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定安

朋友们看到这个标题一定很好奇，怎么回事那，差点被当做流氓抓起来？每一个时代都必然有它显著的特征，我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期间，由于思想僵化封闭，那时的人对男女关系非常敏感，单位里也总是有一些人热衷于说三道四，甚至于把所谓的“捉奸”、“抓流氓”当做最大的乐趣。我也算是“倒霉”，这事偏偏被我碰上了一回，差点被当做流氓抓起来。我于1968年底在北京市延庆县大柏老公社旧县村插队，在村里当了一年知青后被抽调到县里广播站当播音员。

1970年，我冲破重重阻力（因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播音员奇缺，单位坚决不放我走），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参军理想，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在海军航空兵一师肥东场站警卫连服役，我们部队驻地在安徽偏僻的农村，条件很艰苦。每天站岗执勤，军事训练任务也很繁重，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尽管下过乡也算是离开过家、吃过苦的人了，但总感觉时间过的很慢，对父母及亲人的思念日渐增长。由于部队纪律严格，规定只有干部和超期服役的老兵才能享受探亲假的待遇，所以我当兵三年没回过一次家。

1973年底我提升为干部后，直到1974年春节前我才第一次回到北京探亲，见到久别的父母和家人。那时参军是年轻人最大的愿望，部队干部更是社会上的佼佼者，社会上的姑娘 们都喜欢与部队干部谈对象，我穿着四个兜的干部军装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不少姑娘的眼光，亲朋好友都热情的给我介绍对象。我当时觉得自己年纪还不算大，对找对象这事并不太上心，每天都热衷于和同学朋友们聚会。家里和朋友给我介绍的女孩很多，但我只是实在抹不开面子时才去见上一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

有一天我在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知青打来的，她得知我回到北京要来看我。我们插队时分在一个公社，她在大柏老村，我在旧县村，两个村庄相距有5华里。当兵前我和她接触并不多，只有在公社开知青会的时候见过几面，她是清华附中的，1米67的个头，长得端庄清秀，写的一手好字，很有才气。说实在的，插队时我对她就有爱慕之心，用现在的时髦词就是“暗恋”吧。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下午3点在北海公园门口见面，见面后我们越谈越投机，相互介绍了三年来各自的情况，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俩到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就餐后，沿着马路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走到了不知名的一条小胡同里。北京的深冬已很冷，这时又刮起了西北风，我们都没穿大衣，就进到路旁边的一间简陋棚子里去避风。棚子里堆积着一些旧木材和冬储大白菜，我俩坐在一根长木头上又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的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这时我隐约觉得外边有些嘈杂，好像有一些人在小声说话，我们正准备站起身来走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喊“抓流氓啊”只见几个手持铁锨、木棒的彪形大汉蜂拥而入，搞的我一头雾水，女同学更是目瞪口呆，热恋中的温情全部被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小喜欢锻炼，学过摔跤、拳击，当兵在警卫连擒拿格斗是强项，那时也是年轻气盛，心想难道今天遇到打劫的了？随手抄起地上的一块砖头，对着这伙人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竟把他们镇住了。这伙人退到棚子外边后，我和女同学出去一看，外边黑压压围着几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可能因为我当天穿着军装的缘故，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有一个老大爷站了出来，挥挥手对大家说：“大家别围着了，不是什么流氓，是搞对象的” ，看热闹、起哄、围观的人群才百般无趣地散开了。我这时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拉着女同学的手赶紧离开了这个招惹是非的地方。后因部队调动频繁，我和这位女同学便失去了联系。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结婚也已四十几年了。我的爱人是军人，我和爱人相识、相知、相爱，非常幸福美满。每当我一想起当年和女同学见面时，险些被当做流氓抓起来的经历，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我看见现在的年轻人在花前月下无拘无束地谈情说爱，从心里羡慕他们，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侣。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