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图|毛主席

也就是在会议期间，毛主席会见了来自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波立特与高兰，聊着聊着便说到了9年前的“紫石英号事件”。

“当时形势是：如果‘紫石英’号不走，就使人下不了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就会尖锐起来。我们主要是对付美国，不是以英国为攻击对象。”

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那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蒋介石虽然再三恳请美方出兵支援，但美国却只答应出钱、给军火，却不愿意派兵，毛主席在谈话时也指出，那时美国在中国上海、南京、北平、青岛都驻有海陆空军，但基本上随着解放军的到来，他们都会快速撤走。

“英国也有一些，为数更少。”

可比起美国人来，英国人对解放军的力量一无所知。

图|紫石英号

一直到紫石英号被解放军炮兵打到搁浅。可让人意外的是，就在渡江战役后3个月，紫石英号却在我军重兵封锁的长江中下游的情况下逃之夭夭了，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也因“在舰员大量缺编的情况下指挥军舰逃出长江”而获得优异服务勋章。

一直到9年后，毛主席才坦言：

“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他们就赶快撤走。美国人员走得快，英国要慢一些。英国曾派“紫石英”号兵舰到南京接部队，被我们打中了一炮。后来它说是跑了，实际上是我们让它走的。它当时的燃料不足，我们给了一点油。”

一艘小小的“紫石英号”，反映的是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到收尾阶段，这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加中原野战军60万大军与国民党军80万大军鏖战。

为了这一战，国民党军几乎集中了他们最精锐的力量，可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赌上了一切，最终输掉了一切。

孤注一掷的美国人还继续把宝押在国民党当局身上，但同为西方国家的英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后，同新生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以维护英国在华的利益。

不过，因为战争尚未结束，英国人并不想表现的太明显，以免得罪国民党当局，所以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只是局限于非官方。

图|渡江战役要图

考虑到要同新生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当时以英国首相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要求驻华的外交机构在解放军占领这座城市前，尽量留在原地保持不动，以便于同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所以在渡江战役前夕，英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并没有像其他驻外使馆那样，积极疏散工作人员。

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谁能保证在战争来临自己并不受到伤害呢？

驻南京的英联邦使馆工作人员包括瑞士、捷克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希望得到英国的庇护，为保证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英联邦大使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会，由英国大使史蒂文爵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请求，希望能给予英国军舰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航行、并驻泊南京的权利。

事实上，英国在过去，曾凭借武装威胁，强行具有了中国内河航行权过。这还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时期，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但却把这套不平等条约也继承下来。

抗战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宣布不给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但美国除外，至于同英国，早在1943年双方便签订了《中英新约》，废除了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在内的一系列英国在华特权。

一直到1948年11月，英国此次旧事重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已经焦头烂额，尽管他们也不愿意再给英国内河航行权，但考虑到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但要求英国军舰每次进入长江航行时，都必须将航行细节通知南京方面。

图|英国远东舰队负责行动的副司令兼第5巡洋舰支队司令亚历山大·马登海军中将

这也是紫石英号后来为什么出现在长江江面上的原因，而且据资料考证，它也不是唯一的一艘。因为按照计划，军舰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轮换一次。

随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落幕，解放军逼近长江，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政府“代总统”开始筹划和谈。4月初，双方在北平开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项和平主张，并同时提出，如果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所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解放军最早将于4月12日渡江。

准确的来说，英国人还是大意了一些，不仅是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已经云集长江北岸的解放军。

尤其是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兼兼第5巡洋舰支队司令亚历山大·马登。当时他正负责派军舰到南京执行任务。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大使史蒂文等一大批人都已经意识到，在4月12日以后，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派军舰到南京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挑衅，但马登依然固执的认为在长江上与解放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应该能够承受”。

图|渡江战役要图

要知道当时就连美军西太平将舰队，这支当时在中国拥有数量最多军舰的部队，也不愿意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前派军舰进入长江。

1949年4月16日，马登下达命令，将停泊在香港的紫石英号开到南京，接替剩余燃料已经不足“三分之一”的伴侣号。

马登的错误也就此“铸成”。

紫石英号事件的过程非常简单。

在马登决定向南京派军舰的前一天，即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给出了20日为最后签字期限。

1949年4月19日，紫石英号抵达香港，与原定执行到南京任务澳大利亚护卫舰接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澳大利亚是属于英联邦国家，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举动会火上浇油，所以几次拒绝执行马登的命令，后来这个任务才落到紫石英号身上。

紫石英号的船员落地后，还与澳大利亚护卫舰上的水兵举行了一场球赛。

更重要的是，在紫石英号到南京前，英国人已经明明知道，4月20日以及以后可能会发生战争，但还是不顾一切的让紫石英号抵达南京，他们的想法是在4月20日之前就完成轮换。就连之前一贯谨慎的英国大使史蒂文公爵事先也未对英国军舰即将驶入长江向国共双方发出通知。

图|紫石英号被击伤的炮塔

而国民政府发给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的许可证实际上到当天下午，才发到英国人手中。在南京英国大使馆虽然在紫石英号出发前，虽然也给英国远东舰队发去了一封解放军可能在4月20日发动渡江作战的警告，可这份警告一直到当天晚上才到马登手中。

毫无疑问，一个大规模的战役，不可能是开战前两天才准备的。

早在淮海战役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经着手准备渡江作战，到淮海战役正式结束，中央便在1949年2、3月间决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上也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这时二野、三野以及配合作战的华东军区、中原军区，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20万，是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汤恩伯、白崇禧部近两倍。

在渡江战役前，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等各单位的炮兵已经在长江北岸架起了炮阵地，并封锁江面，并且明确接到的指示是，如果有外国军舰不听警告航行，可以开炮射击。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紫石英号傻乎乎的闯进来了。

