。他并非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强调如何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这正是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