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 鸽

◉冯 曜

我的朋友杨默说他很可能会死，死态会像溺死在浴缸中的鸽子。他这么说的时候，双手还在滑稽地比画着。汽车停在侏罗广场的角落，我和他占据着车子的主驾和副驾。车窗外，许多孩子牵着手正奔向广场供儿童游戏的沙地。

听着他的话，我无动于衷。我还在想该怎么样着手拍那部短剧，剧本已经完成，所有演员也都说自己已经看懂了角色，可以开机了。但说到底，我才是导演。我思考的还有更多:一片海面，一处空旷无人的沙滩，椰子树，白云，几只在石头上攀爬的螃蟹。环境寂寞得有些过分，但只有这样，小特蕾莎才更愿意相信胡安带她来到这里不怀好意。海浪不断席卷，如同柔软的冷色调毛毯一点点儿推送而来，将沙滩覆盖。她赤着脚走在被海水浸没的沙滩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具已经泡得浮肿的尸体。尸体的脸部已经模糊，鼻梁处隐约露出白骨。是海水？她脱口而出，随后凝望着远处平静而辽阔的海面。一个男人从她背后走了过来，试图用双臂将她环抱，但她躲开了。很显然，并不是海水。她开口说道。镜头拉远，从海面上消失。

杨默再度开口:“去年夏天，在侏罗广场后面的游乐场里，我看到一只到处乱跑的鸵鸟。那只鸵鸟就在碰碰车和摩天轮之间的空地上奔跑，当时我和小琴坐在海盗船里。小琴说，爸爸，海盗船快要把我晃傻了，我看见一只不会飞的大鸟。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向地面看去。是只鸵鸟，我告诉她，鸵鸟是种很胆小的动物，不用害怕，它可能是刚刚从动物园区跑出来的，饲养员一定在找它。我又看了看，没看见饲养员，倒是看到了刘琪。她站在摩天轮前的等候区，身边站着好几个男人。我不太清楚哪一个男人会是小琴口中的叔叔。但是我并不想问她，我知道这个时候她看见刘琪一定会大声喊妈妈，然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更大号的傻瓜。你懂这意思吗，兄弟？”

“懂的。”我不想敷衍他，但更不想继续待在烦闷的车里重复这些无聊的话题。其实吧，他说这么多，想提的只有一个——刘琪。两年前，他们两个离了婚，没人清楚是为什么。一家三口，安安稳稳地过了很多年，突然之间，像大雨冲刷下的鸟巢，一下就倾覆了，没有了，破碎了。按他的说法，只是刘琪觉得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怎么合适。所以你就同意了？我问他。不。他反驳说，其实离婚的事是我提的，我觉得她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过下去了。这个说法极为敷衍，谁都明白不会这么简单，可我没有追问下去，只迫切希望他可以停下这种隔靴搔痒式的絮叨，只能开口。我说:“还是说正事吧。”

“开车吧，去黄岛。”他说。

“去那儿干吗，捉螃蟹？”

“差不多，走吧。”

我没说话，踩下了油门，驱车前往黄岛。

黄岛不是岛，是临近海岸的一个小镇。大学时，我曾听一个本地的同学讲，黄岛从前其实也是岛，清朝时填海造陆，用外地的黄土填满黄岛和陆地之间的海湾，才把黄岛变成海岸。我反驳说，这话不怎么真，海湾狭长深邃，要是填完得放多少黄土，再说土进了海不都变成泥随浪远去了。杨默说，沧海桑田的事其实都是说不准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在黄岛上完了大学，也差不多迷上了这个海滨城镇。那时，我们不怎么喜欢海鲜，也无意于像本地的小孩一样在沙滩上寻觅贝壳、螃蟹和冲上岸来的海鱼。我们前往海岸，在沙滩上踱步，只是为了捡游客丢下的那些塑料水瓶。我们不是喜欢干净，也并非充当清洁工，这么做只是因为塑料制品可以卖一个不差的价钱。杨默总说，我们两个其实是艺术家，而艺术家总有与众不同的独到眼光，只热爱获取的灵感和自由轻松的生活。日复一日，看着海水冲上海岸，我们躺在沙滩上，等着形形色色的人经过海滩丢下水瓶。

要知道，在海滩上时常会走来走去的其实不是游客，而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名义上，他们是在维持秩序，可实际上是来打扫卫生的。往往，海滩上人变少的时候，多数是黄昏，太阳西垂，柔和的暮气四处弥漫，雾霾般蒙覆着海面。变幻不定的云永远倒映在广阔的水面上，让人联想到水下蛰伏的活火山。我和杨默注视着彼此，心里却在偷笑，我们替他们干完了工作，捡光了这片沙滩上所有的瓶子和其他能卖钱的塑料制品。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捡到女人戴的发卡，挖沙子的铁锹、塑料铲以及被遗忘在沙滩上的衣服。一天傍晚，在收拾所得之物时，杨默有点儿惊讶地告诉我，他发现了一本书。他说，很可惜，不是什么好书，是本《罪与罚》，这书我看了很多回了，写一个大学生拿斧头把一个老太太给杀了。我说，老陀的东西怎么读都不烦，你不乐意要干脆给我吧。他说，给你就给你，不过看见这书我就想起件事，咱们在沙滩上晃悠这么多天了，连书都捡到了，怎么没看见那玩意儿。我问，什么？他说，浮尸。就是书里老写的，一个人被谋杀了或者自己跳了海，但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被海水送到沙滩上。