1949年4月20日拂晓，在江苏泰兴以南七圩港江面配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六团一个连发现了紫石英号的踪迹，到上午8时时，紫石英号抵达扬州以南三江营江面，遭到了配属第八兵团的特种兵纵队炮兵三团警告，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炮三团开炮射击。

之后几天里，英军又陆续派出伴侣号、黑天鹅号，想把打搁浅的紫石英号拉出来，结果被我军一顿炮击，又给打了回去。

双方大规模的炮击发生在4月21日凌晨。

图|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

这天正是我军东、西集团（中集团4月20日晚820时渡江）预备发起渡江战役的日子，英舰伦敦号、黑天鹅号再一次突入七圩港，这一地段是我军23军预备渡江的地域，原本陶勇计划是，先发三枚黄色信号弹警告，但结果就是，炮兵6团1营3连的2炮长梁学成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下令炮兵开火引发双方炮战。

尽管英军损失惨重，但我军同样伤亡不小，躲在江堤后面准备渡江作战的23军202团团长邓若波不幸在炮火中牺牲。

事后，叶飞与陶勇商量，一致强调是英国人先开的火、

这桩历史公案一直到多年后，才由当事人披露。

本来当时中央最担心的是同美国人发生冲突，没想到却和英国军舰擦枪走火，尽管这一举动大涨军心士气，可在大战当前，确实不应再横生枝节，中央也在4月23日下令：

“无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在过去百余年来，英国仰仗着坚船利炮，无往而不利，很少有过吃亏，紫石英号事件一出，在英国政府内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从4月26日开始，英国下议院就针对此事展开辩论。

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首先做了简单的发言，声称英舰的航行已经得到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并且此前的航行也没有受到共产党方面的阻碍，只是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合法政权，以使英国政府来履行将该军舰行动通知它的义务。

话确实说得滴水不漏，符合政治家的一贯思维。

图|1949年4月20日《世鉴日报》(泰晤士报前身）刊载的"中国红军炮击英国战舰"

可艾德礼的发言却被英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反对，他声称：

“英国舰艇的航行许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履行的，而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当地局势才能做。”

英国保守党、工党为此展开争锋相对的辩论。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文章中称，在紫石英号事件中，英国首相是丘吉尔如何如何，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便在大选中败北，以至于他后来还引用了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所以在紫石英号事件的处理上，丘吉尔领衔的保守党始终与艾德礼领衔的工党持不同观点。

尽管艾德礼已经强调了紫石英号进入长江是获得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批准，但保守党议员指出：

“英国军舰驶入中国内河早已经不合法。”

图|艾德礼

而有议员更是尖锐指出：

“英国军舰干涉中国事务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其在中国内水对中国人的敌对行为早就引起了中国所有方面的愤恨，而英国军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已因1943年的《中英新约》废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前几个小时进行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航行，显然会引起共产党军队的愤怒。”

我认为，这句话说的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对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一事，丘吉尔态度强硬：

“我们在中国水域没有一艘航空母舰，怎么向侨民提供保护？我们必须立即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

与此同时，海德准将也站起来表示：

“建议立即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空中掩护，派出飞机！”

图|丘吉尔

丘吉尔想法也容易理解，他被艾德礼击败后，始终想重回首相宝座，并且始终认为自己最有资格统治英国，此次事件自然也可以被看做是他重回首相之路的标志，毕竟对外强硬可以笼络一大批拥趸者，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丘吉尔在战后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反苏反共，并且一贯持轻视、排挤、敌视中国的立场，这番言论也比较符合他的人设。

相比于丘吉尔的聪明装糊涂，艾德礼并不笨，他很清楚英国面临的局面，特别是在二战后的情况，对英国而言，中国很显然不是一个对手，而是一个经济贸易领域完美的合作伙伴。

对丘吉尔的发言，艾德礼明确表示反对：

“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根本没有发动进攻的建议。”

尽管艾德礼本身是打着息事宁人的想法，妥善处理此事，可在英国人骨子里政委援助 ，还一贯保留有“日不落帝国”的架势，但人民解放军的气势，却让他本能的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棘手。

针对丘吉尔“派航母”的言论，1949年4月3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新华社电讯稿，并回应道：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进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

因为当时新中国还并没有成立，而解放军又不承认英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所以英国想要通过正常外交渠道来解决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双方就紫石英号的谈判，后来只被限制在地区级别，由时任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与英国紫石英号新任舰长克仁斯商谈。

一开始英国依然咄咄逼人，一再要用“过失”字眼，想要保全面子，但我军显然不可能接受，袁仲贤坚持要在内容中加入“擅自入侵”、“罪行”等字眼。

不过，紫石英号最终逃遁，而双方谈判一事也不了了之。

不管如何说，紫石英号事件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一次，这一点就连英国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报纸上这样写道：

“三十年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如果二十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所有外国军舰就会纷纷开进长江教训那些不安分的中国人。各国使节也会严厉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外国报刊也会喧嚣鼓噪要求进行报复……可惜现在不是一九二九年而是一九四九年了。”

但在后来处理事件过程中，中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方）充分展现了处理复杂疑难事项的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建国以后可能所面临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月后，解放军解放广州，香港也门户洞开。香港本就是中国领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受英国殖民统治，很显然这一战我军将一雪前耻。

时任香港总督的葛洪量尽管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但他也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可就在这时，随着中央一声令下，解放军停下了脚步，葛洪量也接到了中共从私密渠道传来的消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图|逃出长江的紫石英号（1949年7月31日）

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也是的香港后来成为当时祖国大陆唯一一个对外沟通的渠道，也因为这个渠道，英国也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国法律之上的政府”，并准备与中国互派使节，1954年双方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这里谨向在紫石英号事件中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