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团是指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由中国国民党组织的地主武装，也称为还乡队。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扶持逃亡地主、乡绅组织还乡团在农村进行 “反攻倒算”。其出现与中共土地政策调整相关，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转而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受此影响，部分地主豪绅害怕在 “敌我” 斗争中受到压制，产生 “变天” 思想。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这些逃跑到城市的地主豪绅携带大量钱财，在经济上占据优势，成为还乡团的主导力量。与地主交好的地痞、流氓则成为还乡团的骨干力量。

此外，因战争外出逃难的平民也是还乡团吸纳的重点。全面抗战期间，为躲避日伪势力的侵害，全国范围内都有 “跑反” 运动发生。经济实力不同导致 “跑反” 方向不同，生活相对优渥的地主和地痞恶霸逃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山东成为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后，部分平民产生 “地主回来不仅要夺回已分的土地，还要施加报复” 的思想，一些贫苦农民因害怕报复加入难民队伍。同时，恶劣的自然灾害也是农民外出逃难的重要原因，如194 年到1974年之间，鲁南、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致使农民丧失生计，只能外出谋生。

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国民党转为重点进攻后兵力不足，在攻防两端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将目光瞄准了逃亡地主和贫苦难民，以往从解放区和根据地逃跑的地主、乡绅、恶霸分子在国民党组织下返回家乡，这就是还乡团。

1946年8月，《申报》记述了还乡团的筹建情况：苏北、鲁南、皖北、豫东等地，难民奋起，组织还乡团，自动筹募武器粮秣，准备驱除暴力，迅速达到还乡愿望。兹已组成者，计有苏北之睢密、宿迁、杨山、邳县、东海、赣榆、沐阳等 24 县，鲁南之济宁、东平、郯城等1 县，共计49县，人数达20余万，正展开还乡工作。受国民党公开组建还乡团的鼓舞，逃亡地主迅速将斗争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8月14日，《申报》刊登一则外出逃亡地主致周恩来的联名函指出：“目前流亡在外之百万人，一旦愤起组织还乡队伍，抱必死求生之也，师行所至，宁不可扫荡其仇”。1946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还乡团的组织和联络办法，对其进行军事编组，发放武器弹药，使其成为具备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部分地主豪绅产生 “变天” 思想，逃亡城市后成为还乡团的主导力量。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这一政策使得部分地主豪绅害怕在斗争中被压制，从而产生 “变天” 思想。这些地主豪绅中，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对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大肆咒骂。由于他们携带大量钱财，在经济上占据优势，所以在还乡团组建过程中成为主导力量。

农民、地主等人因躲避战乱和自然灾害外出逃难，其中部分贫苦农民因害怕报复加入难民队伍。

全面抗战期间，为躲避日伪势力的侵害，全国范围内都有 “跑反” 运动发生。经济实力不同导致 “跑反” 方向不同，地主和地痞恶霸逃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缺少金钱盘缠的农民就在家乡周边来回躲藏。山东成为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后，部分平民产生 “地主回来不仅要夺回已分的土地，还要施加报复” 的思想，一些贫苦农民因害怕报复加入难民队伍。此外，1945 年到 1974 年之间，鲁南、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致使农民丧失生计，只能外出谋生。部分农民逃到城市后靠乞讨为生，为城市管理带来挑战。

国民党利用逃亡地主急于回乡夺回土地的心理，组建还乡团，人数众多且按照军事整编规格筹建。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转为重点进攻后兵力不足，在攻防两端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将目光瞄准了逃亡地主和贫苦难民，组织他们返回家乡，成立还乡团。1946年8月，《申报》记述了还乡团的筹建情况，苏北、鲁南、皖北、豫东等地难民奋起组织还乡团，自动筹募武器粮秣，准备还乡。已组成的有49县，人数达20余万，未组织各县难民也在继续筹组中。受国民党公开组建还乡团的鼓舞，逃亡地主将斗争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1946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还乡团的组织和联络办法，对其进行军事编组，发放武器弹药，使其成为具备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显然是按照军事整编的规格筹建还乡团。

由地主、恶霸、流氓和兵痞组成，武器杂乱，与土匪类似。

还乡团是由地主、恶霸、流氓和兵痞组成的一伙亡命之徒。从资金的来源到武器的配置，还乡团其实和土匪差不多，武器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农村进行 “反攻倒算”。这些人有的是某个土豪劣绅的私人武装，有的则挂着某某保安团保安大队的牌子。由于他们是本地人，对于地形和人都熟，革命干部躲在什么地方，谁是革命积极分子等等，都一清二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也需要这样的还乡团配合，扑灭革命的种子。