车里极其安静，杨默自从上了车就没有再说话。我投过目光去注视他。他始终倚靠着车窗，把脸扭向窗外。车窗外不断倒退着的居民楼和矮冬青，那景象平常得像衣架上的袜子。

“怎么，一上车就成哑巴了？”

他扭过脸看了看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抽烟不？”

“你抽，我不抽。”

他点燃了烟，把头扭正，望着前方的路。被点亮的烟头，像雪原中不易发现的红脸猴。

“你记得不，我和小琴之前有张合照，”他说，“就是站在合欢花下，我抱着她的那张。”

“记得。”

“那个时候她才四岁，”他说，“她那时候说得最多的是:爸爸，记得我小时候的事吗？我那个时候总是会笑，一个四岁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小时候的事？我告诉她，我已经忘掉了自己七岁之前所有的事，她到我这个年纪也准会忘掉的。有些事我没跟她说起过，我五岁的时候养过一条狗，养到十四岁，可以说是和我一起长大的。这狗是我妈从她妈妈那儿抱来的，我一直把它当朋友看。看它吃饭，也看它睡觉，就是后来没看它死。一个不留神，它让人给药死了。还是我妈说的，它被人喂了毒馒头，口吐白沫，无声无息地死在家门口。我看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具硬邦邦的尸体了。”

确实是尸体，杨默说，不过他们现在让人围起来了，说要保护现场，警察马上就会到。在他提起尸体这事的两个月后，竟然真的有具尸体被冲上了海岸。当时，我正在教室上着选修课。杨默发来短信:浮尸，速来。我挺困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他杀了人，预备抛尸，无奈技术太差，被人发现了。当然，这有点儿扯。另一种解释是:浮尸指的是他本人，他常常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和尸体没两样。那么，“浮”就是说他在海里遭遇了意外，被海草绊住，或者是被鲨鱼追逐。我会这么想主要是因为当时构思了一个鲨鱼连环杀人的侦探小说。起先，人们都把杀人案归结于变态杀人，因为只有变态才会在冰冷的海水里动手，而且把尸体弄得血肉模糊，看起来实在是恐怖。但随着更多的人下海，那只鲨鱼也就暴露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很狡猾，也很聪明，我没有对它用太多的笔墨，但它却是我小说里的主角。

后来杨默问我为什么没去，我撒了谎，说没看见他的信息。他叹息不已，说可惜了，你再想见可是见不到了。我说，其实吧，我对尸体没有什么好奇心，要真看见，整不好当场就吐在那儿了。他说，也是，哥们儿胆子大，有几个人还问我是不是医学院的，我撒了谎，说自己学药学，还认识了一个医学院的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就是刘琪。

此后，我时常会在构思小说神游时看见这样的场景:一个男人带着小他几岁的姑娘前往海边。天很热，沙滩滚烫，随处蔓延潮湿的蒸气。没有其他人，四下静寂，白云柔轻。椰子树宽大的枝叶不时摆动。她很高兴，但说不出是因为什么，也或许根本就没有缘由。二十岁的女人，第一次迷失，像闯入灌木丛的狼獾。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不是吗？不必哭泣，只需要褪去衣物，换上泳衣，就可以踏入海水，感受那时间震动里的一点儿永恒。但是尸体出现了，就在海岸上，在她兴高采烈跑到的地方。海水把它推了上来，可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看见这样的景象，因而变得不知所措。

我给杨默看过很多我写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个，因为我甚至没有动笔的打算。不管怎么说，这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多少是以他为原型的。直到他们离婚。曾经的这种幻想不可挽回地变成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之外的一种孤寂的幻影。无论那是什么，都不可能再代表或者隐喻他们，我这才将之具化为我的剧本。我用南美人的名字模糊了背景，这并不是掩耳盗铃，而是为了纪念我们在海岸上见过的那几个南美洲的女人。起先，她们戴着遮阳帽站在人群里，小麦色的皮肤很显眼，倒也达不到引人注目的程度。是杨默留意到她们摘下帽子时铅灰色的头发。很甜蜜，他说，让人想起盐渍好的杏子。我说，她们准是法国人。他说，不，可能是南美人，她们说的是西班牙语。我说，不记得你还懂西班牙语。他说，我也不会，但是曾经看过波拉尼奥访谈的一个纪录片，他的语言就和她们挺像的。那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人？我问。他说，这个嘛，西班牙人可能更优雅一点儿。我说，一点儿？他说，一点儿，他们应该不大会把皮肤晒黑。

