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来找李宗仁，说：“趁蒋介石在广州，我们把他扣起来。”

北伐军元老张发奎有勇有谋，战功赫赫，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战无不胜，参加指挥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因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抗战时，张发奎率领第四战区官兵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相继收复南宁、龙州、钦州，国人无不拍手称快。

抗战结束后，如何安置张发奎，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在蒋介石心中，只有黄埔系和中央军才是“亲儿子”，地方军连“干儿子”都算不上，出身粤军的张发奎本身就不受待见，加上其一贯“刺头”的表现，更是让老蒋头疼。

早在中原大战时期，张发奎就率领手下与桂系军队联合，组成“张桂联军”，对蒋介石发难；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处决了“违反军纪”的何库长（何应钦的侄子，担任军械长）。

张发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时，主张严惩日酋田中久一。田中久一曾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战后在广州以战争罪行被盟国起诉，被执行枪毙。

信奉西方教义的蒋介石主张“慈悲为怀”，即使对待罪大恶极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张发奎的壮举，虽然令海内外炎黄子孙钦佩不已，可是在老蒋那却是减分项。

不过，张发奎毕竟立有大功，且粤军是必须拉拢的力量。几经权衡之后，蒋介石在1946年任命张发奎为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1947年改任广州行辕主任。

在哪个岗位上，张发奎都风风火火，他一上任，就对日本间谍开刀，无论是藏在西方国家领事馆也好，还是逃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也好，他都穷追猛打，将其全部抓获进行严惩。

此外，张发奎还顶住各方压力，严厉惩治了法国驻广州领事官员的情妇。

这些挺民族脊梁、壮国威军威的行为，却不合蒋介石的意，一贯奉行软弱外交政策的蒋介石，匆忙将张发奎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虽然依旧是上将军衔，不过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

1949年初，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进攻之下，以桂系为首的反蒋势力步步紧逼，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下野之前，蒋介石一纸任命状，“妥善”安置了粤军的主要将领。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

在明眼人看来，蒋介石心中的“小九九”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粤军与桂军地盘接近，都是地方实力派，为了争权夺利，自然有不少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老蒋是拉粤军打压桂军，至少让粤军保持中立，不对抗自己的“亲儿子”。

余汉谋、薛岳是亲蒋势力，蒋介石对他们俩毫不吝啬，给予的都是军政实权。对张发奎，蒋介石表面上很慷慨，大笔一挥，“陆军总司令”，表面上给足了面子，事实上却没有多少“里子”。

对上，陆军指挥部要完全听命于“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何应钦等老蒋的嫡系；对下，各“剿总”司令、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等军头，一个个飞扬跋扈，各有各的主子，根本不是陆军总司令能够驾驭的了的。

因此，张发奎虽然身居高位，可是实际上连一个师的兵力也调不动。

桂系走上前台之后，日子并不好过。解放军攻占武汉之后，白崇禧将华中长官公署迁至衡阳，华中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宋希濂却公然抗命，声称只听“老头子”和“顾总长”的命令，即使何应钦出面也不行。

指挥不动军队的何应钦，以自杀相逼，迫使“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他辞去职务。

肥水不流外人田，李宗仁想让居正当“行政院长”，白崇禧当“国防部长”，谁知反对力量众多，最终他无奈，只得取折中方案，让晋军出身的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身为地方军，却坚持对蒋介石早请示，晚汇报，丝毫不把李宗仁看在眼里。

7月15日，蒋介石飞到广州。张发奎向李宗仁建言，出兵扣押蒋。李宗仁断然拒绝了，理由是扣押蒋介石没有任何用处，他的兵照样调动不了，黄埔系的将领照样指挥不动，只会让局势更加艰难。

张发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自知大势已去，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老蒋知道了上面的对话，他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张发奎审时度势，不久后逃到了香港，退出了烂摊子。

在广州，蒋介石充分发挥“外战外行，内斗内行”的特点，在进一步挑拨余汉谋、薛岳与桂系关系的基础上，对白崇禧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让白对其深信不已。

白崇禧回去后向李宗仁表达了蒋介石的想法，建议如果军事上彻底失败，就随蒋一同去台湾。李宗仁当然知道蒋介石不可信，他没有同意，自此李、白分道扬镳，桂系力量大大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