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杀人方式多样，如砍头、活埋、枪毙等，对女性进行侮辱性残杀。

还乡团凶恶残暴，对我党党员进行残酷屠戮。如刘胡兰，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就是死在还乡团的铡刀之下。还乡团的杀人方式多种多样，吊死、砍头、活埋等等。更有甚者，当众对于女性进行侮辱性的残杀。1947年5月27日，在山东省临沂县的一处刑场，国民党还乡团当众处决女共产党员吕宝兰。在监狱里的时候，她遭到侮辱，还在押赴刑场的过程中被扒光衣服，敌人在她的下身插上树枝，一丝不挂地游街示众，最后被残忍杀害。在1947年秋，各地还乡团的暴行令人发指。如莱西市河头店镇王家泊子村的还乡团分子带领驻莱阳城国民党军，捉住共产党员王守一、妇救会积极分子王守志妻等，将王守一和王守志妻活埋，将王世俭、王世杰枪杀；店埠乡还乡团尾随国民党连队窜回，在各村建立自卫队，屠杀革命干群，解放军6名战士因失掉联系宿在葛家疃村后一小屋里，被还乡团包围，3 人被捉，其中一人绑在杨树上扒心 “祭灵”，另2名一名被用骡子拖死，一名在就义时被路过的国民党警备旅长要去，死活不明；莱西南县武装部长孙乐先被还乡团捉住后受尽火烧、垫砖等残酷折磨，最终被大砍刀杀害；东张格庄还乡团在村西土井活埋15人，土改积极分子于克喜全家8口，被害5口，于永同全家4口被杀绝，他的小儿子刚6岁，被还乡团扯腿劈死，全乡被还乡团杀害181人；孙受乡被还乡团杀害735人，其中，藕湾头村被杀72人，朱家庄一口井里活埋49人，东赵格庄李广谦一家被杀害25口；牛溪埠乡大高岚村，有52名干部群众被还乡团杀害，年龄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仅是几个月的婴儿，28岁的妇救会长邢淑花，被捉住受尽折磨，刽子手将她的衣服剥光，全身浇上开水，烫起燎泡，再用扫帚扫，青妇队员邢桂娥、邢桂珍等6人，被挖支眼睛，有的被 “剪刺猬”、“照天灯”；院上镇被还乡团杀害442人，其中西朱东村被杀72人，该村还乡团多次活埋干部群众；姜山村还乡团捉住了本村和过路干部、群众141人，酷刑折磨后，全部活埋；李权庄乡被还乡团杀害426人，西三都有河村的还乡团回村后屠杀干部群众，村指导员邵恩贤被还乡团把割开口，将铁条捅进支在皮肉间乱搅，然后吹上气剥皮，进行非人的折磨。

为震慑革命群众，采取极其残忍的处决方式，如刘胡兰、吕宝兰等革命英烈就死于还乡团之手。

还乡团为了震慑革命群众，对于抓到的人采取极其残忍的处决方式。刘胡兰就是被阎锡山军队和云周西村还乡团用铡刀杀害。吕宝兰被还乡团抓住后，先被关押在缸窑厂，惨遭毒打和审讯，随后被押送到国民党鲁南绥靖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那里，王洪九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党组织的情况。吕宝兰咬紧牙关一言不发，王洪九便当着她的面对她的父亲、妹妹用刑。1947年5月27日，王洪九为了震慑群众，把周围乡村的百姓全都押来，让大家观看行刑。吕宝兰在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后英勇就义。王洪九杀人成性，发明了很多残忍的酷刑折磨人，尤其是女性。他让人在枪毙前对受害者游街，如将吕宝兰的衣服扒光，泼凉水后割掉乳房，下体捅入高粱秸，游街示众。他还会把女性受害者倒着吊起来 “点天灯”，用铁棍从下体捅入受害者像烤羊一样烤人。吕宝兰被枪杀后，赤裸的尸体暴晒在街头，一位年轻的国民党营长骑马路过刑场，对这位惨烈就义的共产党员心生敬意，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在了吕宝兰的尸体上，然后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骑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