“你有多久没有去过黄岛了？”他突然问我。

“两天，几天之前我们在那边开了一个剧本讨论会。”

“你们倒挺有雅兴，我有两年没去过黄岛了。”

“因为离婚？”

“也不是。”

“怎么？”

“离婚后的两个月，我又去了一回黄岛。不知道是为什么，总觉得有心结留在那边。那天下午，我买了点儿纸钱，开车去了黄岛。我妈死的时候非说要海葬，记得吗？骨灰撒进了长江，江水奔涌入海，说不准就会漂到黄岛。我挑了个没人的地方，站在海岸边烧了纸钱。纸灰飞扬，倒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她领我放的风筝。”

“阿姨的事，我也挺伤心。”

“都过去了。”他说，“咱们现在倒像是去干很多年前谋划的一件事，杀人，抛尸。”

在大学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近乎陷于一种单调的、重复性的生活。每天上课，下课，有时会逃课，干脆睡到日上三竿才悠悠然走出校门，来到海边。海滩上仍旧是记忆里惯见的游客踱步的场景。我们躺在温热的沙子上，百无聊赖地交谈。我第一次对杨默提到之前写的那篇鲨鱼连环杀人的小说，还说，这个故事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之前做过的一个梦。我说，你知道我最怕深水，第一是湖下，第二就是海下。一只巨大的鲨鱼在梦里和我对视的时候，我立马就吓醒了。杨默说，这个很正常。我说，我写完就交给写作老师看了。他问，老师怎么说？我说，老头儿说有意思，但又说幼儿园里的对话更有意思，建议我放学之后趴在幼儿园的栅栏门上仔细听听。他又问，那你怎么回的？我眼神空洞地望着前面的海说，没怎么回。他嘴角翘起，笑了一下，说，你应该告诉他，等我们放了学，幼儿园早就放学了。

然后呢？他问，其实这事最扯的地方在于鲨鱼不会杀人，说到底，被河马咬成两段的人也比被鲨鱼咬死的多。他说，你知不知道，有天我做了个梦，挺吓人的。梦见自己成了一个侦探，有点儿像雷德蒙•钱德勒写的那种，一无所有，总是靠辆破汽车奔波在各个事发地点。接着，有人委托我调查一桩杀人案。具体细节记不清楚，大致是一个女人无缘无故地死在了家里，不是谋财，也不是谋色，这女人的生活孤寂冷清，几乎找不到能提供线索的人。有人说，为什么不去她出生的地方看看呢？她的父母应该还活着。于是我顺藤摸瓜，一路摸了过去。那是郊区，挺荒芜的，来往没有几辆汽车，只有几头骡子穿过她家门口的那条公路。两个老人都上了点儿岁数，看起来还不知道女儿的死讯。然后，我为他们做了笔录，详细问了关于这个女人的事。和我先前预计得大差不差，她的前半生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在这个荒芜的地方出生，长大，之后像许多长在这里的女孩子一样，在一个男人的引诱下，骑着一头骡子逃离。那这个男人呢？我不禁发问。他们说，他是个得了重病的画家，很可能已经死了。他们还给我看了那个画家为他们女儿画的肖像画。是个黄脸女孩，不太好看，像在羞涩地笑。我想，调查可能就到这里了，在这两个人这里问不出别的。于是我返回了那个女人居住的城市，反复在她住的那栋楼下搜寻。有天晚上我上了楼，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在她死去的那个房间里踱步，然后靠在墙上审视。房间不大，近乎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实用性的床和几把椅子，以及一片鲜亮的血迹。我想，这就是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吧，正如秃鹫之于普罗米修斯，死去远比活着要好受。

就在这时候吧，谁知道呢，一个人总是记不清梦里准确的情况，只有感受，而感受正像把自己浸泡在一种未知的翻涌泡沫的液体里。说我看到了，这是假的——梦的本质就掩盖了一些东西，一如你生命里的未知——勿如说是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身后，正举起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他说最让人惊惧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当他转回身，只发现了一面镜子。

显然，杀人的人就是侦探，我说，但是为什么我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呢？

我提出了一种解释，梦无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很可能他把自己当成了死去的女人。他说不对，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侦探，而是杀手，侦探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杀手。侦探在思考案件的时候，代入了杀手的角度，而梦里，我的思维让身为侦探的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思想。

他还说自己长久以来都抱有一个念头，就是杀人抛尸，谋杀并非难事，难的是将一具尸体抛入大海，再找一个可以摆脱嫌疑的日子，让它浮出水面。

你真是个变态，我惊呼。

倒也不是，他说就是这个念头一直存在才让他保持了理智。他还说愿意告诉我他很早之前就想好的一个谋杀计划。因为我那个鲨鱼连环杀人的想法，说明在这方面我也多少有点儿天分。

“那还表明一个事实，就是我妈很可能是被我杀的。”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莽原》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